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学角度浅析徐伯威居士的念佛效验 李豫川 成都徐伯威居士（1911——1986年），民国十八年（1929）在成都文殊院皈依彩灵法师，专修净土宗。他在1950年以前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辕、西昌行辕少将参议，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少将参军。1980年后任成都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1953年，徐居士身患重病，医药罔效，不得已将佛教天台宗的“止观法门”和道教的“通关展窍功”融合为一，创造了一种新颖的养生功法——自然功，朝夕习练。 众所周知，修持禅定必须懂得调身、调息、调心。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妄心的调伏。妄心调伏则智慧明朗，对身体的健康亦大有裨益。而徐居士降伏妄念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一心不乱地默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法门，实是收摄万念，最易下手，最为稳妥的一种方法。诚如彻悟禅师所言——“清珠下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伏。”倘若真能如此行去，自然生时远离热恼，死后径生安养，不离当念，得大法乐。 事实正是如此。徐居士练自然功仅两年，就治好了他的胃溃疡。再坚持练功七年，其所患的高血压、神经衰弱、腰痛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徐居士因蛋白质缺乏，患上了营养不良性水肿。医生言如果不把所缺乏的蛋白质品种补上去，水肿是不会消失的，并给他开了些“康复散”之类的药物。然而，由于当时食品奇缺，食不果腹，营养极度不足，导致水肿愈来愈严重，以致肿到全身发亮，两眼充血，躺下就呼吸困难，只能蜷曲着喘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医生护士也无可奈何，束手无策。最严重的一天晚上，徐居士听见左右的人都在给他准备后事，自料死在眼前，心情为之突变，那些一向纠缠不清的杂念妄想——不论是过去的恩怨好恶，眼前的得失是非，还是未来的希望憧憬，他都觉得没有必要再作计较，而一一烟消云散，齐齐放下。只想着万一非死不可，只有求佛接引往生西方，于是放下一切，摆好姿势（睡式），意守丹田，拼命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圣号。 如此坚持了两天，忽然内气大动，冲破由于高度水肿而显得阴冷沉重的脉络关窍，在全身运行起来。于是每隔1——2小时大量排尿一次，完全没有服药输液，也未增添任何营养物质，在最低劣的生活条件下，历十六天而水肿全消。 这一事实震惊了医生，也震惊了徐居士本人。他在经过长期反复的思索后，得出了如下结论—— 专注念佛入静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的自我疗法，它的主要作用是扶正祛邪，培元固本。徐居士正是于临死之际，丢掉了一切杂念妄想，在练自然功的姿势与意守的基础上，专心致志地默念“南无阿弥陀佛”，以一念代万念。这“一念”便在他的大脑皮层里形成了一个特大的兴奋灶，其强大的负诱导作用形成了广泛的保护性抑制。这不仅减少了大脑皮层本身的能量消耗，也减少了由于它的杂乱无章的发号施令而在全身所造成的能量消耗。 笔者认为：静坐念佛有明显的储能作用，可能就是从减少了能量消耗而来。医学实验已经证明，静坐念佛对基础代谢有明显的降低作用。正常人静坐念佛时，氧消耗量要比清醒状态低百分之十六；而正常人在熟睡状态下，氧消耗量仅比清醒状态低百分之十。这是静坐念佛的培元固本作用之一。 其次，静坐念佛使大脑皮层处于既广且深的保护性抑制状态，使得体内外所传来的各种刺激，都很难引起阳性反应，遮断了对病人的有害影响；也使由于长期病痛在大脑皮层所形成的兴奋灶与病痛之间的恶性循环被遮断，从而达到与封闭疗法相同的效果。这是静坐念佛的培元固本作用之二。 更值得重视的是，大脑皮层的这种既广且深的保护性抑制状态，消除了喜怒哀乐、忧思悲惧等情感因素对它的干扰，使它能够健全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调整作用，以恢复和保持有机体内外界环境的相对动态平衡。大脑皮层的高度抑制，使皮层下中枢得到解放，植物性神经的功能恢复正常。心动过速的会减缓，过缓的会加速；血压高的会降低，血压低的则会升高。不仅循环系统如此，其它如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等一切系统或器官的凡属神经官能性的病变，都会得到缓解和康复。这是静坐念佛的培元固本作用之三。 可能许多读者会问：“徐居士的营养不良性水肿怎么会在不补充任何营养品的情况下，单凭念佛练功的作用就霍然而愈了呢？” 要解答这一问题，首先应该知道，客观存在的人体（物），它的结构和功能，都是可以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心）加以改造的，这在佛教史上的一些高僧大德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正是由于他们长期坚持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地静坐念佛，从而使他们产生了一些奇功异能。古往今来，从来就没有一个三心二意、精神散乱的人能够取得大成就的。 专心致志、全神贯注的主观能动作用亦即人们常说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置心一处，无事不办”。这是一种人人所皆有的生理潜在机能的发挥显露。佛教史上的一些高僧大德，一入定就是几天几夜坐着不动，不食不睡，甚至终年以坐代睡，这正是他们的生理潜在机能在大脑皮层的既广且深的高度抑制状态下的发挥显露。 总而言之，人体的生理潜在机能的能量是很大的，它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分别发挥显露出来。徐居士的营养不良性水肿之所以能在不补充任何营养物质的情况下得到痊愈，正是由于他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地念佛练功，达到了气功入静的状态，从而使人体的生理潜在机能得到发挥显露（补虚导滞）的结果。中医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指人体本来就潜藏着克服病变和衰老的机能。 念佛入静的状态并不神秘，它是由于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地念佛而在大脑皮层所形成的既广且深的抑制状态，是任何正常人经过一定时期的训练都可以做到的。它是名副其实的用心理去影响生理的医学——而且不仅仅只限于医学。 佛教所说的用心理去影响生理，就是人们把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心理）应用到客观存在的自己的有机体（生理）上。只要在舒适安泰的情况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就运用这个主观自觉性去返光自照地观察客观存在的自己的一切情况——包括身体的姿势、感觉以及精神活动的情况。长期坚持这种生物回授性质的返光自照，就能形成一套用心理去影响生理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的工夫，很有利于身心健康。成都文殊院三大士殿的一副楹联说得好—— “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 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生还是无生。” 很值得反复玩味。要自在才能有自觉，要有自觉才能生智慧。智慧并不仅仅是聪明，而是身心归一而起的全体大用，也就是由于念佛入静而得到发挥显露的生理潜在机能。它的关键是自在，而自在的关键是放下，放下就是把杂念妄想的心放下来。只有把杂念妄想消除干净，才会“一念不生全体现”地发挥显露身心归一的全体大用的功能。正如前辈高僧大德所说——“打得念头死，许尔法身活。”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对境生心，不断地感受内外界的一切刺激，不断地分析综合作出反应——当下的信息感知，过去的印象记忆，未来的猜测想象，错杂交织，演化为各种各样有声有色的幻影，纷纭扰攘，永无宁息，连自己的存在（自在）都很难意识到；因此在静坐的时候很难做到专心致志，全神贯注。有的更是心烦意乱，精神耗散。自然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潜在的生理机能，也很难理解别人有这种能力。 笔者的体验是：人体的生理潜在机能，只有在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地念佛入静的状态之下，以念止念，以一念代万念，才能发挥和显露出来。它的发挥和显露的程度是同念佛入静的专注程度成正比的。念佛入静的专注程度越深，发挥和显露出来的生理潜在机能亦越大。而大脑皮层抑制状态的形成，则有赖于念佛入静的专注所形成的兴奋灶的负诱导作用，它们二者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 徐居士在1962年用自然功治好了自己的营养不良性水肿后，实际上已打通了气功家所说的小周天。此后二十多年（包括“文化大革命”浩劫），他又用自然功治好了自己所有的大小病痛，百治百愈，从而避免了药物化学因素的毒性反应。其记忆力、理解力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都没有随着他步入老年而逐渐衰退，反而有所增进。在他七十高龄以后，还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录和文史方面的文章。笔者1984年拜谒这位老前辈时，十分诧异垂暮之年的他还骨正筋柔，腰脚灵便，鹤发童颜——苍白的面庞重新泛起了少年时代的红晕。在当时还不算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所有主副食品均须凭票供应），其体重日增而腰围仍旧——增长的不是脂肪而是坚韧有力的肌肉，大异于当今国内都市街头随处可见的腰围臃肿，脂肪超重的中年人，真是奇迹！从而激发了笔者勇猛精进，修持禅定的决心。 至于徐居士所说的自然功的姿势（调身）、呼吸（调息），都是以舒适自然，自由自在为原则。其坐式的练法与一般静坐（禅定）无异，此不赘述。但须注意，调身（姿势）必须服从于调心。姿势摆得再好，不能心无旁骛地念佛入静，也是白费劲。 徐居士还坦言：倘若能在静坐念佛之后，再辅之以太级拳、五禽戏、八段锦之类的动功，则保健医疗功效会更大，诚如前辈高僧大德所言：“练心又练身，成就金刚不坏身。” 徐居士静心念佛的效验具有普遍意义。实际上，笔者在二十多年的学佛生涯中，亲眼目睹因静心念佛而产生神奇功效的僧尼居士，少说也有十数人之众。今后如能假以时日，当再选择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向读者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