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佛教史研究题目发掘舆试拟（下）
　　黄运喜
　　4、庙产兴学与中国佛教的近代化
　　以庙产兴办学校，在历史上曾有部份士人提出，如唐代的宇文炫及明代的黄宗羲。至清光绪二十四年三月，湖广总督张之洞撰（劝学篇） ，主张兴办新式学堂以培育人才：“各省各道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府有人文盛，物力充者，能设大学堂，县能设中学堂尤佳。”或曰：“天下之学堂以万数，国家安得如此之财力以给之。曰：先以书院改为之。学堂所习，皆在诏书科目之内，是书院即学堂也，安用骈枝为。或曰：府县书院经费甚薄，屋宇甚狭，小县尤陋，甚者无之，岂足以养师生，购书器。曰：一县可以善堂之地赛会演戏之款改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费改为之。然数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方今西敦日炽，二氏日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若得儒风振起，中华义安，则二氏固亦蒙其保护矣。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什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栘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 （外篇设学第三）是年五月康有为亦上；〈请饬各省改书院YIN祠为学堂折） ，主张以寺庙公产设学校，责令民人子弟，年至六岁皆必入小学读书。于是德宗下诏：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地方捐办之义学、社会等，亦令一律中西兼学，以广造就，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地方宫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终致诱发地方官吏及劣绅恶痞没收寺庙之热潮，各地驱僧毁寺，日有所闻，此一风波持续三十年之久。
　　王尔敏先生谓张之洞的创说基本，表面似甚稳健温和，然其发生之破坏力量，则足以于数十年内，倾覆佛教，而寄食书院之老儒，一朝顿绝其生路。张氏无意之建议，实带来近世佛学沦灭之浩劫。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页一八O）以今日眼光视之，张氏认为寺产为十方布施之物，国家可随时征收使用，此即我国固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观念运用，在民律尚未引进中国之前，此观念并非全错。但宣统年间，商律民律率先施行，寺院实具一法人资格，其应有权益与自然人无异，唯此间官绅劣痞，甚或自讶为文明先进之留学生均视若无睹，致佛门风波迭起。
　　在面临庙产兴学运动的狂飙中，举国僧尼，不解奇祸之起，源于社会结构与意识型态之剧变，其影响政经之一端，竞误认为仓壬惑蛊之偶然纠纷。以为保护寺产即所以卫敦，而陈情邀恩便可以保产。举国缁素为企保产，奔走张罗，如醉如狂，其悲壮激昂之风概，为三武难中所未之有， （明复法师撰，八白公上人光寿录》一九O四年条，一九八三年，台北，白圣法师八秩嵩寿礼赞会印行。）此时日本真宗本愿寺亦派僧侣佐滕贤道来华，游说南方沿海诸省寺院加入真宗教派，使提举庙产演变成涉外事件；而日僧水野梅晓亦深入湖南，鼓励僧侣笠云、筏喻、道香诸人游历日本以广见闻。部份开明僧侣亦思办僧学堂，以发展僧伽教育对抗政府的庙产兴学，中国佛教走向近代化的途径，与清末民初各地僧学堂（佛学院）之创建有密切的关系。此外，部份有心之士，见佛寺因办学堂，或改做工厂，或为兵营盘踞，极少能继往日之兴盛，遂自觉的起而维护，或改造其组织，成立讲经会、居士林、研究会；或加强其仪式；或阐扬其义理，发行杂志刊物，（如佛学丛报、佛教月报）或筹组印经会，传印其经典并流通文物，使民国初年佛教义学之研究勃兴。以近代佛教发展历程而言，庙产兴学实为佛教近代化之逆增上缘。
　　5、近代佛教宗派之振兴
　　隋唐时代为中国佛教宗派极盛之时期，大乘八宗均人才辈出，义学昌明，惜后因会昌法难（八四五／八四六）致祖师论典大量被毁，僧侣被迫还俗而中衰。宋代以后，唯净上与禅宗于中国流行，天台华严则抱残守缺，而密宗唯识则乏人研究，此一现象至清代中晚期因士大夫之学佛风气而有改变，到民国初年，僧侣自数百年来的潜沈与密修阶段解放，(《各宗派之研究复兴贡献颇大，如月霞法师之于华严宗；谛闲、谈虚、宝静法师之于天台宗：弘一大师之于律宗；敬安（八指头陀） 、虚云、来果禅师之于禅宗；印光大师之于净土宗：持松、显荫、大勇、法尊诸师之于密宗；（班禅大师、诺那上师亦长期在内地传密）以及倡导人间佛教，八宗共弘的太虚大师等，他们对法宝传承，实具继往开来之功。近代颇有日僧轻蔑我国僧侣义学研究质量不如日本，其实这是所受训练及方法论不同的缘故，若以“解行并重” “戒定慧并行”来衡量日僧之佛学造诣，我国僧侣实不必妄自菲薄。
　　与诸大师复兴佛教宗派互相辉映者，则为许多知名学者投入佛学研究，如欧阳渐、桂念祖、黎端甫、李证刚（杨文会门下四大弟子） 、吕澄、黄建、黄忏华、王恩洋、景昌极、唐大圆、李翊灼、梁启超、周叔迦、蒋维乔、许地山、汤用彤、陈垣、陈寅恪、钢和泰（俄人） 、罗福苌、胡适、梅光羲、蒯若木、邱曦明、缪凤林等人，他们之中有自学成功，亦有留学国外：有异敦徒，亦有外国人，虽然每人研究佛学动机不一，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后代研究学人，留下无数宝贵资料，今日吾等研究近代佛教史学，对于前贤之心血，应该给予温纯的敬意。
　　本论题如同第一论题“晚清士大夫学佛风气”，可以学案式的写作方式，作专传或合传研究，亦可以某一概念为中心作通盘式的研究。 （如近代学者论《起信论》、《楞严经》真伪问题之訾议等）
　　6、破途迷信运动
　　晚清的革命运动中，不乏佛教人士参与，较著名者如曼殊法师（俗名苏玄瑛） 、宗仰上人、悟玄法师（俗名毕永年） 、寂照法师（俗名程德全，一一次革命时出家） 、章炳麟、而玉皇铁岩二师亦曾组僧军，参与实际革命行动。即以国父中山先生而言，在临时大总统任内，首先取消僧官制度，使钳制僧侣干余年的稗政得与解除。此外，对太虚大师筹组之“佛教协进会”、李翊灼、欧阳渐、桂念祖、濮一乘等人筹组之“佛教会”亦极力拥护，认为人民有信仰之自由，载于民国约法第二条第七款，是则佛教会之要求，尽为约法所容许，凡公仆皆当力体斯旨，一律奉行。中山先生对佛教未曾有任何排斥心理，惜因政治上之权力斗争，袁世凯攫取了革命果实，政权由一批官僚政客所把持，于佛敦团体诸方掣肘，这现象并不因北洋政权倒台而结束，其主因是肇建民国者并非以后治理民国者。
　　在北伐完成以前，对民国政局发展有影响力，但不利于佛教团体者有二种人：其一为北洋政客军阀；其二为于民国初年归国之留学生。由于此二种人之提倡与实行，致佛教陷于“破除迷信运动”的狂风暴雨中。
　　民初因李石曾与吴稚晖之倡议，颇多青年学子留学法国，这些“既不勤工，也不俭学”的留法学生，学习到了以激烈手段对付宗教的方法，此方法源自法国大革命时，激烈革命份子制订“敦士法”，没收教会财产，强迫修士修女远离修院，并以行政系统支配教会活动。他们返国后，以德先生、赛先生为口号，倡导“破除迷信运动”，民国十一年为了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而组成“非宗教大同盟”，由北京学界发起后，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此项运动后来逐渐变质，一些武人政客参与其中，而趋向于暴力手段，在北伐期间，激起了汹涌的波涛，各地拆庙逐僧，非有不尽灭佛教不罢休之势，其中以阎钖山在山西、冯玉祥在河南、层生智在两湖、孙科在广东表现得最为激烈。全国各地亦借口破除迷信，组织“庙产兴学促进会”、“庙产清理委员会”、“反对佛教大会”，并征收迷信捐、出口纸襁捐、经忏捐、香烛冥襁捐，举国上下，如痴若狂。此运动曾引起部份日本佛徒之关切，其国佛教联合会见于中国政府没收寺院财产，破坏佛教，极端有害国民精神，拟派高级职僧引证日本明治维新之初，破坏佛教之后果及其反悔之经过，向中国最高当局劝说，同时亦劝告佛教徒从速谋求遏止此项不智行动。唯此构想在中日外交处于极端敏感复杂的气氛下，并未付诸实现。
　　7、蒙藏地区的政敬关系
　　清代为巩固边疆，曾陆续分封“四大活佛”：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主西藏，哲布尊丹巴主外蒙、章嘉呼图克图主内蒙，此四大活佛均为政教领袖，其中历代章嘉呼图克图与中央关系保持良好，而西藏及外蒙则因帝国主义从中渗透分化，与中央政府关系则每下愈况。
　　西元一四八O年，俄人脱离钦察汗国统治，建立莫斯科公国，一五七九年越乌拉山，逐步侵占西伯利亚（原名鲜卑利亚） ，至一六三八年抵太平洋，于鄂霍次克海滨，建鄂霍次克城。二八四四年俄人波雅哥夫首至黑龙江、一六四九年俄人哈巴罗甫占雅克萨并筑城，其后中俄双方冲突不断。在俄人侵略过程中，正值吾国准噶尔部噶尔丹（属于厄鲁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发生冲突，由于俄人在一八四O年代即与准噶尔部接触，至此噶尔丹扬言不惜借俄兵以对抗清廷，致一八六九年之尼布楚会议中，清廷对俄国有所让步，以求有效治理北方及西北部领土。但俄人因此食髓知味，对外蒙采行分化政策以谋取利益。清政府一些有识之士因此感到事态严重，遂纷起上疏，谓帝俄在外蒙大量培植亲俄势力，“俄人潜煽喇嘛，喇嘛潜煽蒙古王公”，是一种极为危险的隐患，若不采取强而有力的政策，将有土崩瓦解之惧。而清廷为确保北部边疆的安全，曾在外蒙实施“新政”，以图缓和俄人侵略，但此“新政”因俄人阴构反对，成效不大。辛亥革命时，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一八七O—一九二四）在帝俄的策划下，擅称“大蒙古国皇帝一，中止与中国宗主关系，后虽迫于形势，放弃自治，但中国对外蒙之影响力始终不复。
　　十九世纪时，英国以印度为根据地，进而向北控制了尼泊尔、哲孟雄（锡金） 、不丹；，并以此为据点，伺机觊觎西藏，一八七九年，英人根据烟台条约，正式提出派人从青海到西藏游历的请求，藏人得知后，即由达赖、班禅喇嘛领衔，出具甘结，请驻藏大臣转奏清政府，谓“惟查洋人之性，实非善良之辈，侮灭佛教，欺哄愚人，实为冰炭，断难相处。兹据合藏僧俗共立誓词，不准入藏，出具切结，从此世世不顾生死。永远不准入境，如有来者，各路派兵阻挡，善言劝阻，相安无事，如有逞强，即以唐忒之众，拼命相敌。”伹英人并不因藏胞的反对而却步，反而加紧脚步派人混入四川巴塘、后藏康巴宗等地，并利用驻藏大臣与藏胞之间的若干矛盾，以哲孟雄为基地，进兵隆吐山（原属西藏，后归哲孟雄） ，与藏胞发生武装冲突。英藏纠纷由于清廷的处理不当与妥协政策的错误，终使达赖十三世思联俄制英，幸好日俄战争后，俄国政权亦摇摇欲坠。达赖喇嘛又归心清廷，并进京晋谒慈禧与德宗。达赖喇嘛在京期间适逢慈禧与德宗崩逝而返回西藏，与驻藏大臣联豫发生磨擦，终导致兵戎相见，致达赖十三世出走印度，成为英帝国主义手中的禁脔，英人改用通过达赖喇嘛，策动西藏脱离中国，转移西藏的反英战争为反中国战争，西藏问题遂成为最棘手的外交问题。虽然达赖十三世在晚年时，觉悟到联英政策的不当，而转向中央政府，派员常驻南京，并成立“西藏驻京办事处”，请班禅回藏以主持政教事务， （班禅于一九三七年回藏途中寂于青海省玉树县）但上层喇嘛中亲英派与亲华派的斗争，一直至达赖十四世坐床大典后仍未歇息。
　　关于蒙藏地区的政敦关系，目前政大边政研究所已有数篇硕士论文，可稽补国内佛教界研究之不足。
　　8、中日佛教关系研究
　　日本佛教初传源流有二：一为间接自朝鲜半岛传入：二为日本义学僧侣来华求法与华僧赴日传入，是则中国佛教为日本佛教之活水源头也。
　　十九世纪之六七十年代为世界史上具有关键性的一段时期，在中国因太平天国之乱底定而推展自强运动，日本则因幕府大将军还政天皇而有明治维新，美国结束内战全国复归统一 ，德国义大利亦完成民族统一运动。中国自强运动意外的发展出张之洞的（劝学篇） ，引发庙产兴学运动，而日本的明治维新亦发展出激烈排佛事件，僧侣被迫吃荤娶妻，致使大乘佛教戒律修持为之荡然。幸而日本佛教界派遣留学生如南条文雄、高楠顺次郎等人前往英国，学习梵巴原典，并吸收西欧文献学派、史料学派及社会科学之研究方法，造成日本佛学研究的热潮。由于日本在十九世纪末叶以后佛学研究方法不同于中国传统，与政治上军国主义观念配合，遂形成其巨人幻想症，极力欲摆脱与中国佛教之关系，倡言以原典研究而深入佛教精义，推崇小乘并贬抑大乘，主张“大乘非佛说”，汉译大藏经的价值也被部份学者忽视。
　　一九O五年“日韩合并条约”签定，朝鲜李氏王朝覆灭，在日本殖民期间，于一九一 一年六月三日公布“寺刹法”七条，其法令之苛刻严厉，与蔑视民权之处，曾使举世各国为之惊绝，兹举数则以见一斑：“寺刹之并合栘转废止须得朝鲜总督之许可，变更基址时亦同。” （第一条） 、“寺刹之基址及伽蓝若不经地方长官之许可不得作传法布敦、执行法要、僧尼止住之用，亦不得转让他人使用。” （第二条） 、“寺刹之本末关系僧规法式及其他必要法式由本寺规定，朝鲜总督认可。” （第三条） 、“寺刹所有上地、森林、建筑物、佛像、石刻、古文书、古书画，其他贵重晶，若不经朝鲜总督之许可，不得处分之。”（第五条） 、 “本令规定以外之寺刹关系事项，由朝鲜总督制定之。” （第七条） （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一九一八年初版）此法令与一九一五年所颁之“布敦规则”，致韩国佛教沦抄万劫不复的地步。令人不解的是袁世凯在民国四年时，以日本加诸韩国之“寺刹法”、“布教规则”为基础，订定“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将日本帝国主义禁制殖民地宗教活动的作法，加诸中华佛教总会之上。此一钳制精神如附骨之蛆的附著在民国十八年之“监督寺庙条例”二十一条、近年内政部拟定“保护宗教法草案一 ，乃至厚厚一大本的“中国佛教法令汇编”上，这是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之负面影响，值得吾人重视。
　　另日本佛教企图领导中国佛教之野心亦表现在行动上，他们在庙产兴学运动中派遣佐腾贤道、水野梅晓、高田栖岸、管东海等人游说华僧与寺院加入日本佛教团体。民国四年对袁世凯提出二一十一条”要求，将“日本人在中国之宣敦”列入第五号第七条，幸亏此条款被袁世凯以一日本佛教源自中国，母须派遣来华布敦”为由而予以保留。日人并不因此而气馁，随著日本军阀侵略的脚步伺机而动，终在民国二十六年，于北平伪组织下策动“佛教同愿会一之成立，由广济寺现明法师连络，日本兴亚院出资，会中推戴安钦呼图克图为会长，夏莲居为理事长，周叔迦、庄惕生为常务理事，一些滞留北方之缁素大德均列名发起人榜上。决定以办理法会、翻经论，改进寺庙及僧团制度，宣传布敦，兴办慈善事业为宗旨，藉以完成东亚新秩序之建立，进而促进世界永远和平。而事实上，日本随军僧侣、兴亚院特务宗教工作人员，在沦陷区内，多自行勾结旧时官僚军阀，观念混淆之知识份子及一般无知寺僧，推行日本佛教习俗见解，其中以曹洞宗及真宗本愿寺活动最频繁，日式佛教最盛时，遍及朝鲜半岛、安南、东三省、台澎地区及沿海各省之沦陷区，如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致抗战胜利后，部份僧侣因行日式佛教食肉娶妻，遭民众检举为勾结日寇，以汉奸罪名被起诉，如广州六榕寺僧铁禅， （铁禅在清末庙产兴学运动时捐献寺产获清政府褒扬，后赴日考察佛教，而受日人影响，广州沦陷时加入日本佛教行列。六格寺原珍藏有贯休手绘之十六罗汉像，为苏轼南谪时携带之物，可能于此时期为日人劫夺。）即为较显著之例子。
　　关于近代史上中日佛教关系之研究，《狮子吼》月刊二十四卷中，本希望多出几次专辑作有系统报导，后因暂时停刊及改组而中断，甚为可惜。当时已翻译的资料有《明治佛教史》 （日·土屋铨敦） 、《明治维新初期的佛教》 （日·村上专精） 、《日本对华佛敦运动的变迁》 （日·藤井草宣） 、《日本统治下的韩国佛教—韩国佛教近世百年》 （韩·昔珠禅师）等，收辑而未及翻译者亦多，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主题，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试。
　　赘语
　　以上所列的八个主题是笔者在过去编辑《中国佛教大事纪》《中国佛教史料汇编》中所思考及用心较多的一些主题。任何一位佛教史研究者，涉猎中国佛教史料以后，均会发现这是一个颇受冷漠但值得开发的一块园地，并可列出数十或数百个研究题目以供研究，如：中国近代丛林制度的发展、子孙庙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等。尤其是海峡两岸交流频繁的今天，一些滞留大陆法师大德的资料，如圆瑛、法尊、吕激、高鹤年等可供治佛教史参考者，要取得并非难事，相信在史观正确、史料充足的情况下，可使近代佛教史研究增添更具前瞻性、建设性的成果。
　　（仅以本文纪念家母黄英妹女士往生三七日）
　　《狮子吼》第30卷第11\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