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清

　　（三）荷泽遗韵

　　虽然神会为宣扬顿悟宗旨付出了极大努力，但最终将南禅弘传开去的是行思与怀让。这是因为，神会的激烈举措招致了一些阻力，不止是北宗人士，即使是以公允著称的赞宁也对他有所不满：“犯时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适，过不在深，后之观此，急知时事欤？”神会为南宗立宗旨的事迹和宣扬顿教的语录很早就被人遗忘，就是他思想受抵制的一个佐证。此外，神会不受重视与荷泽宗门下弟子太少也有关系。与洪州宗绵延不绝的法脉相比，荷泽禅可谓是昙花一现，安史之乱以后就寂然无闻了。

　　荷泽宗作为禅宗之一枝固然很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的思想却并没有随之湮灭，而是对日后历史产生着悠远深邃的影响。在中国、韩国的禅学，宋明理学、心学的形成与发展中，荷泽宗都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一贡献，应主要归功于圭峰宗密。宗密身兼华严与荷泽两脉传承，他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是他的禅学思想。固然，他的禅学已不复神会原貌，而是融会了很多华严宗旨，所以后世往往将这种思想称为华严禅。

　　就宗密本人来说，他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倡导禅教一致、顿渐贯通、会和南北、兼融儒道……。总而言之，与神会激进的固执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宗密的调和工作为唐宋以来的圆融风气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时宗密融贯禅教顿渐的努力，是为了消除宗门与教下以及禅宗内部的矛盾。而到五代时期，永明延寿会和禅教的举动则另有原因。但二者所倡导的思想是一致的。延寿认为：“今时学者，全寡见闻，恃我解不近明师，执己见而罔披宝藏”，以致于形成“发狂慧而守痴禅，迷方便而违宗旨”的可悲局面，全是出于对“不立文字”的误解。延寿指出：“从上非是一向不许看教，恐虑不详佛语，随文生解，失于佛心，以负初心。或若因诠得旨，不作心境对治，直了佛心，又有何过？”禅师让学人不执著文字，是怕后人执一偏之见而误解佛陀本怀；若是真正明了本性，那么经教又有什么过错呢？在禅教一致精神的引导下，延寿完成了禅宗与净土的融合，永明四料拣成为日后禅净双修的总纲，其影响之广泛与深远已尽人皆知。

　　要言之，由宗密所倡导的禅教一致说，经过延寿等人的大力弘扬，在北宋之后已逐渐成为禅学的主流。元代禅僧中峰明本曾说：“岂佛法果有教、禅之二哉？以其神悟，教即是禅；以存所知，禅即是教。”明代高僧诛宏认为：“其参禅者，藉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这些见解，都是与宗密“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的思想一以贯之的。

　　此外，宗密还对韩国佛教的发展起到很大影响，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高丽国师普照知讷实现的。虽然知讷的思想不只来源于宗密，但宗密的会通思想，确是知讷发起“定慧结社”运动的主要理论来源。在知讷之前，韩国佛教界只是沿袭中国的传承，缺少独立自觉的融合与会通，内部形成教下与宗门针锋相对的局面。知讷对双方的偏颇都有所指责。他说：“不善返自心，知其功能，是为名闻利养、文字法师；而不加抉择，不修愿行，是为暗证禅师。”解诀之道，知讷认为，应采取宗密所倡导的定慧双修。他引用宗密的话说：“若能如是定慧双运，万行齐修，是岂比夫空守默之痴禅，但寻文之狂慧也。”定慧一体的思想在《坛经》与神会那里早已成为强调的重点。宗密对知讷的独特影响在于，知讷以宗密提出的“寂知心体”作为定慧双修的心性论基础。知讷引用《禅门师资承袭图》里的话说明自己的理论：“始自发心，乃至成佛，唯寂唯知，不变不断，但随地位，名义稍殊，谓约了悟时，名为理智。约发心修时，名为心观。约任运成行，名为定慧。”在《修心诀》一文中，知讷写道：“自性上体用二义，前说谓空寂灵知是也。定是体，慧是用也。”“妄念本寂，尘境本空，诸法皆空之处，灵知不昧，即此空寂灵知之心，是汝本来面目。”可以说，是在宗密的启发之下，知讷将定慧双修的理念转化为“定慧结社”的具体实践方法，使韩国禅宗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知讷的《真心直说》、《修心诀》等书后来又流入中国，因此灵知心体说在中国禅学中也具有相当影响，追根溯源，仍旧是荷泽宗的遗产。

　　荷泽宗传承在理学兴盛之前便告中断，但它的思想却广泛而深刻地渗透到理学思潮之中。

　　理学先驱李翱在其《复性书》中写道：“情者性之邪也。知其为邪，邪本无有；心寂不动，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其理论前提，是神会与宗密一致赞同的“妄念本空”；其修养方法，是宗密所推崇的《圆觉经》的方法：“知幻即离，不作方便”；其心性基础，是宗密的心体灵知说。李翱提出性与情的矛盾，实际上即是后来宋儒理与气、已发未发、天理人欲、道心人心等一系列矛盾的蓝本。这些问题的解决，大都与《起信论》一心二门的理论框架有关。李翱“无性则情无所生”的观点，与宗密融会生灭真如二门的立场一致；李翱返性灭情的观点又与神会隔绝真如与生灭二门的作法相似。这些初创时期的矛盾在理学集大成者朱熹那里得到了弥合。朱熹学说的主干为“理一分殊”及“心统性情”。理一分殊的思想无疑来自华严，朱熹本人也不讳言这一点。荷泽宗与华严宗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如果《证道歌》确为神会所做，那么其中“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的观点已昭示了二者的一致性，随后华严四祖澄观与五祖宗密又相继就学于荷泽门下。这决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巧合，而显示出华严与荷泽融合已成为一股潮流。正如吕徵所指出，宋儒接受禅宗恰恰是从华严禅入手的。《禅》刊第十六期中束景南先生的文章对此有精彩阐述。至于“心统性情”之说，虽然在理学内讲是朱熹一大创见，但从整个中国文化看来，却仍是《起信论》一心二门的翻版。这一点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有清楚明白的图示，朱熹认为，人心统摄不变的天理本性与变动不居的七情六欲。他认为天理至善，而罪恶都是出于情欲。宗密则认为这是生灭门“成事”做妄与“随缘”成真的区别。要言之，虽然对本性的内容两人有不同见解，但宗密与朱熹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是一致的。

　　荷泽宗心性论的重点在灵知心体，这一学说的影响在李翱那里可初见端倪，后来杨简所悟“交错万物而虚明寂然”与之也不无相通之处，但最为近似的，当属王阳明学派。王阳明以四句教为宗旨：“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心之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其中心体超乎善恶乃是禅家共识，意有善恶是教下公论，为善去恶近于北宋修法，知善知恶之良知与荷泽灵知禅关系密切。宗密曾讲：“迷时烦恼亦知，知非烦恼；悟时神变亦知，知非神变。”这一贯通凡圣的灵知同王阳明立论的良知作用一样，都是要在凡人心中找到可以通达圣位的通途。宗密认为，只要当下豁然体认本心灵明，就可在灵知指导下渐除凡习；王阳明则主张，只要领会了本然良知，自然就能分清善恶是非。二者尽管内容有差异，但所起作用是相当近似。王门后学王龙溪认为：“寂者心之体，寂以照为用，守其寂而失其照，是乖其用也。”宗密则认为，性宗优于空宗之处即在于指明了空寂之心上的灵知。若欲深究二者贯通之处，请参见《禅》刊十九期李豫川先生文。

　　其实荷泽禅的影响远远不止于这些，但由于笔者学力所限，对于诸如灵知心体在禅修中的作用等实证问题，真心说在天台山内山外之争中的作用等理论问题，都未能涉及。事实上，可能这些问题反而更重要，虽然表面上是些小问题。但愿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诸方高明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的关注。（选自《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