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禅宗的真正开创者是慧能，但在当时已有达摩及其后继者的传说。由于前人对达摩的记载纷纭不一，因此今天我们已无法知道他究竟是谁、究竟在什么时候来到中国。有人说他是波斯的和尚，在公元四八零年来到中国，也有人说他是属于南印度的婆罗门族，在公元五二七年来到中国，死后五三六年。在本书中，我们无须去为这种说法辩证，不过后一种说法在慧能当时已流行，而且确认达摩曾见过梁武帝。究竟这种传说含有多少史实，虽不可知，但却为唐代的禅师们所公认，把它当作活的传统。

　　依据这个传统，达摩于公元五二七年到了中国南方，便受梁武帝之邀到首都南京，这位信佛虔诚的皇帝便问：“自我登位以来，建了不少庙，印了不少经，供养了不少和尚，是否有很大的功德”？

　　达摩回答说：“没有”

　　梁武帝奇怪的问：“为什么没有呢”？

　　达摩回答说：“因为你所做的只是一点世俗的小果报而已，谈不上真功德”。

　　梁武帝又问：“那么，什么才是真功德呢”？

　　达摩回答说：“真功德是最圆融纯净的智慧，它的本体是空寂的，你不可能用世俗的方法去得到它”。

　　梁武帝又问：“那么，什么才是圣智呢”？

　　达摩回头说：“廓然无圣”

　　梁武帝不禁诧异的问：“既然无圣，那么，你是谁？”

　　达摩回答说：“不认识”。

　　达摩发现梁武帝和他没有缘份，便渡过长江，到了河南的嵩山，住在少林寺中，据说他整天的丰壁而坐，有人便称他为壁观婆罗门。

　　关于“壁观”两字，有人就字面上解释，也有人就精神上了解，例如铃木大拙认为，“壁”的意思是精神集中，屏息诸缘。他把壁观解作金刚经中所谓的觉观，这是批一种开悟的境界。以笔者的看法，这个“壁”字，是指我们突然而临着一片悬崖绝壁、无法以普通方法攀援而过。这使我想起了颜回向孔子问学，到最后耗尽了心智，好像突然面临着绝壁时，不禁叹着说：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在这里，我们无须去辩证“壁观”究竟应从字面上来解，或精神上来看，也许两者都兼而有之。

　　最值得注意的是，达摩并不反对读经，而且还热心的以那部充满了玄味，极为烦琐楞严经教人。事实上，他是印度人，脱不了印度教的传统、所以他之被认为婆罗门教徒、也是不无原因的。

　　达摩留下的唯一著作是一篇关于入道二法门的散文，即使这篇文字和后代禅师的风格大有不同，但值得重视的是，它至少可以作为后代禅宗的发展的背景。

　　入道的法门很多，达摩把它们归纳为二途，就是“理入”和“行入”。

　　所谓理入就是由教理入道，相信有生之物都具有共同的真性，只是被外物所障蔽，未能发挥出来罢了，因此我们要舍伪归真，专心于壁观，达到物我双忘，凡圣等一的境界，这样才能寂然无为，与道相合。

　　所谓行入有四种，就是：

　　①报怨行：求道时如果遭遇困苦，应想到这是前世造的孼，现在虽然已不作恶，但却仍须承受以前的报应。能够体念到这一层，便不会怨天尤人，而能逢苦不忧，化怨愤以入道。

　　②随缘行：我们应知道世界本无我，一切苦乐都是外缘，荣辱祸福，都是前世的孼，现在虽有，但缘尽了又归于无，因此得之不喜，失之不忧，一切都随缘而行。

　　③无所求行：世人常执迷不悟，贪求无厌。而修道的人却不然，他们能够处心于无为，顺天安命。深知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苦海无边，正像热锅上的蚂蚁，无处可安。真是所谓“有求皆苦，无求乃乐。”

　　④称法行：佛法就是纯粹的至理。这个至理光明纯洁，不受污染，不分彼此。正如经中所谓：“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有智慧的人懂得这个道理，便应该一切循道而行。

　　以上所论在宗教的文学中，无异是一颗芒四射的珠宝。它显示了作者在佛教和印度教的作家中，是位杰出的人才。他的“二人”，和基督教中所谓的“冥想之路”，和“实践之路”甚为相似。这个生死和孼的观念在佛教和印度教中，都是属于信仰的范围。但在那篇文字里，这两个观念也都没有脱离理性的思考。达摩“行入”的重要，并不是在于它是实践的，或入世的，而是在于它把理和法看成一体，合为一条方法。这种把抽象和具体打成一片的精神，也许是中国思想带给达摩的。

　　但尽管这篇文字颇为深刻，却不是后代禅宗的特色，因为在该文中，没有顿悟，棒喝，公案，和那幽默的言词，及美丽的构想。

　　假如达摩和后代的禅宗之间有任何关系的话，那可能是他运用反问法（即逆喻法）来开导学生，例如二祖慧可有一次问达摩：

　　“我的心不安，请师父替我安心”？

　　达摩反问说：“请把心拿来，我替你安”。

　　过了好一会，慧可回答说：“我已寻了很久，可是找不出心来”。

　　达摩回答说：“好，我已把你的心安放了”。

　　这是中国禅宗的第一次传灯，达摩便成了中国禅宗的第一祖。他所运用的方法，是反问法的典型例子，也是整个禅宗传统的一大特色。达摩，像后代的所有禅师一样，并不否定心的存在，但慧可拼命的要去寻，去安的心，并不是真心，而是一种幻影。真心是常安的，是思想的主体。一当我们想到它，或要把握它时，便不是主体，而是客体，当然也就不再是真心了。达摩告诉慧可：他的心已安，只是指示他真心是常安的，无须再去安了。达摩要慧可拿心来，只是要他自己发现他所谓的心是虚幻的。这样一来，由于祖师这种出人意料的话，唤起了学生的直观，使他体悟到自己的真心。

　　在公元五三六年的某一天，他感觉自己应该离去了，于是便召集学生，要他们发表悟境。有一位名叫道副的学生说：“依我的看法，我们应该不执着文字，也不舍弃文字，要把文字当作一种求道的工具来运用。”

　　达摩听了后便说：“你只得到我的皮”。

　　有一位尼姑说：“依我所了解的，就像庆喜看到了阿閦佛国，一见便不再见。”

　　达摩回答说：“你只得到我的肉。”

　　另有一位名叫道育的学生说：“地水火风等四大本来是空的，眼耳鼻舌身等五蕴也非实有，依我所见，整个世界没有一法存在。”

　　达摩回答说：“你只得到我的骨。”

　　最后，慧可行了一个礼，仍然站在那里不动。达摩便对慧可说：“你已得到我的髓。”

　　于是，慧可便成为禅宗的二祖。这一幕传法的故事，可说是替老子的：“知才不言，言者不知。”作了一个动人的注脚。

　　现在，我们已无法确知达摩的这些传说，究意有多少是中国人编造的，有多少是来自印度的，不过可以断言的是，两者兼而有之。不容否认的，后代禅师是受到达摩精神的鼓舞，同样的，达摩在中国期间，也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譬如前面那段他对学生修道时度的品评，令人想起了孟子书中的一段话：“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

　　在慧可得到衣钵后，某次，有位年过四十的居士为对他说：“弟子患了很重的风湿病，请师父替我忏罪。”

　　慧可回答说：“那你罪拿来，我替你忏。”

　　那位居士想了一会说：“我找了半天，却找不到罪。”

　　于是慧可便说：“好，我已替你忏完了罪。”

　　这位居士听了后，大悟，便出家做和尚，改名为僧璨，就是禅宗的三祖。

　　僧璨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叫做信心铭，是用道家的智慧来解释佛理，其中最精彩的几段是：

　　“至道无难，惟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

　　“莫逐有缘，勿住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

　　“止动归止，止更弥动，惟滞两边，宁知一种”。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两段，原是一空”。

　　不过僧璨的教人方法仍然未脱前人的窝臼。有一天，一位年青和尚向他礼拜说：“请师父慈悲，教我解脱法门。”

　　僧璨反问：“是谁缚了你”？

　　那位和尚回答：“没有人缚了我”。

　　僧璨便说：“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求解脱法门呢”？

　　这位和尚言下大悟，他就是禅宗的四祖道信。

　　由道信，传五祖弘忍，再传六祖慧能，便展开了生气蓬勃的中国禅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