净土宗八祖莲池大师及其思想特色 王堃 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以后，至隋唐而进入兴盛期，产生了中国化的八大宗派，一时宗派并立，繁花纷呈，气象万千。然而在历史浪潮的冲刷洗礼下，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等大都呈衰微态势。至明清以后，影响最大的宗派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尤其是净土宗，成为各宗的共同指归。在广大民众和非知识界，流传深广，影响最大，即使是王公贵族、文人雅士，也不乏皈依这一宗的善信大德。较之以往，明代的净土信仰有两大特点：一是兼修净土法门的名僧几乎都有关于净土信仰方面的着述。例如：梵琦有《西斋净土诗》数百首；庄广还有《净土资粮全集》；德宝有《莲邦诗选》；传灯有《生无生论》；智旭有《佛说阿弥陀经要解》、《净土十要》、《大病中启建净社发愿文》等；袾宏有《往生集》、《净土疑辨》、《答净土四十八问》、《西方愿文略释》、《戒杀放生文》等。这在净土宗史上是空前的。二是明代净土信仰更重实行而不那么玄想，更道德化而不那么理论化，反映了佛教的进一步社会化和世俗化。莲池袾宏大师是宋朝佛教向近代佛教过渡的重要人物，其净土思想对明清以至近现代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大师生平及着述 袾宏（1535—1615），字佛慧，别号莲池，亦称云栖大师，俗姓沈，杭州仁和（今属浙江杭州）人。32岁出家为僧，依性天和尚披剃，在昭庆寺受具足戒。后遍参善知识，备尝艰辛。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归杭州五云山结庵而居，题名“云栖”。北宋乾德中，吴越国王钱弘俶曾为僧人志蓬在此地建云栖寺，后毁，袾宏复兴之，初仅茅庵数间，后渐成兰若，“法道大振，海内衲子归心”[1]，终为名刹。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七月，袾宏示寂，春秋81。清雍正中赐号净妙真修禅师。 袾宏一生传道弘法40余年，“其及门授戒、得度者，不下数千计，而在家无与焉。缙绅士君子及门者，亦以千计，而私淑者无与焉。”[2]最出名的有广应、广心、大真、仲广、广涌等，以及朝野名士宗应昌、陆光祖、张元、冯梦祯、陶望龄等。弘法之外，袾宏一生勤于笔耕，着述丰富，共30余种，由其弟子僧人大贤、居士李守一等人汇集成为《云栖法汇》，共3函，34册。据《云栖法汇目录》，分列如下： “释经”类共3种：《戒疏发隐》5卷（附《戒疏事义》、《戒疏问辨》）、《弥陀疏钞》4卷（附《疏钞事义》、《疏钞简辨》、《答净土四十八问》、《净土疑辨》）、《遗教节要》。 “辑古”类共16种：《诸经日诵》、《具戒便蒙》、《沙弥要略》、《尼戒录要》、《禅关策进》、《僧训日记》、《缁门崇行录》、《华严感应略记》、《往生集》（附《劝修净土三章》）、《皇明名僧辑略》、《武林西湖高僧事略》、《自知录》、《水陆仪文》、《施食仪轨》、《诵戒式》、《放生仪》。 “手着”类共11种：《楞严摸象记》、《西方愿文略释》、《戒杀放生文》、《竹窗随笔》、《竹窗二笔》、《竹窗三笔》、《正讹集》、《直道集》、《山房杂录》、《遗稿》、《云栖共住规约集》。 袾宏的上述著作，大都是谈论往生净土、解脱之道的。袾宏一生致力于融合禅净二宗，而以净土为归趣。德清评价说，“初，师发足参方，从参究念佛得力，至是遂开净土一门，普摄三根，极力主张。”[3]智旭评价说：“云栖袾宏大师，极力主张净土，赞戒、赞教、赞禅，痛斥口头三昧”，乃“真救世菩萨”[4]。近代名僧太虚大师说：“由贤教修净土，须至云栖莲池袾宏，始卓然为一代大师。……云栖法汇百余卷，皆教宗贤首，行专净土，而融通禅律及各家教义之至文，不惟明季以来，净土宗风之畅盛得力于师，亦为净土宗上下千古最圆纯的一人。”[5]其评价可谓高矣！故袾宏被尊为莲宗第八祖。 二、力倡持名念佛 袾宏以净土念佛法门为归，以“持名”为中心，认为“持名念佛之功最为往生净土之要”[6]。袾宏参访时，辨融大师要求他“一心念佛”，他一生便如此切实用功。化前遗嘱，亦只此一句“老实念佛”。袾宏认为：“《大藏经》，所诠者不过戒、定、慧而已”，而一心念佛，即是戒、定、慧。因为“戒乃防非为义，若能一心念佛，诸恶不敢入，即戒也。定乃除散为义，若一心念佛，心不异缘，即定也。慧乃明照为义，若观佛声音，字字分明，亦观能念所念，皆不可得，即慧也。”[7]（《示阅藏要语》）又说：“念佛一路，即是入理妙门，圆契五宗，弘该诸教，精微莫测，广大无穷。”[8]（《净土疑辨》）因此，袾宏劝所有人，不论男女老少、贵贱贤愚，都要念佛。他说： 若人富贵，受用现成，正好念佛；若人贫穷，家小累少，正好念佛；若人有子，宗祀得托，正好念佛；若人无子，孤身自由，正好念佛；若人子孝，它受供养，正好念佛；若人子逆，免生恩爱，正好念佛；若人无病，趁身康健，正好念佛；若人有病，切近无常，正好念佛；若人年老，光景无多，正好念佛；若人年少，精神清利，正好念佛；若人处闲，心无事扰，正好念佛；若人处忙，忙里偷闲，正好念佛；若人出家，逍遥物外，正好念佛；若人在家，知是火宅，正好念佛；若人聪明，通晓净土，正好念佛；若人愚鲁，别无所能，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若人悟道，悟须佛证，正好念佛。普劝诸人，火急念佛，九品往生，花开见佛。 他还针对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要求：极闲人要尽心尽力念佛，每日念几千声，乃至几万声；半忙闲人要忙时治事，闲时念佛，每日念几百声，乃至几千声；极忙人要忙里偷闲念佛，每日晨早十念，乃至日间或念几百声。 对于净土念佛的方法，袾宏把它分为四种：持名念、观像念、观想念、实相念。四种念佛方法中，以持名念佛（即专念南无阿弥陀佛）最为简便，同时功德也最广大。持名念佛又有三种：一是高声念；二是默念；三是金刚念，即绵绵密密，声在唇齿之间。 袾宏大师指出，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念佛，共同的要求是专心致志。他说：“念从心，心思忆而不忘，故名曰念。”[9]（《念佛》）真正的念佛是念从心起，心里不断思佛忆佛，永不遗忘，这才叫念。如果“口诵佛名，心游千里”，这是“读佛”而非“念佛”[10]（《念佛》）。佛教一般都教导人们不要“执着”，但袾宏大师认为不能一概而论，障道之着不可有，进道之着不可无，念佛就必须达到执着的程度，这是进道之着。他说：“念佛人，至于开目闭目而观在前，摄心散心而念恒一，不举自举，不疑自疑，皆着也。”[11]（《执着》）念佛的人要做到至心作观，无论开目闭目都见到相好庄严；无论摄心散心，念佛从不间断，不举念而自念，不怀疑而自疑，这就达到执着的程度了。这样，就能“不觉不知，忽入三昧”。他批评有些人念佛不专一：“彼今之念佛者，名为专修”，实则不然，他们为了祈求增寿命，便诵《药师经》；为了解罪愆，就拜《梁皇忏》；为了救济危难，则持《消灾咒》；为了求智慧，便念《观音文》，而把“向所念佛，束之高阁”。这实际上是对念佛“二三其心，莫肯信服”[12]（《佛经不可不读》），这样的人要往生净土就难了。 袾宏认为，念佛与读经是相辅相成的，他批评有些修净土法门的人，只贵把一句佛号直念下去，而对佛教经典不屑一顾。他指出：“佛经不可不读。”“予一生崇尚念佛，然勤勤恳恳劝人看教。何以故？念佛之说，何以来乎？非金口所宣，明载简册，今日众生，何由而知十万亿刹之外有阿弥陀也。”[13]（《经教》）所以，一切有能力读经的净土信徒都要同时研读经教，只有这样，才能把修净土放在更自觉的基础上。 袾宏倡导净土念佛法门，但不主张信徒烧身燃臂求生净土。唐代僧人智钦，专习禅业，又礼念万五千佛名，乃至百遍。后于柳州阿育王塔前燃一臂求生净土。袾宏认为，大乘佛经中虽然常常有烧身燃臂礼佛之记载，但“求西方者，当学钦公之习禅礼佛，不必效其燃臂。若能用燃臂之精虔勇猛，以治其恶习，则所燃亦多矣”。[14] 对于念佛的目的，袾宏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袾宏以前，多数人将念佛的目的理解为解决人死后的归宿问题。袾宏纠正了这一见解的片面性。他说：“念佛法门，人知为亡殁之归宿，而不知生存之利益……据实而论，求生净土本为成佛度生，既非图身后之乐，复何计身前之利与否哉！”[15]念佛不仅对来世有大利益，对现世也有大利益。从更深层上说，念佛是为了“成佛度生”，既不是图来世之乐，也不是为了身前的利益。 三、强调戒杀放生和社会道德 佛教发展至明代，由于禅法堕落和忽视丛林清规，出现了贬低道德规范的倾向，社会上的许多佛教信徒也把道德修养视为因袭常俗，口念阿弥陀佛，而造业本性不移。袾宏对此深感忧虑和痛心。作为一个佛教理论家和重实践的弘道者，袾宏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致力于重振佛门戒律和社会道德，并且更注重于实践的引导。他把戒杀放生作为净土信仰的必然要求，作为重要的道德培养方法，竭力予以倡导。 净土信仰强调慈悲心，讲戒杀放生。戒杀和放生戒分别是菩萨戒“十重戒”的第一款和“四十八轻戒”的第二十款，载于《梵网经·心地品》下半部。这部经在中国具有极大的影响，有很多种注释，其中以天台大师智顗的《梵网经义疏》最为着名。由于智顗的倡导，戒杀和放生成为浙江佛教的特点之一。袾宏竭力倡导，因之再作疏释，题名为《梵网经心地品菩萨戒义疏发隐》（简称《戒义疏发隐》）。 袾宏同时还撰写了《戒杀放生文》、《杀罪》、《医戒杀生》、《杀生人世大恶》等文，用许多栩栩如生的故事、事例和通俗的语言，论述了为什么要戒杀和放生，多次印行，传播极广，影响很大，声名远播。皇太后特遣使求取法教[16]（《慈圣皇太后遣内侍问法要敬以偈对》）。德清指出：袾宏“极意戒杀生，崇放生，着文久行于世，海内多奉尊之。”[17]在《发隐》中，袾宏常用设问形式，进一步发挥戒杀和放生的戒律。例如，儒者问：“墨子兼爱，号为异端，云何众生皆我父母？”袾宏答：“儒道只谈今世，佛法乃论前身，受身既历多生，托胎必遍诸趣。六道众生皆我父母，岂不然乎？惟拘近迹，不审远缘等之异端，奚足为怪。”[18]（《戒义疏发隐》） 在《放生文》中，他论述了为什么必须放生，并提出具体要求：首先，人们只要有机会，就应当不吝惜金钱购买动物，从捕者、屠夫手中解救动物，钱财不能常在，而解救生灵所积之福永存；第二，放生行为是最重要的，而不在于所放动物之大小与数量；第三，放生时要尽可能举行宗教仪式来诵经和念佛，这不仅能救动物之躯体（色身），而且能救其灵魂（慧命）[19]。袾宏曾讲《圆觉经》于杭州净慈寺，听者日数万指，如屏四匝，因赎寺前万工池为放生池。万历二十八年（1600），由袾宏劝募，居士徒众踊跃捐献，又赎回市内两座废寺，在两寺各辟一放生池，名“上方池”和“长寿池”，又于山中设放生所，救赎飞禽走兽诸生物。 在《戒杀文》中，袾宏列举了许多实例故事，说明杀生是最大的恶，是要遭报应的。他论述了七不宜杀生：生日不宜杀生，生子不宜杀生，祭先不宜杀生，婚礼不宜杀生，宴客不宜杀生，祈禳不宜杀生，营生不宜杀生。他还从实际出发，要求在上述七种情况下不能完全戒杀的人，应尽量少杀生，或不亲自动手杀生，逐步培养慈悲心。他建议每年开春时在墙壁贴上12张纸条，写上12个月份，以后整个月没有杀生，就在纸条上写上“不杀”二字。一月不杀为“下善”，一年不杀为“中善”，终身不杀为“上善”[20]。 袾宏汇通儒释，主张所有人都必须孝，他深责“为僧不孝父母者”，引《盂兰盆经疏》说：“大孝释迦尊，累劫报亲恩，积因成正觉。”引《梵网经》说：“戒虽万行，以孝为宗。”引《观经》说：“孝养父母，净业正因。”结论是：“为僧宜孝父母。”[21]（《为僧宜孝父母》）他又撰《出世间大孝》一文[22]，教诲所有人都要报父母劬劳之恩。他说：“人子于父母，服劳奉养以安之，孝也；立身人道以显之，大孝也；劝以念佛法门，俾得生净土，大孝之大孝也。”“孝子欲报劬劳之恩，不可不知此！”[23] 为了推动居士佛教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提高社会道德水准，袾宏70岁时撰写了《自知录》。《自知录》在内容上力图把儒家的道德伦理要求与佛教戒律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社会道德生活的典范。该书在写法上仿效道教著作《太微仙君功过格》。所谓“格”，就是框子、模子、规范，也就是写字的格线。按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将各种道德行为量化为一定的分数，将每日功过按分计算，月末年终结算平衡，以此推知，自己是获福还是遭殃。《自知录》把一切行为区分为两类，即“善门”和“过门”。“善门”又分为四类，即忠孝类、仁慈类、三宝功德类、杂善类；“过门”也分四类，即上述四类的反面。“善门”所得之分为正分（即加分），最高评分为一百分，最低为一分，如挽救一个判定死刑者之生命为一百善，即得一百分；平治道路（出钱一串）为一善，即得一分。“过门”所得之分为负分（即减分），最高分也是一百分，最低分也是一分。如故意错判一人死刑为一百过，即负一百分，故意杀死一小动物为一过，即负一分。这样就把居士的道德修持制度化，把持名念佛和修行结合起来，从而推动了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与《功过格》相比，袾宏在《自知录》中强调了三方面的主题，即忠与孝、社会道德和佛教修持。前两个主题与儒家的价值标准相一致，特别是在社会道德方面，除了有适用于一切人的善恶行为之外，还特别对几类人提出了道德要求。他要求官吏们不要贪污受贿，欺压百姓，不屈服于社会压力，断案公正，不能苛酷；告诫绅士们不要侵占他人财产，不要迫人出卖田地；要求他们慷慨解囊，修桥补路，多做善事，不可强逼穷人还债，不要虐待仆役等。袾宏所在的云栖寺享誉海内，被公认为崇信净土、严遵戒律的典范。由于袾宏对社会道德的提倡，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对居士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主张禅净融合 袾宏一生推崇净土念佛法门，但他对禅宗、华严宗、天台宗等均有很深的研究，力图调和各宗，融会贯通，尤其强调禅净融合，他对当时那种以念代参、以念为参和某些宗师那种学舌、效颦的现象，甚至“以打人为事”，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忧虑。 袾宏把佛说种种法门比喻为各种兵器，认为仁义之师在讨贼时，只要能战败敌人，就算达到目的了，至于使用什么兵器，即随人选用，不必计较。同样，学道之人，只要能够破灭惑障，就等于获得胜利了，至于采用什么法门，也随人选用，不可相互非难。《楞严经》云：“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决不能“参禅者讥念佛为着相，励行者呵修定为落空。”[24]（《种种法门》） 袾宏强调：“看经须是周遍广博，方得融贯不致偏执。”[25]（《广览》）佛经中常常有互相矛盾或不一致的说法，这是佛陀为了更有效地教化众生，随众生得度的时节因缘，并根据众生的不同根器而说的各种方便教法。如果以佛陀此时的说法去否定彼时的说法，那就难免偏执。“假使只看《楞严》，见势至不入圆通，而不广览称赞净土诸经，便谓念佛法门不足尚矣。只见达摩对梁帝语，见功德不在作福，而不广览六度万行诸经，便谓有为福德，皆可废矣。反而观之，执净土非禅宗，执有为非无为，亦复如是。”[26]（《广览》）学佛的人如果偏执一经的义理而谤斥他宗，必将误人慧命。 禅宗在表面上看，是排斥净土信仰的，据敦煌本《六祖坛经》载，六祖慧能曾说：“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在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六祖坛经》中，慧能这些话变得更尖锐，更有批判性，如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有人据此错误地以禅斥净，或认为禅净“不许互相兼带”[27]（《广览》）。袾宏认为：《坛经》是针对上等根器的人说的，无智的人看了，容易产生偏执。所以他说：“予尝谓《六祖坛经》不可使无慧人观之，正虑其执此而废彼也。”袾宏指出：禅净是一致的，“参禅不碍念佛，念佛不碍参禅。”[28]（《念佛不碍参禅》）他在《往生集》卷三中列举了大量禅净双修、而以净土为指归的高僧大德：百丈怀海禅师“化送亡僧，悉归净土”；黄龙悟新禅师“切意净业，有《劝念佛文》行世”；真歇清了禅师“专意净土，有《净土说》普劝四众”；慈受怀深禅师“专心念佛，谓修行捷径无越净邦”；中峰明本禅师“有《怀净土诗》百篇，盛行于世”；唐代白居易居士“发愿以偈赞曰：极乐世界清净土，无诸恶道及众苦，愿如我身老病者，同生无量寿佛所”；宋代苏东坡居士南迁日，画弥陀像一轴，行且佩带，人问之，答曰：“此轼生西方公据也。”如此等等，举不胜举。为什么这么多修禅者要兼修净土，以净土为指归呢？袾宏回答说：“参禅虽得个悟处，倘未能如诸佛住常寂光，又未能如阿罗汉不受后有，则尽此报身，必有生处。与其生人世而亲近明师，孰若生莲花而亲近弥陀之为胜乎？”结论是“念佛不惟不碍参禅，实有益于参禅也。”[29]（《往生集》） 五、积极推动居士佛教健康发展 明末，居士佛教的发展，直接得益于明末传灯、袾宏、智旭、真可、德清等名僧，他们融会各宗，以净土为归趣，撰写了许多著作，有意识地努力在士大夫阶层和民众中用一种易于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宣传净土信仰。其中，袾宏的影响尤为深广。袾宏的《放生文》，通过历史记载、稗官传闻、同代人的报告和个人经验等许多栩栩如生的实例，说明信善行必有善报，这类逸闻、奇迹神怪故事比较玄旨辩论，更能打动人的心弦，更有说服力。袾宏等人还广交朋友，耐心地回答信众提出的各种疑问。袾宏、智旭等人的着述中有许多是属于《示××》，即回答某人提出的问题。因此，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居士徒众。清代着名居士彭绍升（1740—1796）所编《居士传》是现存的三种到当时为止的居士传记中内容最丰富的一种（另两书为：朱时恩《居士分灯录》，刊于公元1632年；陶明潜《先觉集》，刊于公元1672年）。袾宏弟子有20人的传记见于此书。同时，在《云栖法汇》的《遗稿》部分载有袾宏给其弟子的复信二百余封，绝大部分连同弟子的原函一并收载，通讯者约一百人，足以说明袾宏弟子数量之多，诲人之耐心。从这些通信可以看到，袾宏弟子们的信主要是询问如何进行宗教修行，希望袾宏介绍最有效的方法。袾宏大都介绍念佛法门，有时也讨论禅净关系问题，回答弟子们在修行中遇到的困难和困惑。 与袾宏通信的弟子中许多人属于上层人士，《居士传》所载袾宏的20名弟子中，9人为进士，其中严敏卿、陶望龄2人官居要职（严、陶2人之传分别见193、216卷）；与袾宏通信的百余人中，四分之一有正二品到七品官阶，多任郡伯、邑令、中丞、大理丞、翰林院编修等职，这都是中级官吏，多数是文官，少数是武官；袾宏的居士弟子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都有法号，都是在受三皈依戒时由袾宏授予的。事实上，袾宏的居士信徒远不止这些，袾宏等人在下层民众中还有许多信徒，袾宏提倡戒杀和放生，提倡社会道德准则并身体力行，组织“上方善会”，会员每月月终前一日在上方寺聚会一次，集会时由一位僧人敲木鱼，会员们先诵经一卷，然后念阿弥陀佛五百或一千遍，每人献银五分，买蔬菜果品供养如来，鼓励会员捐资购赎被捕动物放生，也可携带鱼、鸟到寺中放生，集会时还讨论经论中的疑难问题，交流修持的体会[30]（《上方善会约》）。这种结社形式产生了很大影响，袾宏的弟子也仿效之。例如，陶望龄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夏天和会稽（今绍兴）南乡的友人成立了一个社，社录首端刊有袾宏的《放生文》；另一位白衣门徒虞淳熙也组织了一个社，名“胜莲社会”，集会地点在西湖[31]。这些净土会社常常是由少数几位思想相近的朋友为了相互鼓励和切磋而发起的，而后影响扩大，吸引了许多旁人。明末时期，民间结社是很普遍的，其中特别流行的是净土会社，一般称为莲社。 莲社由晋慧远大师始创于庐山东林寺，至北宋时，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元、明时代，净土会社常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他们夜聚明散，集众滋事，甚至用武装反叛朝廷。所以，袾宏大师特撰写《莲社》[32]一文，告诫僧俗男女结社要谨慎从事，要辨清真伪，识别邪正，不可盲从。他指出：“世有无赖恶辈，假仗佛名，甚而聚众，至谋为不轨。然彼所假，皆云释迦佛衰，弥勒佛当治世，非庐山远师莲社也。”慧远大师在庐山结莲社，“劝人舍娑婆而求净土，其教以金银为染心之秽物。……惟愿脱人世，而胎九莲”，而那些假弥勒之名所组织的白莲教之类的所谓莲社，却专以金银、爵禄、女色、衣食、田宅，引诱诸愚民，以售其奸。可见，真正的净土莲社与白莲教之类的所谓莲社“两者冰炭相反，不可不辨也”。因此，袾宏一向主张莲社“宜少不宜多”。他曾撰《在家真实修行》文劝世。其大意谓：凡实修者，不必成群作会，家有静室，闭门念佛可也，不必供奉邪师；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书，依教念佛可也，不必惟施空门；家有贫难，宗戚、邻里、知识，周济念佛可也。在《结社会》一文，袾宏不仅主张莲社宜少不宜多，而且主张“放生社，亦宜少不宜多”，加入放生社与否，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诚心慈救生灵，各人在平时都要随目所见，随力所能，买而放之，待到季终或年终，道友们集聚在一起，统计各人所放的数量，以考各人的德行，各以善业互相勉励，片时而散，既不浪费斋供，也不耽误光阴。 袾宏佛学造诣高深，生活朴素，以身作则，严守戒律，诲人不倦，具有很高的声望，被视为活菩萨。他对居士信徒和寺院比丘的修行同等重视，并且对居士的宗教修行给予多方面的指导，因而对当时乃至以后居士佛教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参考文献： [1][2][3][4] 《古杭云栖莲池大师塔铭》。 [5][6][7] 《儒释宗传窃议·灵峰宗论》卷五之三，浙江图书馆孤山古籍馆藏。 [8][9]褚柏思《佛门人物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p113。 [10]袾宏《普示持名念佛三昧》。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云栖法汇》，浙江图书馆孤山古籍馆藏。 [30][31] 袾宏《往生传·沙门往生类》卷一，《大正藏》卷51。 [32] 《居士传》卷43，《续藏经》册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