峭壁上的文化瑰宝 “摩崖石刻遍大伾”
　　李红军 王冰炎 村长摄影配图
　　一座县级小城，因为一座山而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一座小山，因为有了千古以来的文化积淀，而成为历史文化名山。
　　这座小城，就是浚县县城；这座小山，就是浚县大伾山。
　　走进大伾山，你会感到抬不起脚，挪不动步，举手抬足之间，历史的断章残片、文化的音韵气息扑面而来，就连空气里也仿佛弥漫着千载一瞬的古老记忆。
　　如果你想抒发一己之愁思壮志，那么这座山便是为你而开；如果你想一展旷世的胸怀大略，那么这座山也是为你而设。
　　大伾山位于河南浚县城东，商周时称犁山，汉时称黎阳山。东汉光武帝刘秀镇压河北王郎后还师过此，在山上筑青坛祭告天地，并封其为青坛山。据《尚书·禹贡》记载：“禹导河自积石，历龙门，东过洛，至于大伾。”后人遂称大伾山为“禹贡名山”。
　　在这座不大的山上，有宋以来保存较好的寺庙建筑群７处，亭榭台阁１３８间，更有那历代文人名士、墨客骚人留下的诗词歌赋。在大伾山的峭壁上，有字迹可辨的摩崖石刻共４６０余处。这些摩崖石刻种类繁多，各不相同———从书法形式上看，真草隶篆行魏，无所不有；从文字种类上看，除汉文外，还有巴思巴文以及梵文等。
　　这些摩崖石刻是一幅历史的画卷，是一部大书，是书法的荟萃，是命运的乐章，是时代脉动的凝固化存在。
　　摩崖石刻的寂寞生活
　　“八丈佛爷七丈楼”，浚县人知道，浚县以外的人也知道。这个２０多米高的大石佛，因为年代久远，也因为个子太高，所以不管到没到过大伾山的，很多人都知道：那是个国宝。
　　实际上，在大伾山上，有一些个头和年代都没法与大佛相比、身份却与大佛同高的东西，那就是摩崖石刻，也是国宝。
　　虽然都是国宝，但因为角色定位不同，两者的待遇大相径庭：因为在普通百姓中有号召力，大石佛每日朝拜者众多，经年香烟缭绕；而摩崖石刻，除非导游小姐介绍，或是文化人刻意寻访，很少有人光顾。
　　“摩崖石刻，是大伾山这座文化名山的文化精髓啊！”浚县文物旅游局局长班朝忠为摩崖石刻感到委屈。
　　２００４年３月初，在阳春的日子里，记者顶着暖暖的阳光，迎着缕缕和风，去叩访这“文化精髓”。
　　中国古代石刻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大概从汉代开始，石刻开始被广泛运用在纪念性建筑上，并大量用于实用目的，如歌功颂德、记事、刻书、表达宗教信仰等。根据存留下来的石刻的使用情况、石刻的形制、雕刻方法与内容等基本因素，可以将中国古代的石刻总括为两大类，即艺术石雕与文字石刻。而文字石刻又可以分为大约十种主要的类型，即刻石（包括碣、摩崖）、碑、墓志、画像石题记、塔上的刻字、造像题记、经幢、石经、地卷、建筑附属的杂刻等。这十种文字石刻各有独特的形制与不同的形成过程，各自表现出一定的历史文化内容。
　　由于各种石刻所运用的场合不同，所以，除了后人加以收集汇聚而形成的石刻博物馆外，原来在同一地点存在有众多类型石刻的情况并不多见。浚县大伾山、浮丘山是石刻的聚集之地，仅大伾山上就现存摩崖石刻４６０余处（块）。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大伾山石刻与大佛渊源甚深。
　　石刻上的唐代战争
　　在大伾山太平兴国寺朝阳洞北崖壁上，有几块唐代的摩崖题记，分别是：唐建中元年（公元７８０年）四月二十六洪经纶题记、唐贞元二年（公元７８６年）大伾山铭和缺年月唐魏博军将校勒功铭。
　　崖壁上钉着的“唐洪经纶题记”牌匾已经倾斜，好像要坠落的样子，纹丝不动的是题记。据说，这里很少人有人光顾，或许正因为少人光顾，匾是否倾斜也无所谓了。
　　这些摩崖题记内容大致完整，可以通读。前一件摩崖铭文的作者是洪经纶。据《旧唐书·洪经纶传》载，洪经纶曾误罢田悦兵，招致后来的兵变，从而被免职。在叛乱中，他又被叛军任命为太常少卿，平叛后被杀。
　　后两件摩崖题记涉及唐朝十分重要的一次平叛战事———平定李希烈反叛的战争。李希烈在两唐书中均有传记，他是行伍出身，在中唐时的重要藩镇军队———平卢军中颇有影响。李希烈先是被唐德宗拜为节度使，后又因讨梁崇义之功，被封为南平郡王、汉南北招讨处置使、诸军都统、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占据淮西的李希烈后来公然反叛，自称建兴王、天下都元帅。为了平定李希烈叛乱，唐政府花费了多年时间，派出了大量军队，并拉拢动员藩镇军队助战。学者指出，唐代中后期，中央财政主要依仗江南漕运，而李希烈把持亳州，威胁漕运，使得唐政府不得不全力消灭之。
　　对于后两件摩崖题记歌颂的对象，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刘洽，但也有学者认为该铭应为歌颂符璘而作。后者认为，铭文中有“委银青光禄大夫、试殿中监御史中丞符公总之”，说明歌颂的是符璘。
　　但王昶在《金石萃编》跋语里认为大伾山铭中歌颂的对象宋亳节度使刘洽无大功可言。他说：“破希烈功，李晟为最著。刘洽率兵盘桓日久，仅止拒守。扶沟间有俘获，大都曲环之绩为多，至希烈之诛，假手牙将陈仙奇，并非兵力所致。则洽亦无大功可录。宜乎史不为立传，而李沛乃勒功大伾，比于铜柱、燕然，幕官喜谀若此，可叹也。”这些看法似可商榷。据《旧唐书·刘玄佐传》记载，刘玄佐（即刘洽）率其部与李希烈直接对峙，多有战胜。如“希烈围宁陵，洽大将刘昌坚守不下，希烈攻陈州，洽遣刘昌与诸军救之，大败贼党，获其将翟崇辉。希烈弃汴州，洽率军收汴”。
　　可见刘洽所部在平息李希烈的战争中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虽然直接交战取胜者均为刘洽麾下大将，但是将部下战功归于一军统帅，是千古惯例。
　　石刻中还有一些记载与正史不尽相同，如刘洽在兴元元年（公元７８４年）十一月破李希烈、符璘为田悦所派出等事件在正史中找不到根据。
　　根据新旧《唐书》中的有关记载，符璘在贞元年间就已经脱离魏博军田悦控制而归附马燧的中央军队。《新唐书·符令奇传》载：“田悦拒命，马燧败之洹水。令奇密语曰：‘汝能委质朝廷，为唐忠臣，吾亦名扬后世矣。’……初，悦与李纳会濮阳，因乞师，纳分麾下随之。至是，纳兵归齐，使以三百骑护送。与父啮臂别，乃以众降燧。”又“李怀光反，诏燧讨之。璘介五千兵先济河，与西师合。从燧入朝，为辅国大将军。赐请恭里第一区，蓝田田四十顷”，“居环卫十三年”。可见他后来一直是中央的军队将领。关于有关事件发生的时间，《新唐书·李纳传》载：“正已死秘丧不发，以兵会田悦于濮阳。马燧方击悦，纳使大将卫俊救之，为燧所破略尽，收洹水。”《新唐书·代宗纪》载：“建中二年八月……辛卯，平卢军节度使李正已卒。”又《新唐书·德宗纪》载：“兴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怀光为太尉，怀光反。”可见符璘归马燧是在建中二年（公元７８１年）后、兴元元年（公元７８４年）前的事。但大伾山铭中称：“在我魏博节度使、工部尚书、御史大夫、驸马都尉田光选百金之士，马步五千，悉甲而遣委银青光禄大夫、试殿中监兼御史中丞符公总之。洎贞元元年春一月，毕会于大梁。”按这种说法，贞元元年（公元７８５年）时符璘仍在魏博军中。这与正史记载出入颇大。如碑铭可信，则新旧《唐书》中关于符璘归附的时间及有关事件均需改正。这就给这些正史记载提出了一个需要进一步证实的问题。
　　站在摩崖题记面前，我的思绪飞向那千年前的古战场，仿佛看到那翻飞的战旗和奔驰的马队。
　　石刻上的古代名仓
　　大伾山铭中记载：“五月有诏，会大梁。洪班赏爵，劳以还师。肴酒淮海，金帛山丘。既醉而凯歌者，动以万计。享毕。改乘辕北之。信宿而济洪河，屯大伾。洗兵刷马，示以无事。”说明符璘的军队在战后从大梁（唐汴州）北返，渡河屯驻在大伾山。那么，为什么要在大伾山附近屯兵休整，并在此刻石记功？
　　史学家推测，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为了靠近黎阳仓，以便得到粮食。《浚县志·卷十·水利》记载：“黎阳仓在大名府浚县东二里大伾山北麓，乃隋文帝所置。隋乱，李密袭仓以赈兵民。唐宋皆复其制，漕河北粮储以饷京师。自政和后河易故道，始废。”黎阳仓在当时的漕粮转运中，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这里储存的大量粮食，曾经是瓦岗军首领李密起义并占据中原称王的重要基础之一。《括地志》记载：“黎阳城西南有故仓城，相传为袁绍聚粟之所，亦即隋开皇中置仓处也。”《资治通鉴·卷二八四·后晋纪五》记载：开运二年春正月，“张从恩等议曰：以相州粮少，不若引军就黎阳仓，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万全”。一直到五代时，这里都是重要粮仓的所在。
　　在上世纪，专家已经对唐代的官方粮仓进行过科学的发掘，如在洛阳发掘的含嘉仓城。在含嘉仓城发现了大量记载仓储情况的铭文砖。从这些铭文砖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含嘉仓所存粮食多由江淮等地区运来。这正说明了漕运的重要性，同时也证明黎阳仓等各地转运仓应该相对应地具有较大规模。古代作战，粮草往往是取胜的根本。黎阳仓的存在，使得浚县成为军队的必争之地。所以符璘的军队战后驻军于大伾山附近，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专家建议，对大伾山附近的隋唐五代黎阳仓遗址进行调查勘探，并予以发掘，可能会对历代官仓的研究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黎阳（即今浚县）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对有关文物古迹作出更合理的解释。
　　这或许是大伾山唐代摩崖题记带给现实的一个重要启示。
　　六字真言 佛教精义
　　“唵嘛尼巴迷吽”。在大石佛右侧的崖壁上，清晰地镌刻着这几个字，这就是佛教的六字真言。
　　这六字真言仿佛在佐证着大佛的存在，又仿佛在提示着佛教教义。我久久站立，耳边恍若听到仙音，“ｏｍ ｍａｎｉ ｐａｄｍｅ ｈｕｍ”由远及近，由小到大，由零碎而至整齐，铺天盖地地汹涌而来。
　　学术界普遍认为，六字真言差不多是佛法的象征，几乎涵盖了佛教的众多精义。佛教高僧将六字与“六道”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为佛教信徒所理解和接受，从而使六字真言得到奉行。
　　六字真言的最初原型，始见于６～７世纪成书的《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据宋人赵安仁、杨亿编纂的《大中祥符法宝录》载，此经之汉文译本系北天竺僧天息灾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９８３年）在开封译经传法院译出，共计４卷。但六字真言并未随着这本经书在中原地区流行开来，只是后来随着藏传佛教影响的扩大才逐步流行开来。
　　梵文“ｏｍ ｍａｎｉ ｐａｄｍｅ ｈｕｍ”常被奉为佛教秘宗莲花部之“根本真言”。“ｏｍ”表示“佛部心”，意思是念此字时，自己的身体要应于佛身，口要应于佛口，意要应于佛意，只有身、口、意与佛融为一体，才能获得成就；“嘛尼”，即梵文“ｍａｎｉ”之音译，原意为“摩尼宝珠”、“如意宝”等，表示“宝部心”，据说此宝出于龙王脑中，若得此珠，则入海能无宝不聚，上山能无珍不得，故又名“聚宝”；“巴迷”即梵文“ｐａｄｍｅ”，原意为莲花，表示“莲花部心”，以此比喻法性如莲花一样纯洁无瑕；“吽”即梵文“ｈｕｍ”之音译，表示“金刚部心”，意谓必须依赖佛的力量，才能得到“正觉”，成就一切，普渡众生，最后达到成佛的意愿。藏传佛教把这六个字看作经典的根源，要求信徒循环往复念诵这六字真言，认为如此即可积累功德，“功德圆满”可得解脱。
　　“据佛教界人士说，人只要连着诵读六字真言一万遍，就可以得到超脱！”班朝忠局长说。实际上，佛教信徒念诵六字真言达亿次以上的也不在少数呢！
　　在藏传佛教中，六字真言（六字大明咒）又被称作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咒。１４世纪成书的《西藏王统记》以《白莲花经》的基本思想为基础，对六字真言所体现的观音法力做了如下概括：
　　此六字咒，摄诸佛密意为其体性，摄八万四千法门为其心髓，摄五部如来及诸秘密主心咒之每一字为其总持陀罗尼。此咒是一切福善功德之本源，一切利乐之基础。
　　作者把这六个神奇的字与佛教的“六道”理论结合起来，认为六字与“六道”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唵”除天道生死之苦；“嘛”除阿修罗道斗诤之苦；“尼”除人道生老病死之苦；“巴”除畜生道劳役之苦；“迷”除饿鬼道饥渴之苦；“吽”除地狱道寒热之苦。
　　多种文字 同书真言
　　佛教六字真言“唵嘛尼巴迷吽”，在大伾山上竟有１１处之多。这１１处石刻分别使用汉、梵、回鹘、巴思巴等多种文字，成为大伾山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佛教在当时的盛行。
　　汉文六字真言题刻２处。一见于纯阳洞天圆门下崖壁，一见于天宁寺大佛楼北崖石壁，都是楷书。另有梵文六字真言题刻７处，回鹘文题刻一处，巴思巴文题刻一处。
　　梵文六字真言题刻之一是在康显侯告碑上。该碑刻于北宋宣和元年（公元１１１９年）?熏现存于大伾山丰泽庙内。除梵文六字真言外，康显侯告碑上还附有蒙古文题记。元代蒙古文文献存世者极为稀少，以原件形态保存下来的仅有数十种（包括写本、印本、碑铭、印文、符牌等）。大伾山的这则蒙古文题记尽管内容不多，却是重要的文献资料。
　　回鹘文六字真言题刻，见于大伾山伟观亭北。在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的所有例证中，回鹘文都是竖写竖排的。依照梵文的原始写法，回鹘文六字真言分为四字，写作ｏｏｍ ｍａｎｉ ｂａｄｍｉ ｑｕｎｇ，这比较符合回鹘文书写的一般习惯。而在大伾山题刻中，回鹘文六字真言被分作六字，而且采用的是竖写横排，正如同本应竖写竖排的巴思巴字在这里也被竖写横排一样。这种写法在别处是甚为罕见的。
　　回鹘文是以回鹘为代表的北方突厥民族所使用的一种文字。公元７世纪至８世纪，回鹘人游牧于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流域一带，于公元７４４年在蒙古高原建立了雄强一时的漠北回鹘汗国。９世纪中叶，由于天灾人祸，回鹘部内大乱，在黠戛斯（今新疆柯尔克孜族与中亚吉尔吉斯人的祖先）的攻击下分崩离析，部众纷纷西迁。回鹘的一支奔至吐蕃统治下的河西走廊，先后以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沙州（今甘肃敦煌市）为中心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另一支逃往中亚葛逻禄统治区，建立了哈喇汗王朝；第三支入新疆，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此后，回鹘人由游牧改为定居，他们以中亚流行的粟特文字为蓝本而创制的民族文字———回鹘文也随之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宋元时代河西走廊、西域、中亚诸地通行的文字之一。后来，回鹘人改信伊斯兰教，回鹘文也逐步被阿拉伯字母取代。１６世纪后，回鹘文退出了历史舞台，不复流行，成为“死文字”。
　　大伾山这一处回鹘文六字真言，是一个重要的史料。
　　在文字的海洋里转悠了老半天，我身心俱疲。见我累得不轻，班朝忠笑着说：“文字专家来，对这里的文字也都惊奇不已呢！”
　　在大伾山龙洞上的崖壁上，刻着巴思巴文的六字真言。为了让我看得分明，４０多岁的班朝忠局长全不顾自己的身份，硬是爬到了陡峭的石壁上，将覆盖在文字上的长满了尖刺的枣枝挪开。等我拍完照片，班朝忠手上已是鲜血淋漓。
　　班朝忠太爱这些石刻了，他已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心肝宝贝，任凭自己伤着，也不愿损坏了它们。
　　班朝忠让我看的巴思巴文字，是忽必烈命国师巴思巴根据藏文字母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始创于１２６０年，即忽必烈登蒙古国大汗位的第一年。这种文字最初被忽必烈命名为“蒙古新字”，不久即改称“蒙古字”，并被确立为官方文字。按照忽必烈最初的构想，是要用巴思巴字取代原来使用的回鹘式蒙文，以之“译写一切文字”。但由于这种文字并不如回鹘式蒙文那样适合于蒙古语言的书写与表达，故元朝最高统治者虽不遗余力予以推崇，但始终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不仅在民间得不到普遍认可，即便在地方政府机构中，巴思巴文字也一直未能取代回鹘式蒙文的地位。仅仅用了百十年，巴思巴文字便随着元帝国的灭亡而寿终正寝。浚县大伾山的巴思巴文六字真言的发现，成为元人用巴思巴文译写梵语的例证之一。
　　佛教兴盛 小山有幸
　　山不大，也不高，但就是在这样一座小山上，出现了全国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不同文字的六字真言题刻。这是为什么呢？
　　在蒙古国至元朝时期，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大力推崇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公元１２４６年，蒙古太子阔端与西藏萨迦派四祖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晤，确认了萨迦班智达在西藏各地僧俗中的领袖地位。１２６０年，忽必烈即大汗位，遂敕封萨迦派五祖巴思巴为“国师”，“授以金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正式将藏传佛教定为国教，以藏族僧人为统领。自此，巴思巴作为元朝教祖的崇高地位得以确认，受到蒙古族统治者的极大尊崇。１２７０年，忽必烈再次接受巴思巴的灌顶，将巴思巴的封号从“国师”升为“帝师”，封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祖班智达巴思巴帝师”。
　　除巴思巴外，大批的西藏僧人亦受到蒙古王室的尊崇，他们有的受封为王，有的被皇子、宗王们奉为上师，有的在朝廷做官，取得各种封号，《元史·释老传》所谓帝师弟子“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者，前后相望”的记载，生动而概括地反映了当时藏传佛教的极盛之状。同时，蒙古统治者又推行尊教抑禅政策，压制汉人中流行的禅宗而独尊藏传佛教。于是许多皇亲贵族纷纷皈依帝师，成为藏传佛教的信徒。自元至明清，藏传佛教不仅为藏、汉、蒙古、满诸族所信奉，而且还传至裕固、土、纳西等民族之中，甚至远传至不丹、锡金、尼泊尔和俄罗斯的布里雅特等地。
　　藏传佛教特别推崇六字真言，凡藏族地区，老年人每日的功课之一，就是念诵六字真言，并用念珠来记数，据说有的已念诵六字真言达数亿遍。元代，崇拜六字真言的风气随着藏传佛教的盛行迅速弥漫全国。大伾山多处六字真言题刻的出现就是藏传佛教在元政府支持下由青藏高原向四方传播的结果。
　　元朝时期大伾山佛教兴盛之状，史书没有记载，唯太平兴国寺所藏《先师山主和尚崇度小师碑》对此略有反映。该碑为楷书，版高６４厘米，宽４４厘米，镌立于忽必烈中统五年（公元１２６４年）。碑载：先师山主和尚崇受业于顺德府大开元寺，次住天宁寺，自甲辰（公元１２４４年）年间度小师２４名。高僧崇一人即剃度僧人２４名，说明天宁寺在当时应是颇具规模的，推而论之，住寺僧人至少应在百名以上，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元代大伾山佛教的盛况。
　　同样，我们从大伾山现存的元代摩崖石刻中亦可得到相同的印象。１１处六字真言题刻，大都属于元代。此外，大伾山还有数量相当丰富的其他元代摩崖题刻。大伾山在元代佛教兴盛，人文荟萃，成为各族朝山拜佛之胜地，这应该是六字真言题刻多见的首要原因。
　　元代通常被认为是文教不兴的时期，所以全国佛教庙宇中，属于元代的题刻都为数不多，如号称藏传佛教兴盛之处的山西五台山、北京白塔寺、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张掖马蹄寺、凉州白塔寺及杭州飞来峰、城隍山宝成寺等，莫不如此。只有大伾山不同，在大伾山，元代题刻不仅不比其他年代的少，反而出奇地多，而且是汉、梵、回鹘、蒙古及巴思巴等多种文字集于一山，交相辉映。
　　也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元代是大伾山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之一；这里在元代是中原地区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活动的一个中心；以佛教信仰为纽带，汉、藏、蒙、回鹘及来自印度、中亚等地的多民族文化在这里和平相处，协调发展，共同促进了大伾山古代文明的繁荣昌盛。
　　六字真言，一个大伾山繁盛时代的见证，一个让大伾山文化更为丰富的元素。
　　神笔王铎留国宝
　　到大伾山观赏摩崖石刻，有一个宝物你是绕不过去的，这便是“神笔”王铎的书法。这块石刻现在是国家级保护文物。
　　崇祯十七年（公元１６４４年）春，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大家“神笔”王铎来到大伾山天宁寺。参拜完大石佛，他来到大石佛北龙洞之南的山崖上。这是一个极富诗意的所在，周围树木参天，脚下山势峻奇，水波潋滟，鹭鸟点点，烟霭蒙蒙。
　　望着四周美景，王铎一腔豪情油然而生，于是他挥毫写下气度恢弘的四个大字“鹭涛虎岫”。这几个字笔法遒劲，力可穿石。王铎不会想到，他这次挥毫，为后世留下个国宝。
　　崇祯十七年春，李自成攻打北京。当时王铎因事外出，不在京城。听到北京被围的消息后，王铎当即返回京城。但王铎人还没到，李自成已经攻占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无奈之下，走到半路的王铎只好南下，赶赴南京。
　　南下途中，王铎又一次路过大伾山。这一次因为行程匆忙，王铎只得趁夜色上山，并题下《再至青坛》一诗（“青坛”，是大伾山的别称）。
　　王铎两次登大伾山都在崇祯十七年春天，但两次心情迥异。第二次登山之时，明朝政权已经覆灭，王铎的家国之痛、个人忧思，在《再至青坛》中表露无遗。
　　用“一字一境界，一书一人生”来形容大伾山石刻，一点不为过。
　　大伾山上既有文人名士的诗文题刻，还有一位太监的诗句。明嘉靖己酉仲春，司礼太监贾堪奉旨到河南公干时，来到大伾山。站在一块平坦的岩面上，看着满山苍翠，贾堪不觉诗兴大发。善于揣摩上级意图的下官们早有准备，立即奉上纸墨，于是片刻之间，一首诗出炉了：
　　西崖山半有西凉，无数松花送好香。一派笙箫欢畅饮，和风淡荡赏春光。
　　诗非好诗，字非好字，但因为贾堪是皇帝身边的人，自然也博得官员们一片叫好之声。听着一片叫好声，当时的贾堪想必十分得意，但在几百年后的今天，这首歪诗却成了贾堪留给后人的笑柄。
　　阳明先生传诗赋
　　晓披烟雾入青峦，山寺疏钟万木寒。千古河流成沃野，几年沙势自风湍。水穿石甲龙鳞动，日绕峰头佛顶宽。宫阙五云天北极，高秋更上九霄看。
　　这是王守仁的《大伾山诗》。这首诗镌刻于大石佛的右侧，诗衬字，字映诗，显得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与这首诗同辉的还有《大伾山赋》：
　　王子游于大伾山之麓，二三子从焉。秋雨霁野，寒声在松。经龙居之窈窕，升佛岭之穹窿。天高而景下，木落而山空，感鲁卫之故迹，吊长河之遗踪。倚清秋而远望，寄遐想于飞鸿。于是开觞云石，洒酒危峰，高歌振于岩壑，余响迩于悲风……
　　诗与赋同出于王守仁笔下，一是大字行书，一是中楷行书，二者整体风格有异有同。
　　浚县文物旅游局张富民副局长说，前者书法劲拔，神采苍秀，字里行间犹如黄河之水浪涛汹涌，观后令人激动不已，而后者则“墨迹清劲遒逸，气韵甚高”，正可谓“翩翩然凤翥而龙蟠”，清隽之气扑面而来。
　　王守仁（公元１４７２年～１５８２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弘治十二年进士。正德初年，因得罪宦官刘瑾，王守仁被贬为龙场（今贵州修文县境）驿丞。刘瑾被诛后，王守仁移任庐陵知县。他是明代重要的哲学家和文学家，还平定过叛乱，立下军功。他主张以心为本体，以为“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他反对朱熹的“外心以求理”，提出“求理于吾心”的“知行合一”说，被称为“姚江学派”。因他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所以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他虽善书法，但正如明代大书画家徐渭所说：“古人论右军（指王羲之）以书掩人，新建先生（指守仁）乃不然，以人掩其书。”这就是说，由于其他方面的名气太大了，结果把他的善书之名掩盖掉了。
　　明弘治十一年（公元１４９８年），浚县名宦王越死于甘州军中。消息传到北京后，皇上很伤心，特意辍朝一日以示哀悼。弘治十二年，新科进士王守仁奉旨送王越灵柩回浚县安葬。在这次出差期间，王守仁来到了大伾山。登山揽胜，他有感而发，写下了《大伾山诗》和《大伾山赋》。写诗的时间是“己未仲秋朔”，而作赋的时间为“己未重阳”，这说明王守仁在浚县至少逗留了一个月。
　　据传说，在浚县逗留的这段时间中，王守仁曾在大伾山上聚众讲学。其间，他做了一个梦，梦中见到王越赠他宝剑一把。王越安葬后，为表示答谢之意，他的儿子果然将王越的宝剑赠给了王守仁。为纪念阳明先生，明代后期，人们把大伾山上建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１５６０年）的东山书院改建为阳明书院，并将王阳明的《大伾山诗》和《大伾山赋》复制后立于书院中。民国二十三年，有人又将王阳明画像碑仿刻后镶入书院墙壁。
　　《大伾山诗》中，除了对大伾山的赞誉之外，还充溢着诗人对人生、对仕途的信心与激情。“宫阙五云天北极，高秋更上九霄看。”前句讲，登上大伾山向北方遥望，似见五彩祥云正缭绕于皇宫之上，后一句则阐释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人生哲理。
　　《大伾山赋》文情并茂，表述了“山河之在天地也，不犹毛发之在吾躯乎？千载之于一元也，不犹一日之于须夷乎？”的辩证思想。一咏一叹间，抒发了一代名儒旷达博大的胸怀。不难看出，王守仁当年写作《大伾山诗》和《大伾山赋》时，正值气盛志满之时，眼前物，天外景，胸中意，无不诱发作者昂扬的斗志与饱满的政治激情。然而，由于刚正不阿的内在性格，王守仁很快就因得罪宦官刘瑾而遭贬谪，后被放逐到蛮荒边远的龙场当驿丞。这在当时是一个仅次于死刑的处分。在他人生低谷时期的正德四年（公元１５０９年），王守仁写下了著名的《瘗旅文》，流露出一种“人生飘忽，死生不定，只好达观自处随遇而安”的心情。前后仅隔１０年，王守仁经历了人生大波折，对人生和仕途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也从此使他的世界观逐步走向了成熟和完整。刘瑾被诛后王守仁东山再起，官职屡升，直至南京兵部尚书。
　　专家认为，石刻《大伾山诗》和《大伾山赋》对研究王守仁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今，王阳明已经走了，但以他名字命名的书院还在，他的魂也在，“愿天下尽读有用书”的摩崖石刻也在。
　　“这是个聚仙聚气的地方！”面对只留下残垣断壁的阳明书院，国家文物学会副秘书长葛宇先生说，“过去文人从风水上看这里有灵气，有仙气，所以在这里抒发心情，泼洒笔墨。这里的气场很好。”
　　知县改造大伾山
　　进入浚县大伾山后，刘德新这个名字，似乎无处不在。山旮旯里，岩石缝隙间，几乎随处都可见到刘德新的摩崖题刻，有诗，有对联，有题记。与此相应，还有很多刘德新留下的大大小小的建筑遗迹，如砚花楼、歇歇亭、寥廓峥嵘坊、张仙洞、禹王庙、来鹤亭、餐霞阁……
　　刘德新是清康熙年间的浚县知县，据说他特别崇信道教。一天早晨洗脸时，他在脸盆中看到自己倒影的头上长了棵小柳树，认为自己是吕洞宾的弟子柳仙转世，因此特别信奉吕仙，每天早晚焚香朝拜，希望有朝一日真的能羽化成仙。他见大伾山风景秀丽，便捐出自己的俸禄，动员好事之人共同修建了宏大的吕祖祠建筑群。吕祖祠隔壁的餐霞阁，就是刘德新为早晚参拜吕祖方便，为自己建造的住所。
　　吕祖祠内的《创建纯阳吕帝君洞阁碑记》，就是知县刘德新撰文的。这篇文章说，刘德新有感于浚县多年来武兴文衰的现状，向各方请教。有方家解释说：天地相应，东主文，西主武。浚县城居大伾山、浮丘山之间，浮丘山位于城西，山上有碧霞元君行宫，雕梁画栋，金碧辉煌，香火兴盛，所以武兴。大伾山位于城东，虽有青坛故迹、佛阁龙洞，然“名存实亡，几于寂寂空山矣”，所以文衰。为振兴浚县文化事业，刘德新于是听信方家之言，在大伾山大兴土木，建祠造庙，以与浮丘山之碧霞宫相抗衡。为什么建吕祖祠而不修观音庙、大佛寺呢？刘德新认为：“释与儒不相为谋，而纯阳（即吕洞宾），唐之进士，终归于道，始则为儒，且好为篇章……此文章所以神仙也。”刘德新在碑文中自述：“此从堪舆起见，乃制作相本意。”
　　刘德新的目的最终达到没有，已经无从考证了，但他的这一番“建设”，无意间为大伾山增添了诸多人文景观。
　　刘德新的题记还在，他修建的亭子也在，但他本人早已随着漫漫风尘走进了历史深处。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日，我来到刘德新曾经居住过的餐霞阁。这是个曾经宏伟的建筑，居于山腰，有三层楼高。名为餐霞阁，想来应该是以天上的朝霞、晚霞为餐的意思了。
　　建筑物还算结实，但院里却显得极其荒凉了，碎砖满地，荆条遮路，几无人迹。在这样的氛围里，历史过往仿佛在逐渐地淡化，被夕阳拖着走向远方，渐渐地走向消失。然而其中的文化内核，恍若一曲人文精神的清流，冲开岩石流向永久。
　　傍晚６点，我站在餐霞阁外，只见晚霞满天，在斜阳的照射下，满山的摩崖石刻似乎在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蔡京手迹 龙洞现身
　　２００４年正月古庙会期间，浚县文物旅游局工作人员刘会喜在陪客人参观大伾山龙洞时，有一个意外发现，这个发现让浚县文物旅游局的领导们很是高兴了一阵子。
　　那天，刘会喜陪着客人来到龙洞。当时阳光很好，他和客人一同观看龙洞前的“康显侯告碑”敕文部分时，忽然看到以前不曾注意到的几个字：太史鲁国公……京……
　　这个“太史鲁国公”是谁呢？看到后面的京，刘会喜想：是不是蔡京呢？他不敢肯定，因为此前的所有资料都显示，该碑为黄翰撰书。
　　陪客人参观结束后，２月１５日，刘会喜向旅游局副局长张富民汇报了这个问题。在张富民的带领下，文物局工作人员再次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仔细核对后认为，“康显侯告碑”敕文后小字为“太师鲁国公臣京免书”。
　　“康显侯告碑”通高３．７米，由碑首、碑版、碑座组成。碑版高２．７米，宽０．９米，横分六栏，第一二栏为敕文，三、四、五栏为各级官员的职衔姓氏等，并有金鉴，第六栏为记文。敕文为行书，雄健有力，落款为“政和八年闰九月八日”，上覆“尚书吏部之印”金鉴，落款后有“太师鲁国公臣京免书”字样。“免”字偏且小，可知书者官为太师，鲁国公，名京，按理，书者应该是蔡京。
　　回去后，他们又查阅了有关典籍。《宋史·蔡京传》载：蔡京于大观元年（１１０７年）拜太师，政和二年（公元１１１２年）徙封鲁国。至政和八年，蔡京这两个封号都没有变化。所以此处“太师鲁国公臣京”应是蔡京无疑。至于为何不署“蔡”姓，这可能是当时的书写习惯。该碑的第三、四、五栏有许多签名，也只有官衔及名而不署姓，如“门下侍郎时中”、“尚书右丞致虚”。“时中”为白时中，“致虚”为范致虚，均未署姓。宣和三年，蔡京在嵩山所题“面壁之石”摩崖落款署的也是“太师鲁国公京”。
　　张富民副局长认为，此碑敕文、记文两部分书体风格迥异。敕文显然是按敕告原样分五段复制，为蔡京书写。第六栏记文为宣和元年（公元１１１９年）立碑时，浚州州学教授黄翰撰书。
　　蔡京弄权误国，人品很不怎么样，但其书法自成一格，名贯当时，世所公认。书界一般认为，宋代四大书家“苏、黄、米、蔡”之“蔡”原来即指蔡京，后来因为有人不齿于蔡京的人品，把蔡京改成了蔡襄。
　　这一发现，意味着这原本就是国宝的“康显侯告碑”，又增添了分量。
　　美丽传说 龙居大伾
　　“康显侯告碑”是一通什么碑？这要先从大伾山龙洞说起。
　　大伾山东侧青石崖上，大石佛北边，有三个天然的洞穴被一间专门建造的建筑罩着，这便是人们所说的龙洞了。
　　洞内幽深莫测，与山顶石缝相通，据说阳光射入石缝时，洞内便有光亮。每到天将下雨时，洞内便有云气喷出袅袅升腾。这便是人们传说中的“龙洞祥云升紫烟”，是著名的“浚县八大景”之一。可惜我无缘得见。
　　龙洞外面的石崖上有一块别致的摩崖石刻。这块摩崖石刻是五条龙。五条龙相互盘绕，依山而镌，似作飞翔状。靠下的两条龙，因为人摸得多，仿佛沾了灵气，显得活灵活现，上面的三条龙因为人不容易摸到，反倒有风化的迹象。
　　传说这五条龙是东海龙王敖广的五个儿子，它们因过腻了龙宫酒宴歌舞的生活，便相约到人间遨游。这天，它们来到黎阳（即今浚县）上空，只见下面烈日炎炎赤地千里，无数生灵饥渴而死。五条小龙实在看不下去，就想替父亲办一件好事。它们不刮风不闪电不声不响地下了一场透雨，于是地上万物很快恢复了生机。后来玉皇大帝知道了这件事，责怪敖广行私。敖广直喊冤枉，急令虾兵蟹将追查原因，才知道是五条小龙办的好事。玉帝念众小龙无知，初犯天条，就没有治它们罪，只是令敖广对它们严加管教。
　　那五条小龙没想到一片好心却惹下祸端，也不敢回龙宫，就在大伾山的龙洞里住了下来。当时，大伾山前面是黄河滔滔一望无边，后面是卫河淙淙清澈见底，还有大伾山八洞八亭可以尽情游玩，黄河鲤鱼、淇河鲫鱼、卫河鼋鱼可以尽情享受，于是五条小龙在大伾山上竟乐不思返。每到天旱之时，人们到龙洞来求雨，五条小龙就各显神通吐些云气下场好雨。时间长了，人们都知道大伾山上的龙很灵验。宋代时地方州府官员把这种情况呈报到皇帝那里后，皇上敕封龙洞的龙为“康显侯”。
　　“康显侯告碑”记文里记载了当时封侯的原由：“丰泽之庙食旧矣，而封爵尚阙。政和八年春，徐公由尚书郎莅二千石，下车之始，询民利病，咸云：岁久不雨，来牟将槁，若涉旬时，恐害西成。公曰：‘有是哉，劝课农事，乃予之职，维莫之春，余敢不勉？’越翌日，遂率僚属奔走，躬祷于祠下，若响若答。一夕，则阴云四合，不崇朝而雨千里，仆者勃兴，槁者膏润，耕男饷妇，忻忻衎衎，是神之大庇于斯民也。公遂具述明神灵应，抗章于朝，诏从之。由是爵通侯贲显号，用答神厘。是岁，麦秀两歧，一禾四穗，则和气致祥，明效大验如此。明年其时，阳复亢，公又再祈不懈，盖虔，岁仍大和然，后阖境之内始知康显侯之威烈炳耀荡人耳目。而荷公之德至诚，感神每如斯，含哺鼓腹日用而不知帝力何有于我哉！仆告之曰：‘今天子兴唐虞之极治，而百揆四岳弼谐于内，州牧侯伯承流于外，庶政惟和，五谷时熟，则神罔恫怨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今浚濒河而居，则允犹翕河者，尤在于怀柔百神，愿土人毋怠。公遂刻石以纪其纶言，因书本末之义，以饴后来云。”
　　因为一次祈雨成功，宋宣和年间，皇帝把浚县大伾山龙洞的龙封为康显侯。为表示朝廷的重视，当时包括蔡京在内的各个部门的官员都在封侯文件上加盖了印章，现在的“康显侯告碑”上共有５１个印章。
　　神龙已去 龙洞长存
　　因为有了宋代各大衙门５１个印章的守护，后来的每一代人对大伾山龙洞都不敢怠慢。
　　元代至正十年（公元１３５０年）十一月，罗从政撰文的一通“浚州重建龙祠之记碑”记载了当时人到龙洞祈雨的经过：至正庚寅夏，麦未实，谷未苗，缺雨者逾月，郡官遍谒群祠亦未应。四月十五日，判州晁侯之阳明洞康显侯祠而祷之，祝曰：“惟侯禀山渊之灵，握雷雨之柄，泽民有功，先世褒祀。今民事方殷，而旱为崇，岂祠祀者稽缓之所致与？盼天瓢点滴之润，雨我浚公私之田，则神之所惠丰矣！”是夕大雨，越宿又雨。次日，郡长贰民庶再诣祠下，愿捐己俸，市木石，撤旧宇而新之，义答今雨之灵贶。时适为监郡下车，载美其事而落成之，德淳等欣喜竟日，诚悦趋事，负土运石，树以栋梁，不数日间，祠貌完合。又刻潜见飞跃之像于其上，于以见龙君感应之妙，于以见郡侯祈祀之诚也，祠成，谨记于石，后有作者尚监于兹。
　　至明宣德十年（１４３５年）秋八月，浚县儒学教谕白琮记、儒生杨显学等所立的“浚县重建龙祠之记碑”，再次记载了到龙洞祈雨的经过。
　　据说后来东海龙王敖广的父亲老龙王思孙心切，硬逼着敖广找回五条小龙。最后五条小龙回了东海龙宫，只在龙洞前的石崖上留下了他们的身影。每逢天将下雨，那龙洞依旧喷云吐雾，形成“龙洞祥云升紫烟”的奇观。
　　传说当然只是传说，但美丽的传说中往往深藏着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听浚县人讲龙洞的传说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龙洞久远的过去。那个时候，大伾山下的黄河还没有改道，黄河水势浩荡，烟波浩淼，水中鱼儿嬉戏，水面上舟舸翩翩，鹭鸟飞翔。
　　后来黄河改了道，大伾山一带的景象就全然不同了。
　　大伾山附近的人们经常带着孩子们来看龙洞，他们趴在洞口使劲儿往里瞧，要瞧出些福气来。在古代，凡到大伾山来游玩的官员都要专程到龙洞摸摸龙头，据说摸了龙头就可以升官。所以当时附近的官员们，得意的失意的，都要来摸摸龙头。普通百姓到龙洞来，一般是祈求生活美满、家庭平安的，当地流传的一句谚语说：摸摸老龙头，吃穿不用愁；从头摸到尾，夫妻不吵嘴。
　　在大伾山下，上点儿年纪的老人都记得龙洞里有水的情形。他们说，龙洞这一带原来古树参天，每年春夏秋三季流水不断。实际上，就在１９６２年以前，大伾山下还有水，叫紫金湖，湖水拍岸，给大伾山增添几许秀色。
　　明清之时，大伾山是周围乡绅避暑的地方。每年春夏两季，都有不少文化人在山上弹琴作诗，饮酒清谈。
　　大伾山上树毁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大炼钢铁时期和其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大炼钢铁之前，大伾山上的树还很粗很密。但从大炼钢铁开始，当地的人们蜂拥上山砍的砍伐的伐，很快就把大伾山变成了一座秃山。
　　“那是一个让人心疼的年代！”班朝忠说，他很小的时候曾经看到过大伾山的老树，也见到过大树被砍的现场。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如今的大伾山又逐渐披上了绿装。那绿色是新植上的树和花草，看上去焕发着一种盎然的生机，让人心动，让人欢欣鼓舞。浚县文物旅游局的工作人员满怀信心地说，若干年后，大伾山上将像以前一样，随处可见参天大树。
　　文物局长的为难事
　　２００４年农历正月十五，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晓雨先生到大伾山参观。仔细地看了山上的摩崖石刻，走出龙洞之后，张晓雨先生悄悄将浚县文物旅游局局长班朝忠拉到一边，然后附到班的耳边轻声问：“有没有拓片？”“没有。”班朝忠老实回答。
　　“你要是制作拓片的话就违法了。”张晓雨自言自语地说，“只是这些字写得太好了，这里的摩崖石刻无论是历史价值、文学价值还是书法价值，都是很大的。”
　　最后张晓雨先生心有不甘地说：“今年要建文物‘四有档案’，到时你可得给我留几幅拓片啊！”
　　实际上，在此之前，班朝忠的一位在外地工作的朋友就曾多次央求班朝忠，希望能让他制作一些拓片，送给外地专程来浚县的朋友，班朝忠对此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了。后来，浚县县委一位同志也多次打电话给班朝忠，要求搞一些拓片，班朝忠也没有答应。被拒绝的人后来发狠说：“不行我们就偷拓！”班朝忠也不客气：“要偷拓你就来吧，抓住了可别怪我不够朋友！”
　　此后的一天晚上，果真有人上山偷偷地搞拓片，更有甚者，还有人拿着凿子上山，在摩崖石刻处狠凿，想凿掉那些石刻。幸亏巡山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了这些情况，避免了损失。
　　发生这些事情后，班朝忠夜里就睡不安稳了。为了安全起见，他下令购买了十几条狼狗，每天晚上，他都安排几十号人带着狼狗巡山。这样一番布置之后，他才睡得安稳了。“作为朋友，我也希望他们能拥有这些宝物的拓片，但这是国宝，我无权动，别人也无权随意去动！”班朝忠说。
　　去年浚县召开旅游产品推介会时，一位广东人在大伾山文物商店中指着橱柜里唯一一幅展出的拓片说：“你这样的拓片有多少？我出大价钱，有多少要多少！”
　　班朝忠摇了摇头说：“对不起，按照有关规定，对于国家保护文物，不能随意制作拓片，所以，我们无法满足你的愿望。”
　　５Ａ级的摩崖石刻
　　河南省旅游局一位处长在到大伾山参观之前，认为大伾山只是一座小山，没什么可看的。但到了大伾山后，他立即被山里的摩崖石刻吸引住了。按原定计划，这位处长只在大伾山停留两个小时，但结果他整整待了四个小时。临走时，他感慨道：“没想到，真没想到这里的文化竟是如此深厚！”后来他又拍着班朝忠的肩说：“你这里的摩崖是５Ａ级！”
　　大伾山、浮丘山这两座历史文化名山，坐落于广袤平坦的平原上，登高远眺，四野一览无余，气象万千。根据中国最古老的历史典籍———《尚书·禹贡》的记载，古代大禹治水时，将黄河引向东方，“东过洛汭，至于大伾”。金代黄河改道之前，大伾山是黄河由东向转而北向的一个转折点。现在虽然由于黄河改道，已经无法看到山下滔滔流水的景象，但是，我登临山巅，仍然可以想见当时凭山临水的壮观风光。在大伾山东侧依山而立的巨大石佛，更为这里增添了古代宗教文化的魅力。
　　或许正是由于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秀美的自然风光，大伾山、浮丘山一带成了历代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胜地，从而留下了大量的历代石刻文物。据统计，大伾山上现存摩崖石刻４６０余处（块），还有近来出土的历代经幢与从卫贤镇迁来的明代“恩荣坊”等石刻；在浮丘山上也保留有唐代的千佛寺石窟，存浮雕造像９９６尊。此外，在浮丘山碧霞宫中还收藏有在浚县境内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北齐造像碑、唐代浮屠铭、宋代经幢与明代石虎、石羊、石武士等神道石雕。这些石刻大都保存完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与文物价值。有关专家认为，在一个地方集中有数量如此之多、种类如此之丰富、雕造如此之精美的古代石刻，同时又有优美的自然风光，这种情况在我国还不多见。
　　这里有长篇的记功铭文，也有简短的游客题记，还有赞颂风景的诗词文赋等。它们随山崖之势刊刻，书体多样。这些摩崖题记不但数量多，而且延续年代较长。特别是其中保存有较多全国少见的元代题记。元代的题记内容虽然比较简单，但是记载了一些著名人物，如许有壬等。大伾山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题记，这在研究有关民族文字方面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综观这些摩崖题记的分布情况，大致可以看出这样一种脉络———早期的题记一般刻写在大石佛的附近，而后随着时代演进而逐渐向山崖的东北方向延伸，清代与民国时期的题记则多在山崖北面。由于宋代以来兴起的道教寺观也分布在山崖的北部，这可能反映出这里的宗教崇拜由早期的佛教为主逐渐转为以道教为主，并且与宋代以后三教合一的趋向同步。这对于了解唐代以来民间宗教信仰的演变应该具有一定的意义。
　　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２００１年，北大历史考古系马世长先生到大伾山考察。与马先生一同前来的《中国建筑》杂志副主编看了大伾山摩崖后，激动地说：“我从摩崖石刻本身，看到了书法、雕琢器具的变迁轨迹！”“固定在建筑物上的碑文石刻，只要不毁，实际上就是永恒的历史记忆！”
　　雕刻于大伾山东侧的洪经纶《大伾山铭》，可补正史之缺漏。而《大伾山勒功铭》，则记载了一次平叛的经过和历程，对正史起到了补充甚至矫枉的作用。现存于大伾山天宁寺的“准敕不停废记碑”，则具体反映了历史上的周世宗废佛事件，也是现存考证浚县大石佛及天宁寺的最早的文字材料。
　　五代后周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人们为逃避兵役或其他劳役，纷纷躲进寺庙。另外，有些在逃的罪犯和奸邪之辈也隐入寺庙“托住持而隐恶”。一时间，各地造寺成风，私度僧尼现象日趋严重。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甚至威胁着国家政权的稳定。
　　在这种形势下，周世宗柴荣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施政措施来振兴经济，其中包括“抑制佛教”政策———他下令销毁佛像以铸钱，同时勒令日益增多的僧尼还俗。
　　后周显德二年（公元９５５年）世宗下诏曰：“近览诸州奏闻……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宜举旧章，以革前弊……诸道州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抑停废。”诏旨颁布后，废佛之风席卷全国，当年就废去寺院３０３３６所，僧尼还俗者大约６万人。“准敕不停废记碑”反映的就是这次抑佛事件。
　　由于年代久远，当时天宁寺得到官方批准，不予废除。天宁寺僧人为表示感恩，于后周显德六年（公元９５９年）建立“准敕不停废记碑”，记录了事情经过。
　　大伾山还有一通元泰定三年立的“大元帝师法旨碑”。这通石碑记载了元代佛寺教规及朝廷为保护寺院利益所作的宣谕。碑文称，根据有关规定，寺院的税粮可免交，属于寺院的田产店铺等，外人不得擅夺。
　　元代统治集团为了加强统治，决定首先从宗教上打开缺口，因此官方对寺庙道观采取了一些保护政策。“大元帝师法旨碑”就反映了这些史实，是研究元代宗教政策的很好的佐证材料。
　　书法艺术的宝库
　　很多人为王守仁《大伾山诗》与《大伾山赋》的书法击掌叫好。
　　王守仁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明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年），他登上大伾山题诗作赋，弘扬理学。
　　《大伾山诗》原作刻于大石佛北崖下，宽１．６６米，高０．９３米，为行书。通览全篇，《大伾山诗》风格豪放，气势逼人，字里行间犹如黄河之水浪涛汹涌，令人观后激情为之奔荡。
　　《大伾山赋》碑为中行书，高２米，宽０．８８米，立于大伾山巅。《大伾山赋》从文采上，不失为一篇好散文；从书法上，行书中杂以魏碑，实是一幅好帖。
　　在大伾山东侧石崖间，方丈之内刻着四个大字“鹭涛虎岫”，旁边是一幅宽２．３米、高０．８２米的隶书大字“仙”。这两处石刻，还有另外一处高１．３米、宽０．８米的《再至青坛》诗，均为明末书法家王铎的手笔。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王铎留下的书法作品以大行草见多，篆隶不多。他题在大伾山上的“鹭涛虎岫”为八分书，这种书体更是不多见。王铎留在大伾山上的这３幅作品，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沉稳、苍劲，一改他写行草时动感十足的特点。
　　除此之外，大伾山上还有许多题铭，如明代卢象升的《登大伾山诗》、元代许有壬的题字、清代康熙年间的行书大字“邀云”等。这些题铭散落在大伾山各处，各自独立，又相互呼应。今天的大伾山像一部书法集成书，行楷隶篆，各种字体都有；大伾山又像一部史书，上面留下了有唐至今各个时代的痕迹。“我们要读好这部书，更要保护好这部书！”浚县文物旅游局局长班朝忠说。
　　班朝忠对大伾山摩崖石刻的价值有充分的认识，目前他正在浚县文物旅游局内筹备成立一个史志办公室，据说这个史志办公室的人员将达到８个人。一个小小的县级文物旅游局要成立史志办公室，以便对一座文化名山的文化历史进行整理，这在河南，甚至在全国，恐怕都不多见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