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者与盂县》之九：关于李长者之行迹考

盂县韩万德先生曾写过《李长者居盂行迹考》，其依据的资料就是唐碑，可能他没有看到比丘照明的序文，所以里面多有商榷之处。我们既然有了更早的序文作依据，就应该更正过去一些错误的东西。

对于李长者到底与李世民是什么关系，有的说是族兄，有的说是族弟，也有说是侄儿，由于作者手头没有相关资料，不敢妄加猜测，但系皇族，应该是明确的。

那么，他是哪年到盂县的呢？多处记载明确，即开元七年，有论者说是二十七年是错误的，因为与他在盂县的时间，和照明的序文有出入。他是开元七年从五台山到盂县的。我们知道，五台山与盂县北部相连，距离不是太远。按照明万历年间，镇澄法师所撰《清凉山志》卷4“菩萨显应”部分记载，李长者是在五台山见道的。他“见此地太寒，遂南行盂阳之方山，凿岩为龛居之，造论”。说明他是从五台山来的，至于来后的行踪，是否凿岩云云，则又当别论。照明的序文说他四十岁前是研究《易经》的，“年过四十，绝览外书。在则天朝，即倾心华严经。寻诸古德义疏，掩卷叹曰，经文浩博，义疏多家，惜哉后学，寻文不暇，岂更修行？幸会华严新译，义理圆备，遂考经八十卷，搜括微旨，开点义门，上下科节，成四十卷《华严新论》”。四十岁后，就不再看其他书籍，专注于研究《华严经》了。当时正好《华严经》有了新的译本，在阅读的基础上，他进行了梳理，佛教界称之分科判教，撰着了《华严新论》四十卷。

李长者到盂县什么地方了呢？照明的序说，他“游东方山，隐沦述论”。照明没有说在盂县还是哪里，而是说游东方山，东方山我们已经知道在盂县一侧，从遗址看，当时已经有寺院（上发现南北朝的瓦罐残片），且，因为有寺院，长者才来到这里“游”，否则，他到山上干什么？而寺院下面不远就是大贤村。照明没有说他凿龛隐沦，依据唐碑，他先在大贤村高山奴家住了三年，后到马家谷中五年，再到韩公庄上三年，共11年。有论者说马家谷在寿阳紫严山（亦名紫金山，在寿阳、榆次交界处）西南，这个说法没有资料证实，只能是附会了。而韩公庄在清乾隆版《平定州志》中却有记载。在“长者泉”条下，文曰：在韩氏庄，以李长者得名。证明当时韩公庄和长者泉的方位是明确的。查同一志书，寿阳方山条目下，没有长者泉，说明其在盂县境。我推测，可能在李宾山北寺。据大贤村村民讲，该村原不叫大贤村，而是称不贤村，后由于高家接待了李长者，改成了待贤村。“大”和“待”在现在的许多词语里，依然是同一个读音，如大夫。

但大贤村现在却没有高姓，倒是临近的南上社等村有高姓。访村民得知，南上社还有马姓，说明当时李长者从高家出来，并没有走太远，只是到了临近的村庄或山谷。查《康熙字典》，“谷”在《说文》指“泉出通川为谷”，《韵会》为“两山间流水之道也”。还有其他解释，但最原始的解释应该如此。秀寨当时山上就有瀑布，应该是他的隐居之地之一。有论者说，盂县鹿峪双鹤山系马家谷，秀寨为韩公庄，作者没有证据，不敢妄言。

照明序文说到他的异迹，只说他在逝世时，“时夜半山林震惊，群鸟乱鸣，百兽奔走。白光从顶而出，直上冲天”，其他没有提及。如果有伏虎驮经，天女奉食之事，作者不可能不记，因为那是比山林震惊等还要奇异的事情，作为弟子怎么会没有片言只语呢？而作者记述的事，比如，白光从顶而出等等，显然是他身旁的人所能见到的。这就说明李长者在逝世时，身旁是有人在的，并不是他一个人回到龛中坐化的。那么，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其他的灵迹是后人附会的。

伏虎之事，从当地传说看，确有其事。记载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山西卷———阳泉民间故事集成》关于李长者与盂县拦掌村的故事，说李长者被李世民召回朝中做官，他准备回去，却在冠盖村口遇到了老虎，他一想，伴君如伴虎，就打消了回朝做官的念头。后来冠盖村就改名为拦长村了，时代变迁，现在演变成了拦掌村。我们可以想象，人见到老虎往往会吓成一团，而李长者见到老虎，不但不怕，甚至还与它说话，这个人岂非异人又是什么？在《五灯会元》等书中，就记载有高僧与老虎朝夕为伍的事。如高僧法融，人称“懒融”，在牛头山幽栖寺北岩石室和小庵修行，禅宗四祖去找他，“绕庵，唯见虎狼之类”。所以，从这一点看，李长者不但没被老虎所伤，还与老虎说话，说明他是有道之人。这个故事，可能后来就演变成驮经的故事了。

双鹤奉食之事也经过了这样的演绎。当时盂县白鹤很多，从现在留下来的地名就有“双鹤山”，“上鹤山村”“下鹤山村”等。清人顾炎武游藏山的诗，也有鹤的记载。“水边寒啄鹤/松下晚樵人/恐有孤儿在/寻幽一问津”。据说，顾从来是实景入诗，说明在清初，藏山还有鹤的活动踪迹。按照唐碑记载，“双鹤前飞，神光引路”，清乾隆版《平定州志》和《重修盂县志》都有记载，在“双鹤山”条目下，有“李宾着论，双鹤集其前故名”，或说他去世后，双鹤在棺木前悲恋不去。我的推测，当时有白鹤经常相伴李长者是可能的，因为如现在的饲养禽鸟宠物一样，有白鹤经常出没李长者住处，所以有这方面的传说。

那么，为什么唐碑及后来的碑刻要进行演义呢？在天佑四年前后，这样演义的目的就是为了修建西方山的寺院。最近，我到了盂县永清寺，一僧人给我讲，永清寺现在为什么香火旺，因为这里是五台山的中轴线最前端，是飞机测量的结果。我不敢说他说的不对，但我也无法去证实。由此，我想到了方山寺的修建，如果在李长者去世170多年后，让人们愿意出资建寺，很需要一些传奇故事来调动，这样出现演绎的故事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想，李长者11年在盂县，如果不是写论，他在做什么呢？有资料说，他在马家古佛堂侧“宴坐”，这是不明佛理的人推测之语。佛教历史上，着名的法融和尚，在未开悟前，在山上搭茅棚小庵，确实在“宴坐”，人称懒融，而他在四祖的开示下开悟后，就从山上下来，给山下的寺院背米，可以供200多僧人吃用呢！李长者在五台山已经悟道，到高家就已经开始写论了，为什么忽然到了马家谷就“宴坐”起来了呢？而且为什么要单拿出五年，在远离人烟的地方写作呢？我们知道，他的着述从一到盂县就开始了，没必要再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再重新着述吧？况且，他又被称为“枣柏大士”，一天只吃十枚枣，一小块柏叶饼，哪里需要什么天女奉食呢？我认为，所谓天女奉食、口吐白光，都是后人的附会。

干脆说吧，李长者根本就没有离开李宾山附近的地方，他到盂县已经八十多岁，不可能在九十岁后，再到什么土龛写经，直到去世也没有到过什么土龛。但为了修建庙宇，只好这样演义了。加之，在宋代由于张商英的宣传，崇宁二年，皇帝又加封了李长者一个“显教妙严长者”封号，方山寺香火旺盛，而且又建了下寺即昭化院，从此，盂县这个曾经是李长者主要活动的地方倒不为人所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