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哲学理论东渐述要（上）
　　
　　 陈应年
　　
　　一、百年以前西方哲学理论翻译大潮初起　
　　 1.严复——西方哲学翻译的伟大先行者　
　　 19世纪末，以严复为代表的一批哲学社会科学翻译家第一次把科学方法论和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介绍到中国来，推动了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开创了新纪元。　
　　 翻译家、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几道，又字又陵，自号天演宗哲学家。1866年，他14岁考了福州船政学堂。1876年被派往英国留学，学习海军。留学期间，他涉猎了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经济、法律理论、进化论和逻辑学等新学说新思想，同时关注资产阶级社会情况，参观过议会、法院等制度设施，深入地了解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留学三年后，回国在母校任教一年。后调往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历任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不过，他在该校任教20年，一直没有受到李鸿章的重用。严复是一位有知识、有抱负的人。他认为，中国要改革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的局面，必须维新改革，学习西方。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强烈刺激了严复。他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四篇论文，即《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和《辟韩》等文，他一面对专制的封建制度提出最深刻、最尖锐的抨击，一面又全面地提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此外，他用犀利的笔，把自己熟读的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为中文，加上自己的按语，用《天演论》的书名于1898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刻印出版。中译本出版后，受到知识界的狂热欢迎，一时洛阳纸贵，多次售缺，而盗版则不径而走。仅就商务印书馆1905年铅印的版本来说，到1921年便重印了20版。随着《天演论》问世，1898年成为中国哲学理论翻译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代。据物理学家、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周昌寿(1893-1948)所著《译印科学书籍考略》的研究，在1600-1900年的三百年间，著名的传教士，约有24人参加了译刻科技图书的活动，如利玛窦就译刻了30多种天文、数学类科技图书，70多位学识渊博的传教士翻译、刻印的图书不下数百种。据传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Tirgault,Nicolas 1577-1628)于1618年再次来华时，曾一次带来“西书七千卷，拟一一翻译”。据统计早期译书，共译成300多种，除大部分为宗教、圣经之类外，有关自然科学、技术和逻辑学译著占120种。　
　　 在《天演论》的带动下，严复决心把翻译活动作为事业，从1901-1909年的10年间相继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即《自由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穆勒的《穆勒名学》（即《逻辑学》）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八种名著。这八种西方名著的及时出版，给中国思想界吹进了强烈的新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20世纪初的前十年，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已不满足于梁启超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的宣传，对于康有为装在“公羊三世”套子里的庸俗进化论，和谭嗣同《仁学》里的人权平等的政治呼号，亦感到不能满足，正是在这个时候，严复站出来帮助人们从根本上了解西方，想弄清中国向何处去，希望理解中国的发展如何与世界发展的总趋向联系起来。李泽厚指出：严复是将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哲学的理论知识介绍过来的第一人。“（李泽厚《论严复》）　
　　 2.梁启超——致力于观念变法的编译家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在戊戌变法时期叱咤风云，活跃于思想界达30多年。由于变法失败，1898年他被迫流亡日本，先后编印《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02年出版），用编译的方式大力宣传西方哲学思想。1902年梁在《新民丛报》发表介绍西学的论文，代表性的有：《霍布斯学案》、《斯宾诺莎学案》、《卢梭学案》和《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培根和笛卡儿）之学说》、《论希腊古代学术》、《近世第一大哲康德学说》等等。　
　　 梁启超早期重点介绍了亚里士多德、卢梭、孟德斯鸠、边沁等人的政治学说，在分析近代西方文明产生的根源时，他重点介绍了霍布斯、斯宾诺莎、培根、笛卡儿、进化论者颉德、达尔文等人关于文明论的观点。例如他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中，评述了培根和笛卡儿的学说，指出培根是经验主义的始祖，笛卡儿是理性主义的奠基人，“把他们称为近代西方文明的鼻祖是有道理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方哲学东渐史》第108页）　
　　 梁启超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一文中，把康德称为近代西方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有时称康德是“百世之师”，是“黑暗时代之救世主”等等。梁启超把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在一定意义上说，超过了他为改良主义思想等方面所作的宣传，对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实事求是地说，20世纪初，梁启超对西方哲学还未能深入地学习与研究，因此他的编译介绍有时空洞肤浅，有时不免采用了他自己信仰的佛学观点。譬如，梁启超把康德当作近代第一大哲来介绍，但从他的阐述来看，一方面他并没有真正了解和把握康德哲学的实质，另一方面还由于他把康德哲学和佛教唯识宗的教义加以附合比拟，因而并没有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康德是近代西方第一大哲学家的形象。不过，由于梁启超文字通俗流畅、“笔端常带感情”，因而他的西方哲学宣传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影响很大，起了不可忽略的巨大历史作用。　
　　 3.蔡元培的早期哲学翻译活动　
　　 蔡元培(1867-1940)是近代激进的民主革命家和著名学者，也是翻译西方哲学的先行者之一。20世纪初，由于蔡元培在上海从事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引起清朝廷的监视，被列为逮捕目标。1903年6月他去青岛避难，这时他从日文翻译了德国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一书，这是作者科培尔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给学生讲课的教材。内容分为五部分，即，1.绪言，2.哲学之总念，3.哲学之类别，4.哲学之方法，5.哲学之系统。实际上是一册浅显的哲学启蒙读物。　
　　 1906年蔡元培又通过日文翻译了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录总论》（商务印书馆版）。这里讲的妖怪学是井上圆了在1891年创立“妖怪学研究会”时用西方哲学观点撰写的一部提倡科学、破除迷信的启蒙哲学读物。全书分为八大卷，即总论、理学部门、医学部门、纯正哲学部门、心理学部门、宗教学部门、教育学部门、杂部门八类，使“读之者，不但知妖怪之理，亦得借以窥各学科之大要”。中译本八册由杜亚泉办的亚泉学馆收买，后因失火，原稿被毁，只有总论一册由商务印书馆编印出版。书中研究的是从民间所说的妖怪，直到“天地万物之起源，万有之本体，灵魂之性质、生死之道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版第3页）哲学家张东荪认为，蔡元培翻译的井上圆了著《妖怪学讲义录总论》等书，是早期引进的西方哲学的代表。他说：“我个人以为，中国之有西洋哲学，由来已久，然从今天来看，至少可算有三个时期。第一时代是用蔡元培先生所翻译的井上圆了的‘妖怪学’为代表。井上毕业了以后，把他所领会的西方哲学拿了出来作成这部妖怪学。这足以代表日本人初期接受西洋哲学的态度与反应。而蔡先生把它翻译到中国来却亦足以代表那个时候中国人对于哲学的态度。这乃是西方哲学初到东方来的应有的现象。”（《文哲月刊发刊词》）井上的妖怪学中译本，当时出版过四种。如《妖怪百谈》、《哲学妖怪百谈》、《续哲学妖怪百谈》，1902-1903年出版）蔡元培的中译本出版后，曾重印五次。在此前后，国内还出版过《寻常小学妖怪学教科书》。（屠成立著，新中国图书社1902年版）可见这类妖怪学的启蒙读物在当时影响很不小。哲学家贺麟指出：“从变法运动到五四运动时期，这是一个启蒙介绍时期，特点是宣扬维新，改良政治，反对传统风俗习惯，而且有的人应用佛学和中国哲学来讲西方哲学，也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一般说只是一种文化批评和观察印象。”（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载《中国哲学》第2辑344页）我们觉得，这种看法也适用于当时翻译的井上圆了的哲学著作。　
　　 4.马君武的初期哲学理论翻译活动　
　　 翻译家马君武(1881-1939)，原名道凝，字厚山。广西临桂县人，困临桂为桂林府首县，故又称桂林人。他原是唐才常的高足，唐失败被杀后，他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曾协助梁启超代理编辑《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和译作。在1902-1903年间，他编译过西方哲学如《新派生物学（天演学）家小史》、《斯宾塞女权篇》，译过弥勒的《自由原理》、《唯物论二巨子（狄德罗、拉梅特里）之学说》、《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唯心派巨子黑格尔学说》、《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儿（托马斯·莫尔）之华严界（喻指乌托邦）观》、《弥勒约翰之学说》(1903)、《论理学之重要及其效用》(1903)等。　
　　 马君武传播西方哲学理论，主要在1903年前后。他的文章的特点在于把唯物论、无神论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唯物论和无神论有助于法国1789年革命的成功。并且，还联系中国的革命现实，宣称“欲救黄种之厄，非大倡唯物论不可”。〔《唯物论二巨子（狄德罗、拉梅特里）之学说》，《大陆报》1903年11月第二期〕他在《唯心派巨子黑格尔学说》说，“至黑格尔出，而哲学之面目一变，扫除旧说之误，而以规制证明之，以论理法救正谢林之失，脱谢林之范围，而自标新义，以宇宙之实象征真理。呜呼，黑格尔之大名，雷轰于哲学界放大异彩，因自有其真价值在焉，非偶然也。”文章分五节，包括：1.黑格尔之生活；2.黑格尔之学风；3.黑格尔之论理学；4.黑格尔之绝对唯心论；5.黑格尔之历史哲学。　
　　 马君武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评论者认为“把马君武与梁启超、严复作了对比，认为有别于梁、严，”“主要集中在对科学方法论的吸收”。　
　　 二、五四时期西方哲学理论翻译的高潮　
　　 1.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翻译传播　
　　 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随即大量地传到了中国。自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在上海出版后，1928-1930年间，新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将近40种，如吴亮平译《反杜林论》（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版）、杨贤江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30年）、郭大力和王亚南译《资本论》三卷全译本相继出版。三、四十年代，上海生活书店先后以《世界名著译丛》（1938-1947年，14种）、《世界学术名著译丛》（1943-1948年，11种）的名义集中出版了经典著作的中译本，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对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国内已有专人作深入研究，可参阅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2.梁启超、张东荪磋商组织翻译现代西方新哲学著作　
　　 五四运动以来，随着一大批留学生从国外学成回国从事教学研究，西方哲学理论著作翻译在中国有了较大的发展。1920年梁启超、张东荪从欧洲访问归来，曾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磋商，希望对他们组织的讲学社邀请欧美名人来华讲演给予资助。张元济在同年致梁启超先生的信中说：“前面谈讲学社延聘欧美名人来华演讲，嘱由敝馆岁助若干，所有演讲稿由敝馆出版各节已由同人商定，均遵照尊意办理。自十年分起，每年岁助讲学社5千元，专为聘员来华讲演之用，三年为限，以后再另作计议。演讲稿既承交敝馆出版，仍照给讲学社版税，此次罗素演讲稿即照此办法办理，另由编译所直接函商。柏格森如可来华，亦统由讲学社聘订，敝馆不另担承，以归画一。”（《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26页）不久，罗素、杜里舒相继访华，演讲稿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西方现代哲学在我国有了较深入的翻译传播。　
　　 3.罗素访华及其著作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出版　
　　 英国新实在论哲学家罗素(1873-1970)应中国讲学社和北京大学联合邀请，于1920年9月来华访问讲演，直到1921年7月告别中国，在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地作了多次讲演。译者为赵元任、张廷谦、瞿世英（又名瞿菊农，曾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受教于美国新黑格尔主义者霍金等教授）等。内容涉及：1.哲学问题，2.数理逻辑，3.物的分析，4.心的分析，5.社会构造论。讲演受到青年学生热烈欢迎，据罗素回忆：“青年听众的求知欲非常强烈。他们聆听演说时就像饥饿者面对盛宴一样。”（胡作玄：《罗素》，载《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8卷）。讲稿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北大新知书店出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学社丛书》里列有“罗素丛书”共有5种，如《哲学中的科学方法》（王星拱译，1921年）、《算理哲学》（傅钟孙等译，1923年）、《政治理想》（程振基译，1921年）、《战时之正义》（郑太朴译，1921年）及《德国社会民主党》（陈与漪译，1922年）等。在此前后出版的有《物的分析》（任鸿隽等译记，1922年），《罗素论文集（上、下）》（杨端六等译，1923年）。1926年又出版了《我的信仰》（何道生译，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了胡愈之译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1920年）、《罗素的相对原理观》（关桐华译，1922年）、《哲学问题》（黄凌霜译，新青年社，1920年）。　
　　 4.杜威访华及实用主义哲学的传播　
　　 外国哲学家来华讲演，罗素并不是第一人。1919年初，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日本讲学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与胡适、陶孟和等人商量，以北京大学、尚志学会和江苏教育会的名义，邀请杜威来华访问讲演。1919年4月，杜威来到上海，前后在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和广东11省，讲演一百多次，到1920年7月离开中国。讲稿后来由北大新知书店出版，内容涉及“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伦理讲演纪略”，合称《杜威五大讲演》（晨报社，1920年8月），开始系统地把实用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同时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孟宪承译）、杜威的《哲学的改造》（胡适、唐钺译，1934年）、《思维术》（刘伯明译，南京高等师范1918年）。　
　　 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胡适从事了大量活动。1919年他撰写了《实验主义》，1922年写了《五十年来的世界哲学》（上海申报馆，1924年）等书，对宣传杜威的思想学说作了不遗余力的宣传。与此同时，教育家陶行知也大力宣传了杜威的教育思想。　
　　 5.柏格森哲学的翻译介绍　
　　 有人说《东方杂志》早在1914年10月就发表了商务印书馆的主任编辑钱智修撰写的《布洛逊哲学之批评》一文，1918年刘叔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柏格森之哲学》，对柏格森哲学作了介绍。不过生命哲学代表人物之一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主要还是得力于杜威来华讲演的宣传。五四以后，国内对柏格森的翻译和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这时柏格森原著如《创化论》（1919年）、《物质与记忆》（均由张东荪译，1922年）《形而上学序论》（杨正宇译，1923年）、《心力》（胡国钰译，1924年）、《时间与意志自由》（潘梓年译，1926年）及心理学著作《笑之研究》（张闻天译，1923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此同时，法国作者约·索洛蒙著《柏格森》1922年由泰东图书局出版。《柏格森变之哲学》（英卡尔著，刘延陵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柏格森之变易哲学》（张闻天译，民智书店，1924年）及《近代科学与柏格森之迷妄》）〔英〕额略第著，陈正模、刘奇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也先后出版。　
　　 《民铎》杂志于1922年出版“柏格森专号”，作者阵容十分壮观，当时的哲学名流均执笔写稿，内容有：　
　　 1.严既澄：《柏格森传——〈时间与自由意志〉概略》　
　　 2.李石岑：《柏格森哲学之解释与批判》　
　　 3.张东荪：《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　
　　 4.李石岑：《柏格森之著述与关于柏格森研究之参考书》　
　　 5.蔡元培：《柏格森玄学导论》　
　　 6.柯一岑：《柏格森精神能力说》　
　　 7.吕ｃｈéｎｇ＠①：《柏格森哲学与唯识》　
　　 8.梁漱溟：《唯识家与柏格森》　
　　 9.杨正宇：《柏格森哲学与现代之要求》　
　　 10.瞿世英：《柏格森与现代哲学之趋势》　
　　 11.范寿康：《直觉主义之地位》　
　　 在上述作者中，李石岑(1892-1934)在翻译介绍柏格森和尼采等西方哲学时做过大量工作。他原名邦藩，湖南醴陵人。1912年东渡日本留学，1916年成立丙辰学社（即后来的中华学艺社），1919年起主编该会刊物《民铎》。1921年回国加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后主编《教育杂志》。并在东南大学、上海大学等兼授哲学课。1928年赴法、德留学，回国后任教暨南大学。编译有《西洋哲学史》、《哲学概论》、《希腊三大哲学家》等。　
　　 著名作家沈雁冰，年轻时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当时他也关心柏格森哲学的介绍工作。1922年1月17日他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对《民铎》的“柏格森专号”的出版，向读者作了热情的推荐。他认为，在这期专号上，“有说明柏氏学说全盘面目的，有说明柏格森哲学与现代哲学之关系的，有专讲柏格森的一部著作的，还有把它和中国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总之，通过这个专号，相当全面地把柏格森哲学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了”。（《西方哲学东渐史》，第279页）　
　　 评论者指出：“这个时期在中国传播柏格森哲学的学者中，主要代表要算李石岑、瞿世英、张东荪。他们有的以客观的介绍为主，并辅之以一定的评述；有的以评述为主，辅以一定的介绍；有的则着重纠正读者中对于柏格森的误解，以引导读者正确地领会柏格森哲学的实质。”（同上书，第280页）　
　　 6.杜里舒访华及其哲学的传播　
　　 杜里舒是唯心主义生机论者（贺麟教授语），他的哲学与罗素、杜威相比，影响较小，但在当时仍有一定意义，故在这里略作介绍。　
　　 哲学家杜里舒应中国讲学会的邀请，于1922年10月来上海访问，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讲演活动。杜里舒来华后，相继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讲学，口译者为瞿世英、张君劢。除宣传康德哲学之外，主要是系统介绍和阐述自己的哲学体系及体系的具体内容。讲稿经整理后以《杜里舒讲演录》的书名由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1月出版。另有江绍原翻译的《实生论大旨》（亚东图书馆，1923年），内容包括：实生论的三大证明，命根与物质及能力的关系，实生论的名理，实生论与一元玄学等五章。又出版了张君劢、瞿世英的研究著作《杜里舒研究及杂文》，书中包括《杜里舒教授学说大略》（张君劢），《杜里舒与现代精神》（瞿世英），并附有杜氏《爱因斯坦相对论之批评》、《人类思想及实在问题》等5篇讲稿。　
　　 1923年4月，《东方杂志》刊出了“杜里舒专号”，使杜氏在中国的讲学趋向高潮。专号目录为：　
　　 乔峰（周建人）：《生机定义》　
　　 杜里舒：《近代心理学中非自觉及不自觉问题》（张君劢译）　
　　 费鸿年：《杜里舒学说概观》　
　　 瞿世英：《杜里舒学说的研究》　
　　 张君劢：《关于杜里舒与罗素两家心理学之感想》　
　　 秉志：《杜里舒生机哲学论》　
　　 菊农：《杜里舒与现代精神》　
　　 杜里舒（宏严译）：《生机论概念》　
　　 费鸿年：《杜里舒的著作》　
　　 当时哲学界对杜里舒哲学有一定理解和研究的就是上述三位：费鸿年、瞿世英和张君劢等人。　
　　 7.康德哲学的翻译介绍及研究　
　　 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活动中，康德哲学在新文化运动前后被称为一个热点。贺麟先生回忆说：“自从1923年，张颐(1887-1969)先生回国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时，西方古典哲学才开始真正进入了中国近代大学的哲学系。”（《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368页）张先生回国时，颇有感慨地说：“余自欧洲抵沪上时，所遇友朋，皆侈谈康德，不及黑格尔，竟言认识论，蔑视形而上学。”（张颐：《读克洛那、张君劢、瞿菊农、贺麟诸先生黑格尔逝世百年纪念论文》，《大公报》文学副刊207期，1931年12月25日刊）　
　　 最早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康德哲学的是宗之ｋｕí＠②。1919年5月他先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康德唯心哲学大意》和《康德空间唯心论》两文。1920年沈甫霖的《康德的教育意见》和南吕的《哲学的改造和现代的康德哲学》分别在《上海周刊》和《学灯》上刊出。1922年王中君在《康德的认识论和马克思的认识论》、ｒèｎ＠③生的《康德与爱因斯坦》在《今日》和《东方杂志》上发表。《康德传》作为第一本中译本传记，由北大共产党员学生罗章龙和商章孙合译后于1922年交中华书局出版。值得指出的是，康德的第一本学术随笔《人心能力论：论意志能制病情》一书则是早在1914年便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据考证，其原文是康德在1797年答复医生胡菲兰关于养生之道的一封信。饶有兴味的是，此书系由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同中国教员周暹（即周叔ｔāｏ＠④）合译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原为德国传教士，1889年前来青岛传教，同时学习中国文化，深受儒教熏陶。1909年创办德华学校，并积极为欧洲人翻译中国古典著作。1911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译有《论语》（1910年）、《老子道德经》（1911年）、《易经》（与劳乃宣合译，1924年）、《吕氏春秋》（1928年）和《礼记》（1930年）等。回国后，在德国莱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创立中国研究所，出版杂志《中国的科学与艺术》。康德著作最早是由中德学者合作译成中文出版的，这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4年4月22日，康德诞辰200周年，国内报刊为此均刊登康德像，发表纪念文章。《学灯》和《晨报》副刊发表了胡嘉的《康德学说与我们对于康氏生辰纪念之感想》和张东荪的《康德杂谈》。《晨报》还刊出甘蛰仙的《康德纪念与东原纪念》和《康德在唯心论史上之地位》，二文对于康德哲学做出了较高的评价。同年的《学艺》和1925年的《民铎》杂志，先后出版“康德专号”，发表纪念论文，多达35篇，把纪念康德的活动推向一个小高潮。有的论文赞扬康德的三大批判，认为“实在可以称为万世不朽的著作”，有的认为康德在哲学上进行的变革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进行的变革一样，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的从哲学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具体地阐明了康德哲学的贡献。（《西方哲学东渐史》第228页）当时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的范寿康(1895-1983)撰写了《康德》（商务印书馆，1926年）、《认识论浅说》（商务印书馆，1927年）等书，介绍了康德的生平思想及其哲学认识论中的几个问题；先验的综合、时间、空间、范畴及先验的自我意识之统一，是当时一位译介康德哲学的先行者。　
　　 康德哲学专著直到30年代才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主要有《纯粹理性批判》（胡仁源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实践理性批判》（张铭鼎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关琪桐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等。评论著作有苏联德波林著《康德的辩证法》（程始仁译，亚东1929年版）、日本朝永三十郎著《从康德平和主义到思想问题》（任白涛译，启智书局1930年版）、日本桑木严翼著《康德与现代哲学》（余又荪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英国林稷著《康德哲学》（彭基相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等。　
　　 贺麟说：张铭鼎是我国20-30年代“最初搞康德哲学的人物”。张先生1924年在《学艺》杂志上发表了《康德学说的渊源与影响》，第二年又在《民铎》“康德专号”上发表了《康德批判哲学之形式说》，对康德哲学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介绍，他认为康德三大批判的中心思想，“就是康氏所拳拳致意的理性主义。他要根据理性主义，将从前一切学说加以评价，以便从科学道德艺术三大文化领域中，得建设出一个确实的基础而完成其批判的精神”，强调康德的理性主义，代表了中国五四时期要求科学和民主的精神，这是当时讲述康德的时代趋势。（《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第361-362页）。　
　　 贺麟在论述中指出，瞿世英的《康德的纯粹理论指导》（载《哲学评论》1928年2卷2期）、张东荪的《多元的认识论》（1934年版）关于康德哲学的介绍侧重于康德的认识论和论理学，这表明他们的康德研究均能融会自创体系，对介绍康德是有贡献的。（同上书，第362-363页）　
　　 8.尼采哲学的翻译介绍与影响　
　　 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尼采哲学最早是通过赴日留学生或在日本逗留流亡的中国学者传入中国的。梁启超1902年第一次把尼采传入中国，是受到日本西方哲学著作的影响。1904年王国维学习、研究德国哲学，从康德开始，经过叔本华、尼采，再回到康德。他涉略的哲学家很多，但他潜心研究和热情传播的却是康德、叔本华和尼采。鲁迅先生留学日本时，1907年撰写《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同样是受到在日本流行的尼采思想的影响。　
　　 五四运动前后，尼采思想受到我国思想界的重视与宣传。陈独秀曾多次援引尼采思想以开导和启发中国青年。新文化运动中，尼采思想受到文学界的大力推崇。郭沫若、田汉、茅盾都曾宣传过尼采的“超人”哲学。1922年《民铎》杂志出版“尼采专号”，广泛地介绍了尼采的学说。特别是1923年郭沫若译《查拉图司屈拉抄》在《创造周报》上连载发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尼采的某些著作在哲学、文学界受到广泛的欢迎。如《扎拉图士特拉如是说》有郭沫若译本（创造社，1928年版）、萧赣译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徐梵澄译本（生活书店，1936年版）、雷白韦译本（中华书局1940年版）、高寒译本（贵阳文通书局，1947年版）；其他译作有：《朝霞》（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快乐的知识》（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看那这人》（高寒译，文通1947年版；刘恩久译，沈阳文化书店1947年版）。评论著作有《超人哲学浅说》（李石岑著，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之批判》（苏联勃伦蒂涅尔著，段洛夫译，潮锋出版社，1938年版）、《从叔本华到尼采》（陈铨著，重庆在创出版社，1944年版）。这些原著的翻译表明尼采哲学在中国读者中颇有市场。　
　　 茅盾1920年写了《尼采的学说》一文，内容涉及尼采传略及著作、尼采的道德论（上、下）、进化论者尼采、社会学者尼采。作者首先指出，“读尼采的著作，应当处处留心，时常用批评的眼光去看他，切不可被他犀利的骇人的文字所动”。（载于《学生》第2卷1号）。茅盾的批评，特指采取分析的态度。作者既肯定尼采思想中积极向上的因素，也指出他理论上的失误。对于尼采的进化学说，茅盾指出“超人主义者便是尼采的进化论（即指靠超人来克服欧洲社会的弊端）”。作者认为，在尼采那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不仅是“超人”的产婆，而且还是达到真理的方法。它对于唤醒沉睡在谷底的人们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他给予它以充分的肯定。（《尼采的学说》，《学生》第7卷2号）　
　　 哲学家李石岑在《尼采思想之批判》中指出，1.尼采一生的思想结晶集中表现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而这本书却以箴言的形式问世，难以表现尼采思想的精华；2.尼采思想过于热烈，对于人生的探讨过于直接；3.尼采思想每句话的反面都包含有个人生活的体验，没有生活体验的人难以理解；4.尼采的著作不少句子包含有矛盾的地方。李石岑的这些分析符合尼采著作及其思想特点，对于人们正确理解和接受尼采学说有一定帮助。（《西方哲学东渐史》第246页）　
　　 9.美学理论在我国的翻译传播　
　　 30-40年代，美学理论在我国有了大量的翻译介绍。首先是由于鲁迅先生的提倡和带动。他自己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1929)，耿济之翻译了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它们都是在国内发生过较大影响的艺术理论译著。不过在20年代，国内更出版过一些美学翻译。范寿康编译一册《艺术之本质》(1928)。这是根据日本学者伊势专一郎的原著编译的。主要论述美的经验和美的分类两方面的问题。涉及美的对象及崇高、优美、感觉美、精神美、悲壮、滑稽与谐谑、丑等等。30年代傅东华翻译了克罗齐著《美学原论》(1931)。朱光潜于1947年翻译了克罗齐的《美学原理》。周扬在1948年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读书出版社）。　
　　 10.史学家何炳松翻译美国“新史学”派理论　
　　 何炳松(1890-1946)是著名的史学家，浙江金华人。1913年赴美留学，进入伯克利加州大学学习政治学、经济学，又考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政治学。1916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获政治硕士学位。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预科讲师。后讲授《西洋文明史》。1919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1921年开始翻译美国新史学派鲁滨孙的代表作《新史学》(1923)，又与他人合译《西洋史学史》(1928)，还根据鲁滨孙与俾尔德的著作编译了《中古欧洲史》(1944)，《近世欧洲史》(1925)讲义，较早地把美国的这一史学派的理论观点介绍到中国。　
　　 11.精神分析派心理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　
　　 最早在我国翻译介绍精神分析派心理学或变态心理学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如胡愈之译的“梦中心灵之交通”（1918年1月），张东荪撰写的“论精神分析”（《民铎》1921年2卷5期）、吴颂皋写的“精神分析的起源和派别”（《东方杂志》1923年6月）等。　
　　 较早的中文译本是赵演译《弗洛伊特心理分析》（〔英〕B.勒著，商务印书馆1929年4月）；英国的布拉文著《心理学与精神疗法》（华超译）商务印书馆1929年4月初版；当时张东荪也撰写了《精神分析学ABC》，（ABC丛书社1929年5月）。不过最早从原著翻译介绍费洛伊特《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10月）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8月）的还是心理学家高觉敷先生。高觉敷先生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哲学心理学部编辑，当时他在唐钺先生的指导下，一边学习心理学新理论，一边做翻译介绍，还常在《东方杂志》和《教育杂志》撰文介绍新的心理学派。如他译过德国勒温著《形势心理学原理》（正中书局，1945年）。德国苛勒和美国考夫卡合著的《格式心理学之片面观》（商务印书馆1935年8月）；　
　　 行为心理学的翻译介绍者是郭任远先生。商务印书馆在20、30年代出版的行为心理学的译著大都是由他编译的，共六种。如《人类的行为（上下）》（商务印书馆，1923年11月）；《行为主义心理学讲义》（商务印书馆，1928年）；行为性的基础（商务印书馆1929年10月）；《行为主义》（商务印书馆1933年12月版）；《行为的基本原理》（商务印书馆1935年8月版）；《行为学的领域》（世界书局1935年8月）等。　
　　 三、三、四十年代西方哲学在我国的翻译传播　
　　 1.西方哲学史的翻译传播　
　　 本世纪30年代是我国大规模地引进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时期。哲学界认为现代西方文明是由近代西方文明发展而来的，不了解近代西方文明的兴起及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变化，要真正把握现代西方文明及其在哲学上提出的种种学说，是难以做到的。在这种历史要求的推动下，翻译介绍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哲学，被提上议事日程。（《西方哲学东渐史》第376页）　
　　 二、三十年代，我国相继翻译出版了一批哲学史著作，书目如下：　
　　 《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刘伯明著，中华书局1921年版。　
　　 《近代西洋哲学史纲要》张东荪、姚璋著，中华书局1925年版。　
　　 《西洋近世哲学史》〔丹麦〕霍甫丁著，彭建华译，民智书局1923年版。　
　　 《现实主义哲学的研究》〔日〕金子筑水著，蒋经三译，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近代唯物论》〔日〕森宏一著，冠松如译，进化书局1933年版。　
　　 《西洋哲学的发展》瞿世英著，福州国光社1930年版。　
　　 《西洋哲学史》（上下），张东荪著，1930年版。　
　　 《西洋哲学史》（第一卷），李石岑著，民智书局1933年版。　
　　 《西洋哲学小史》全增嘏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西洋哲学史纲》黄忏华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欧洲哲学史》〔美〕马尔文著，傅子东译，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　
　　 《欧洲哲学史》〔德〕韦柏著，徐炳昶译，北京报社1927年版。　
　　 《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英〕木尔兹著，伍光建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西洋哲学史》〔美〕洛挈斯著，詹文浒译，中华书局1933年版。　
　　 《西洋哲学史》〔德〕韦柏著，詹文浒译，世界书局1934年版。　
　　 《欧洲思想史》〔日〕金子马治著，胡雪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朗格唯物论史》〔德〕朗格著，李石岑译，中华书局1936年版。　
　　 《哲学思想之史的考察》〔美〕恩德曼著，征农译，读书社1936年版。　
　　 二、三十年代，国内大学陆续建立了哲学系，开设了西洋哲学史课程，随着国内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翻译介绍的扩大与深入，这时期出版了一大批西洋哲学史和近代哲学史译著。据粗略的统计，哲学史著作有9种，翻译的西洋哲学思想史有10种。近代哲学史有7种。这些哲学史著作体系不同，观点各异，有苏联德波林的唯物主义观的哲学史，也有欧美资产阶级的哲学史，不过，它们对普及哲学史的知识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27年张东荪、瞿菊农、黄子通等创刊《哲学评论》后，中国开始有专门性质的哲学刊物；自从1935年4月中国哲学会成立，举行第一届年会起，中国哲学界才开始有组织地从事哲学理论和中西哲学史的研究。到1941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出版阵地扩大了，国内对西方哲学的翻译有了更多的出版机会。　
　　 2.关于古希腊哲学的翻译与研究　
　　 古希腊哲学在新文化运动及以前有过零星介绍，到了30年代，在部分哲学家努力下，在翻译传播希腊哲学原著和研究方面有了一定的改进。　
　　 这个时期翻译的希腊哲学史类书籍有三部，即杜威著《哲学史》（希腊部分），刘伯明译（泰东图书局1920年版）；《批评的希腊哲学史》，〔美〕斯塔斯著、庆泽彭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狄更生著《希腊的生活观》〔英〕，彭基相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古希腊哲学原著有杨伯恺翻译的三种，即《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集》，辛垦书店1933年版，收有赫氏著作残篇135条，以及历史上有关他的生平、思想和评价的文献；《德谟克利特哲学道德集》（辛垦书店1934年版），辑译了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有关德谟克利特的介绍和评论，其中格言224条是研究德氏哲学的第一手材料；梭罗文的序言和导言，反映了历代西方学者对德谟克利特哲学的理解和评价。《学说与格言》一书收有伊壁鸠鲁致希罗多德、比多克勒斯和墨勒色的三封信，及两组格言，共121条。上述古希腊哲学家原著在中国首次出版，尽管原文是断篇残文，翻译和表述也颇多疵点，但对于中国读者接受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在当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西方哲学东渐史》第368-369页）　
　　 在西希腊哲学中，翻译、介绍较多的还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①《理想国》，吴献书译，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②《柏拉图对话六种》，张师竹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尚志学会丛书）。　
　　 ③《柏拉图五大对话》郭斌和、景昌极译，吴宓校，南京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　
　　 ④《柏拉图》，严群编著（世界书局1934年版），这是一本介绍柏拉图哲学的通俗读物。　
　　 ⑤《柏拉图》〔英〕杜伦著，詹文浒译，青年协会书局1929年版。　
　　 ⑥《柏拉图政治教育学说今解》〔德〕斯登堡著，俞颂华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亚里士多德的翻译介绍有：　
　　 ①〔英〕铁聂尔著《亚里士多德》，刘衡如译，中华书局1920年版。　
　　 ②〔美〕杜兰著《亚里斯多德》，詹文浒译，青年协会书局1929年版。　
　　 ③《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英〕华莱士著，汤用彤译，附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书后。　
　　 ④《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向达、夏崇璞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　
　　 ⑤《政治学》吴颂皋、吴旭初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⑥《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严群著，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⑦《亚里士多德》范寿康著，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在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原著中，《伦理学》和《政治学》是两部比较重要的原著。它是为了纪念“西洋大哲之学传入中土，及中国西学先进逝世三百年”而由清华大学吴宓教授推荐有关学者向达等翻译的。向达的译本有吴宓教授的“校者识”，提纲挈领地概括和论述了亚氏伦理学的主旨和内容，是一本译笔流畅、内容充实的译本。　
　　 到了40年代，古希腊哲学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不多。但严群的《希腊思想》（上海华夏图书出版公司，1948年）和陈康教授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不能不提。严群是专门研究古希腊哲学和对话集的专家。他的《希腊思想》与一般哲学史不同，它追溯了近代西方文明的根源，集中论述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自然科学能够宰制自然，便利人事，而收富强的效果，所以自然科学史是今日西方文明的最大要素”。著名的古希腊哲学的研究者中，陈康(1902-1992)可说是独树一帜。他年青时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1921年赴英国伦敦深造；1930年留学德国，从斯田采尔学习希腊哲学、希腊文及拉丁文。1940年陈康以论文《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等校教授。陈康早在30年代曾发表《柏拉图〈诺曼篇〉中的认识论》和《柏拉图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对象》等论文。4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开设了《希腊哲学史》、《知识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等课程。与此同时，他翻译了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及写作有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论文。　
　　 评论者认为，陈康研究哲学史的方法“值得重视”。陈教授认为，在哲学史研究中，主要的是方法。陈康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时说：这本小册子（指台北版《陈康哲学论文集》里的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分析务求其精详，以免混淆和遗漏。“研究前人的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研究问题时，皆以事物的实况为准，不顾及任何被认为圣经贤训。”（《陈康哲学论文集》作者序）　
　　 他为什么要翻译《巴曼尼德斯篇》呢？欲使后之业者辨别柏拉图哲学中的精华与糟粕，以资研究问题时的借鉴，因此译《巴曼尼德斯篇》。通过自己的研究，加上他具有独特风格的注释，对过去留下的疑难问题，译注者均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和观点，这样，陈康的译注本把对这篇对话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要探讨陈康《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的译著特点和理论贡献的读者可以查阅《西方哲学东渐史》一书第542-552页。　
　　 3.17、18世纪西方哲学的翻译研究　
　　 关于近代西方哲学，即17、18世纪西欧哲学的翻译介绍，在30年代前后的中国有了一定的发展。这里先讲讲近代哲学史的翻译出版情况：　
　　 《近代哲学史》〔苏〕德波林著，林一新译，黎明书局，1934年版。　
　　 《法国哲学史》〔法〕雷维不鲁尔著，彭基相译，1934年版。　
　　 《近代唯物论史》〔俄〕普列汉诺夫著，王若水译，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　
　　 这个时期，20年代初，几位中国学者编著了《近代西洋哲学史》。因为处于开始接受西方哲学的初期，这些著作大都是参考国外的著作编写的。彭基相译的《法国哲学史》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有关法国哲学史中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一种。（《西方哲学东渐史》第377页）　
　　 值得提出的是德波林的著作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作的，但它主要论述和分析了近代经验论哲学从培根到休谟的发展过程，不包括唯理论部分。普列汉诺夫的《近代唯物论史》则是一部已有定评的名著。　
　　 4.关琪桐的西方哲学原著翻译　
　　 关琪桐(1904-1973)（又署关文运），是一位专门从事哲学原著翻译的多产翻译家。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后来长期在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编委会和中德学会救济总署从事翻译。新中国成立后调国家出版署任编审，后转到山西大学外语系任教，曾兼任《哲学译丛》编委。译作有：　
　　 《新工具》〔英〕培根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　
　　 《崇学论》〔英〕培根著，商务印书馆1938年。　
　　 《巴克莱哲学对话三篇》〔英〕巴克莱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　
　　 《视觉新论》〔英〕巴克莱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　
　　 《人类知识原理》〔英〕巴克莱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　
　　 《人类理解论》〔英〕洛克著，商务印书馆1938年。　
　　 《人类理解研究》〔英〕休谟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　
　　 《方法论》〔法〕笛卡儿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　
　　 《哲学原理》〔法〕笛卡儿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　
　　 《沉思集》〔法〕笛卡儿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　
　　 《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德〕康德著，商务印书馆1940年。　
　　 关琪桐翻译了十多册哲学原著，总的来说态度认真，忠于原著，其中有的译本曾得到当时学术界的肯定。如张申府认为笛卡儿《方法论》“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译本”。　
　　 5.张颐、贺麟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翻译与郑昕关于康德哲学的研究　
　　 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比在西方国家及日本要晚得多。即使与康德哲学的传播相比，也要晚一些、慢一些。20世纪初，梁启超、马君武虽然作过零星介绍，但黑格尔原著一直未见中译本。五四运动以来，直到1921年我国报刊上才首次见到瞿世英执笔的《黑格尔》。《东方杂志》在1923年发表《黑格尔学说概要》，哲学界前辈张颐在《学艺》上执笔了《黑格尔论理学》（这是张颐留学时期用英文写作的）一文，高一涵于1926年在《中大季刊》上撰写了《黑格尔的政治思想》等几篇文章。但关于黑格尔原著的翻译和深入的研究著作在20年代尚未出版。到了30年代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31年黑格尔逝世一百年，出现了部分纪念文章。1933年《哲学评论》出版了“黑格尔专号”，瞿世英、张君劢、贺麟、朱光潜和姚宝贤均发表了文章。不久，黑格尔中译本开始出版了。　
　　 《黑格尔历史哲学纲要》，王灵皋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张铭鼎译，民智书局1933年版。　
　　 《黑格尔逻辑大纲》，周谷城译，正理报社1934年。　
　　 《论理学》，张铭鼎译，世界书局1935年。　
　　 《历史哲学》，王造时、谢诒征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与此同时，又出版了一些评介著作，如：　
　　 〔美〕鲁一士《黑格尔学述》，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　
　　 〔英〕凯尔德《黑格尔》，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德〕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柳若水译，辛垦书店1935年。　
　　 〔苏〕德波林《黑格尔的辩证法》，任白戈译，北平民友书局1935年。　
　　 〔日〕甘粕石介《黑格尔哲学入门》，沈因明译，辛垦书店1936年版。　
　　 这个时期，中国哲学家自己的专著也开始出版：　
　　 朱谦之《黑格尔与孔德主义》，民智书局1933年。　
　　 朱谦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36年。　
　　 郭本道《黑格尔》，世界书局1934年版。　
　　 任卓宣《黑格尔》辛垦书店。　
　　 沈志远《黑格尔与辩证法》，笔耕堂书局1932年版。　
　　 值得指出的是，张颐和驾麟先生都是翻译传播黑格尔哲学的先行者，张颐先生更是首屈一指的代表。张先生是四川叙永人，1913年赴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文学、教育和哲学。1919年获文学士和教育硕士学位。不久写成《黑格尔论理学》一书，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在牛津大学师事开尔德、约阿欧等教授。1924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主讲《西方哲学史》。　
　　 他撰写的《黑格尔论理学》是中国学者早期研究黑格尔的重要成果。此稿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出版后国外学者写了书评，拉松博士在柏林《康德研究》上评价了张颐的这部著作，认为他对黑格尔的研究和评价，要比许多德国人中肯和公允。（《西方哲学东渐史》，第412-413页）　
　　 贺麟(1902-1992)，四川金堂县人。1919年秋，入清华学堂学习；1926年出国留学，在美期间，先后在奥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西方哲学。1930年赴法，进一步研究黑格尔哲学。1931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任清华大学教授。贺先生重视翻译工作，他青年时期写过《论严复的翻译》在《东方杂志》上刊出。在《黑格尔学述》序中提出处理译名的四条注意事项。1936年贺麟撰写的《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重点》一文，具体地反映了他对哲学译名和翻译工作的重视，他一方面自己深入地探讨，同时在学术讨论中注意收集改进意见。他对康德、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原著的翻译介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贺先生在北京大学执教，开过西方哲学史、斯宾诺莎哲学、黑格尔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等课程。他译过鲁一士的《黑格尔学述》和凯尔德的《黑格尔》。关于贺麟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翻译和研究的贡献和特点，《西方哲学东渐史》已有深入介绍，此处不赘。有关我国学者朱谦之、郭本道、沈志远、周谷城等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观点，因本文篇幅所限，只好割爱。　
　　 郑昕(1905-1974)，安徽庐江人。1924年进入南开大学读哲学。1927年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和耶拿大学深造。他在新康德主义大师鲍赫的指导下深入研究康德哲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执教近40年，为在中国传播康德哲学贡献了毕生精力。（《西方哲学东渐史》559页）。他把长期积累的讲稿“平日随己之所好，心之所记，一笔之于书，剪裁成文”（《康德学述》弁言），先发表于《学术季刊》，后于1946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作者曾说过，“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就人类的文化思想发展来说，总是承先启后的，承先，不是将过去的学问成绩，积累起来，而是按着一定的原则，将以往的成绩，加以改造和再创，成为一种崭新的学问；惟如此方能启发后昆，表示他在历史上划时代的意义。康德便是这样的睥睨古人，下开百世的思想家”。（《康德学述》第9页）评论者认为“这可以视为《康德学述》全书的基点和在书中反复加以演奏的主旋律”。（《西方哲学东渐史》第561页）　
　　 6.现代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　
　　 30年代以后，我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翻译进入了全面吸收原理的时期。从整个趋势来看，西方哲学东渐已不再具有五四时期那样的力度。不过，总的来说，罗素、杜威的著作翻译仍然很多，罗素的有8种，杜威有5种，尼采有5种：　
　　 《我的人生观》罗素，丘瑾璋译，正中书局1936年。　
　　 《怀疑论集》罗素，严既澄译，商务印书馆1932年。　
　　 《快乐的心理》罗素，于照伦译，商务印书馆1932年。　
　　 《科学观》罗素，王光煦等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　
　　 《哲学大纲》罗素，高名凯译，正中书局1937年。　
　　 《赞闲》罗素，柯硕亭译，正中书局1937年。　
　　 《婚姻革命》罗素，野庐译，世界学会1930年。　
　　 《婚姻与道德》罗素，李惟运译，中华书局1935年。　
　　 《心理学简编》詹姆士，伍况甫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　
　　 《论人生理想》詹姆士，唐擘黄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　
　　 《思想方法》杜威，丘瑾璋译，世界书局1935年。　
　　 《道德学》杜威，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　
　　 《哲学之改造》杜威，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　
　　 《哲学的改造》杜威，胡适等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　
　　 《思惟与教学》杜威，孟宪承等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　
　　 到了40年代，维也纳学派的学说由洪谦全面地传播到中国。洪谦(1909-1992)安徽歙县人。曾在德国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耶拿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读哲学。他在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M.石里克教授的指导下，于1934年撰写了题为《现代物理学的因果问题》的博士论文。留学归来，40年代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武汉大学执教，并在牛津大学新学院做研究员，担任教学和研究。回国后，最初他写作了《逻辑实证论的基本思想》，《维也纳学派与现代科学》等八篇论文，并于1945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题名为《维也纳学派哲学》的著作。　
　　 洪谦“具极大的热忱，几以宣扬石里克的哲学为终身职志”。贺麟教授指出：《维也纳学派哲学》可以“算是比较亲切而有条理地介绍此派思想的书”。（《西方哲学东渐史》第585页）评论者认为它不愧为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洪谦先生为把这个学派所主张的科学精神输入到中国来作出的努力是应该肯定的。（同上书，585-586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氵加（徵去彳）　
　　 　　＠②原字木加魁　
　　 　　＠③原字讠加刃　
　　 　　＠④原字弓右加（屮下加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