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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寺和佛教在我国的弘扬与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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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白马寺初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距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的历史，是佛教传入我国后由封建国家营建的第一座寺院，在我国佛教界亦称之为“中国第一古刹”、“祖庭”、和“释源”。祖庭，意为祖师之庭院；释源，意为佛教（别称释教）之发源地。白马寺建成后，佛法渐盛，信众日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佛教与佛教文化不但给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还逐步传播到越南、朝鲜半岛和日本。世界佛教源于印度，我国佛教传于洛阳。白马寺对于佛教在我国的弘扬与传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 白马寺的兴建和我国佛教史上之“永平求法”一事紧密相连。关于“永平求法”的记载见于以下诸书：《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袁宏《后汉记》、范晔《后汉书》、王琰《冥祥记》、释惠皎《高僧传》、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魏收《魏书•释老志》等。 《理惑论》为东汉末年牟融所撰，后收入僧佑《弘明集》中，是现存最早的佛教著作。经许多学者考证，认为此书非后人伪造，当属可信。《理惑论》最早记载了“永平求法”，今把原文抄录如下： 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予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浮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滋。 “永平求法”，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 求法的具体时间。如琇《洛京白马寺释教源流碑记》称：汉明帝感梦在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使返洛在永平十年，这和《历代三宝记》所载时间相同。有些古籍.古碑也有不同记载。 汉使到达地点。或记至大月氏者，如《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或记至天竺者，如《水经注》.《高僧传》.《释老志》。 《四十二章经》译自何处？有谓译自大月氏者，有谓译自洛阳者，《高僧传》谓译自白马寺。 还有一点应予提及：《理惑论》中提到的洛阳城，系指东汉国都洛阳，地处今洛阳城东约 二 佛教起源于印度，发展在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在东汉，滋长发展在曹魏.西晋.北魏，鼎盛于隋唐。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时均曾以洛阳为都，这为教的传播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魏书.释老志》云：“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经及释迦立像……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据《高僧传》说，最早的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即译自白马寺，“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四十二章经》体载略仿《论语》，内容偏于佛教的小乘学，它曾对我国佛教的早期传播发挥过重大作用，是研究我国早期佛教的重要资料。 东汉初年白马寺的创建，标志着封建国家正式承认佛教的合法地位，允许甚至倡导佛法传布，由此至东汉末年的一百多年中，来华的西域僧徒渐多，而入华日频的商贾及使臣中，信佛教者也不少，佛经逐被更多的翻译过来，佛教势力便随之一天天扩大。 东汉时期绝大多数佛经译在洛阳，白马寺则是重要的译经道场。恒帝.灵帝时期，西域佛教学者相继来到我国，如安息的安世高。安玄，月氏的支娄迦谶.支曜，天竺的竺佛朔，康居的康孟祥。安息王嫡后之子安世高，：捐王位之荣，安贫乐道，夙兴夜寐，忧济涂炭宣敷三宝，光于京师（洛阳）”，他大约是在晚于永平之岁九十余年来到中国的。从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至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的二十多年内，他在洛阳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等佛经九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月支人支娄迦谶，“其博学渊妙，才思测微”，于恒帝末年来到洛阳，不久即通华言，当时在洛阳译出《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般舟昧经》等佛经二十三部.六十七卷。相传这二位译经大师都曾长期住在白马寺住持译经事宜。安世高重于宣扬坐禅法，偏于小乘内容: 支娄迦谶重在宣扬般若学，多大乘内容，为当时佛学二大系统。竺佛朔于灵帝时携经来洛，在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与支娄迦谶合译出《道行般若经》，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合译出《般舟三昧经》，由洛阳人孟福.张莲笔受。此外当时在洛阳译经的还有天竺的竺大力. 安息的安玄.康居的康孟祥.康巨，以及受教于安世高而和安玄合作译经的汉人严佛调等十多人。至东汉末年，共译出佛经二百九十二部.三百九十五卷。 我国讲经可能即始自安世高。相传他善汉话，在洛阳讲经“听着云集”。还相传，他为避关洛祸乱，前往江南，故南方佛教也得以流传。当时上层统治者中，汉明帝.楚王刘英皆尚佛，汉恒帝并已在北宫供奉佛祠，故《汉后书.西域传》中有“楚王英始盛斋戒祀。恒帝又修华盖之饰”的记载;襄楷上书也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的话。与此同时，佛教也逐渐在京师民间流传。就是说，佛教在东汉末年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力量。《三国志.刘繇传》说，汉末献帝时，丹阳人笮融“乃大起浮图祠……..可容三千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着听受道，复以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众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费以巨亿计。”这种壮观的场面，可以看出东汉末年佛教由国都洛阳向全国各地传播流布的情况。“中国佛教传于洛阳”这话是很合乎历史真实的， 据记载，曾受教育安世高，并与安玄合译《法镜经》的严浮调是我国第一位汉族僧人，他所著《沙弥十慧章句》，为我国最早的佛教撰述。 曹魏时，佛学上的重大事件是戒律的传人。《洛京白马寺释教源流碑记》称：中天竺僧人昙柯伽罗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佛祖统纪》谓在嘉平二年即公元250年）来洛阳，在白马寺译出中国的第一本佛律《僧祇戒本》（或作《僧祇戒心》），立羯磨受戒，为中国戒律之始。后世律宗即尊昙柯伽罗为初祖。天竺僧人康僧铠（或谓康居人，以姓康故），于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在白马寺译出《郁伽长着所问经》一卷.《无量寿经》二卷等。安息人昙无帝长于律学，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书后来一直在汉地流行。此外还有龟兹的帛延在洛阳白马寺译出《无量清净》等五部经。上层人物如魏明帝曹叡曾大修佛塔。陈思王曹植喜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等。 随着佛教的日益传播，汉人辞亲出家者渐多，颖川（今河南禹县）人朱士行，以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在洛阳登坛受戒，成为汉族僧人第一位正式受戒的僧人。据《高僧传》载，“他出家以后，专务经典”，“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末尽善……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于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得梵书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费如檀，此言法饶，送经梵本还归洛阳”，后在西晋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有居士竺叔兰等译为汉文。朱士行则于八十岁时身殁异乡，“散行于于阗”。 三国时，西域僧人支谦、康僧会先后入吴，孙权曾拜 西晋时，国都洛阳的佛寺已达四十二所，“寺庙图像崇于京邑”，朝野信奉佛教已较为普遍。时有原籍天竺、世居敦煌郡、人称“敦煌菩萨”的竺法护在洛阳译经。竺法护早年随师父竺高座游历西域，获梵本经一百六十五部，后曾到长安、洛阳译经，为东汉以来所有译经者之中翻译最多的一个。当时在洛阳译经的还有安息人安法钦、法立、法炬等。 西晋建兴年间（公元313-317年），沙门法始在洛阳宫城西门创立佛寺，彭城人净检诣寺听讲，借经颂读，遂依西域沙门智山剃度，受十戒，后又在洛阳从大僧受具足戒，成为中国第一位比丘尼，《比丘尼传》将她列在传首。 北魏洛阳号称佛国，佛寺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笃信弥繁全刹与灵台比高，广殿等阿房等壮。”单是在洛阳的西域僧人就有三千多人（《洛阳伽蓝记》）。据记载当时我国北方地区，有佛寺三万余所，僧尼二百万人：南朝梁有佛寺近三千所，僧尼八万三千人。 自东汉初传，经魏晋南北朝达约500年的弘扬、传播和发展，佛教已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延及隋唐，佛教臻于鼎盛，佛教中国化也得以实现。 三 在我国佛教的弘扬与传播中，白马寺长期是一个重要的佛事中心。其后在近二千年的漫长岁月里，经历战乱兵燹，几兴几废，“犹以天竺旧状”的东汉白马寺，巍峨辉煌的唐代白马寺，均已无存；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在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总督东厂黄锦的主持下，又一次整修白马寺，大体上奠定了今日白马寺的规模和布局。白马寺坐北朝南，为一长方形院落。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毗卢阁等主要建筑，分布在南北中轴在线，斗拱飞檐，古色古香；以中轴线为基准，两侧的辅助建筑严格对称，保持着中国古典建筑的特有风格。塑像多为元、明、清时作品，其中以元代的一组“夹纻干漆”像最佳，誉满中外。 白马寺后院有砖砌高台，名叫清凉台，宽 白马寺东南的齐云塔重建于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佛祖统记》说，“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万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处。”《四十二章经序》有汉明帝时“起立塔寺”之说，《释老志》有汉明帝时建塔记载，《历代三宝记》更具体说汉明帝修建齐云塔。今寺存宋代刻石也有记载。如琇和尚也经过考证，认定齐云塔始建于东汉永平己巳（公元69年）。因此，则齐云塔应为“中国第一古塔”。 白马寺山门券洞券石，清凉台券洞券石，以及第一、第二两个大殿的殿壁上所镶砌之“梯形”大砖、青石，在寺院建筑中甚为少见，部分券石上还刻有制作工匠的姓名，据认为这应是东汉遗物。 《洛阳伽蓝记》还记载说：白马寺的葡萄大如枣，味殊美，京师又语称“白马甜榴，一实值牛”。葡萄、石榴和佛教皆由西域传入内地，石榴原产安息，故称“安石榴”。人们把葡萄、石榴和佛教一起，同最早的佛寺白马寺联系在一起，传为美谈，是很可以理解的。
释印乐 河南洛阳白马寺方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