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佛教概述

　　释祖定

　　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始，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发展缓慢，最初佛教仅被当做黄老之术的一种而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直至东汉，永平十年，汉明帝感梦金人，遣使求法时，佛教才开始在社会上有进一步的流传，亦随着西域来华僧人的增多，译经事业日趋兴盛，大小乘佛教都在此时传到中国，流传出来的佛教史料也逐渐丰富起来，在三国时期，佛教在统治者的倡导和支持下，迅速地在社会上蔓延开来，亦以翻译佛经活动为主，大量的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

　　一．初传戒律及西行求法的魏地佛教

　　魏国初期，佛教作为黄老之术的一种，一度消沉，因此洛阳之佛教也亦不振，但到了魏国中期，魏嘉平（249—254年）以后，佛教渐兴，遂有昙柯迦罗，康僧铠，昙谛等僧人先后来到洛阳，从事译经和传教活动。

　　最早来到魏国的外国僧人是昙柯迦罗，据《高僧传》卷一载：“迦罗，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福，迦罗幼而才悟，质像过人，诗书一览，文义通畅，善学四吠陀……”25岁接触佛典后，深悟因果，乃出家修行，并于魏嘉平年间来至洛阳，当时的洛阳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出僧众按戒律生活，此时的出家人仅仅是剪掉了头发，其他方面与众人无异。不仅斋戒和忏悔之法，按中国祠庙的宗教仪式进行，而且僧侣是不受戒的，因此昙柯迦罗译出大众部戒律节选本《僧祗戒心》，更清楚梵僧立羯磨法，自昙柯迦罗以后，中国本土便有了出家受戒的制度，虽昙柯迦罗所译的《僧祗戒心》在本土已经佚失，但他首创的授戒度僧制度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昙柯迦罗因此被奉为律宗的始祖。

　　魏正始（240—249年）以后，此时的“正始玄风”在魏晋文化中影响很大，又随佛教徒所宣扬的“诸法悉空”的《般若经》教义，遂即引起人们的兴趣，促使人们倾心于般若空义的研究，并促成了中国内地僧人西行求法的开始，朱士行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他又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依律受戒成为比丘的汉人，因此他在中国佛教史上被誉为“中国第一僧”。

　　朱士行，河南颖川人，据《高僧传》载“此人志业高直，欢沮不能移其牵，少怀远悟”，脱落尘俗出家以后，专务经典，昔汉灵之时，竺佛朔译出《道行经》，即小品之旧本也，文句简略，意义未固，士行常於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每叹曰：“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世捐身远求大本……”朱士行从魏甘露五年（260年）到于阗，晋太康三年（282年）派弟子弗如檀等十人把手抄经送回洛阳，前后多达二十多年。最后以八十高龄在于阗圆寂。朱土行所抄的“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西晋时由竺叔兰译为《放光般若经》二十卷。此经与竺法护译的《光赞般若》十卷（残本）因迎合玄学风尚，曾风靡一时。

　　二．般若思想与小乘禅数思想之吴地流传

　　吴国占据着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由于地域关系，吴地佛教是由南下和北上两路传入的。

　　东汉末年，楚王刘英甚为奉佛，建寺造像，遂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和传播范围，使佛教逐渐由中原向江南传播，直至汉末，关中洛阳战乱不止，许多人逃避战乱而南迁至吴地。支谦等一些佛教弟子随人群避乱南下，亦把佛教带到了吴地。由于当时南海交通发达，佛教从海路经由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等地传到广州、交州一带，康僧会即是在交趾出家为僧后北上吴都建邺的。南下和北上的佛教交汇吴地，吴都建邺遂发展成为佛教重镇，成为江南佛教中心。

　　南下的支谦和北上的康僧会等人的译经布教活动，使吴地的佛教兴盛一时，支谦，一名越，字恭明，祖籍为大月氏，其祖父法度于东汉时期迁至洛阳，因而他出生于洛阳。据《出三藏记集•支谦传》载。支谦十岁学习中国典籍，十三岁学胡书备通各国语，后受学于支谶的弟子支亮“饱览经籍，莫不究练，世间艺术多所综习”故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吴王孙权闻得其博学才能，聘为博士，使其辅导东宫，后甚加宠秩。

　　支谦并非僧侣而是居士，因此从竺法兰受持五戒“所游皆沙门而已”。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支谦从黄武元年（222年）到建兴（253-254年）年间广事译经，弘传佛法，他先后译出《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首楞严经》，《大般泥涅经》，《法句经》等，并注释了自己翻译的《了本生死经》。

　　支谦的译经，以继承支谶之事业，宣传大乘“般若性空”思想为重点，《大明度无极经》虽是《道行般若经》的汉译，但谦之译本将原译的晦涩难懂之处改得通畅可读，又重于文质，这也就促进了般若思想在吴地的传播。

　　与之谦齐名的康僧会，其先祖为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商贾移于交趾，10岁时父母双亡，他孝事完毕后出家，据《高僧传》载“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大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吴赤乌十年（247年），康僧会从交趾来到建邺，不仅译注佛经，而且重视一般民众的传教，应孙权之要求，通过烧香祈祷，求得佛舍利，孙权大加叹服，便为之建造佛寺，此为江南建寺之始，故号为建初寺，“由是江左大法遂兴”。康僧会自此之后，也就一直以建初寺为中心，从事译经和传教活动，直到太康元年（280年）圆寂为止。

　　康僧会所译经典有《阿难念弥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焚皇王经》等，但最重要的是叙述释迦佛前世故事的《六度集经》，康僧会又对《安般守意经》，《法镜经》，《道数经》三经进行注释，合写了一个经序，但其译注大多失佚，现仅存两篇经序和编译的《六度集经》八卷。从这些材料看，康僧会的佛教思想主要是发挥了安世高的小乘禅教思想。亦使安般禅法在吴地传播开来，康僧会的这种修持禅法，使心境复明，使能达到理想的境界，此思想亦对中土禅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对中国禅宗思想及特点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

　　三．略考之蜀地佛教

　　在我国目前的文献资料中，关于蜀之佛教并无记载，只能依考古资料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

　　在四川彭山县崖墓内发掘出一陶制佛座，高20.4公分，座下部塑双龙街壁上塑端坐佛像，头上有肉髻，右手似做“施无畏印”着通身袈裟，衣褶分明，左右各立一侍者。墓内虽无纪年铭，但与陶制佛座同时出土的陶俑，陶动物以及陶制屋宇等等，都具有明显的汉代石器的特征。

　　蜀之佛教，虽无史书记载，但可以从这些考古发现，至少可以证明，在三国以前，蜀地已经有佛教传入，但有关法师、经典，目前就无法下手了。

　　四．三国时期佛教之影响

　　三国时期的佛事活动，以译经为主，支谦与唐僧会作为这个时期主要的两个译经家，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祖籍西域而生于中土，深受中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译述不但文辞典雅，而且善于用传统的名辞与理论来表述佛教思想，表现出了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的趋势，也进一步推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支谦的译经中，主要是般若类经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乘经典，他经过有无双遣的中道“不二法门”强调世间出世间不二，生死与涅槃不二，把佛教的出世移到了世俗世间《维摩诘经•佛国品》载“佛言：童子，蚑行，喘息，任务之土，则是菩萨佛国”，“若人意清净者，便自见诸国佛国清净”，此“染净不二”的理论，在魏国时期深受一些门阀士族的欢迎，进而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康僧会本人并不侧重于翻译经典，而更重于撰述，康僧会虽然主要传安世高系的小乘禅学，但自在很多方面也接受了大乘禅学的立场，并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发扬佛教，他不但利用道家的“六气”来概括佛家的“四大”，还用传统的“魂灵”不死来阐述佛教的轮回生死说，“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祸所走取”。康僧会的这种思想虽然不是印度人的原始佛教思想，而是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了。

　　汉末三国时的牟子《理惑论》，推动了儒释道三家的融合，扩大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但在《理惑论》中又多处说佛教的穿越远非儒道二家可比，“尧舜固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众道众残，凡有九十六澹泊无为，莫尚于佛”。从这些文字看来，佛教通过与儒道二教的比较，突出佛教超越儒道二教。《理惑论》中的三教一致论仅为佛子依附儒道二教的方便权巧之说在融合的同时突出佛教的优越性。

　　综观三国时期的佛教的信仰形态，宗教传播的普遍性及思想开展的融合性，可知佛教在三国时期依附黄老之学，以及儒道两家，使佛教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佛教渐融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为后世佛教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注释：1.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57页—182页）

　　2.僧佑：《出三藏记集》

　　3.梁慧皎：《高僧传》

　　4.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七章

　　5.越非：《两汉佛教特点综述》

　　6.方立天：《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21页—26页）

　　7.王有三：《中国宗教史》卷上齐鲁书社（37页—380页）

　　8.黄忏华：《中国佛教史》（15页，16页，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