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大翻译家竺法护——中国佛教史话之十三��
　　方 之

　　关于竺法护，在《西晋时代的译人和译经》一文中，曾简要地提到他一生为翻译事业所作的贡献。现在再作比较详细的介绍。��
　　竺法护，梵名昙摩罗刹（Dharmaraksa），公元3—4世纪之间的人，祖籍月支，世代定居敦煌。八岁出家，礼竺上座为师。他笃志好学，记忆超群,学习经论，日过万言，且能背诵。长大之后，慨叹当时大多数佛教徒只重视图像而忽略经典，乃立大志，发大誓愿，随师西游诸国，学会多种语文（有说三十六种），将西域诸国流行的经典，尽可能地收集运回敦煌，毕生从事释译工作。梁《高僧传》卷一说他“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生写译，劳不告倦”。
　　西晋武帝末年（290），竺法护曾一度隐居深山，后又回到长安，在青门外立寺行道。他门人众多，法化遐迩。晚年关中战乱，他与徒众离开长安东去渑池避难，因病去世，终年七十八岁。
　　竺法护是中国佛教史上早期的大翻译家。在鸠摩罗什来华之前，他是译经最多的人。梁《高僧传》卷一说他“自敦煌至长安，沿途传译，写为晋文，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其数量之大，可谓空前。��
　　关于竺法护的译经，现代学者吕澂曾作过一番考证，他说：“竺法护翻译的经典，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的记录有一五九部三○九卷，当时存在的写本是九十五部。其后各家目录续有增加。唐代《开元录》刊定法护译本存在的九十一部二○八卷。现重新对勘，实系法护翻的只有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见《中国佛教》二，页一八）。这里所说的“九十五部”或“七十四部”，是指藏经中尚存的经典。��
　　法护译经，其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如《般若》、《华严》、《宝积》、《大集》、《法华》、《涅槃》等都涉及到了。这就是说他的译经，多为大乘典籍。所以梁僧祐《出三藏记集·法护传》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这样高的评价，足见法护在中国译经史上的地位之显要。
　　竺法护不仅译经多，而且道德高尚。他门人之多，据说有数千人。他隐居深山时，旁有泉水一股是他的生活用水。有一天，一个打柴人污染了水侧，泉水立即断流。法护叹息道：“人之无德，遂使清泉辍流。水若永竭，真无以自给，正当移去耳”（梁《高僧传》卷一）。他的话音刚落，泉水又涌出来了。这虽为不足信的神话，但也反映竺法护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他的诚信，竟感动了神灵的护祐。所以东晋名僧支遁为他作《像赞》曰：“护公澄寂，道德渊美，微吟穷谷，枯泉 水”（同前书）。晋代文人孙绰作《道贤论》，将法护与竹林七贤之一的山巨源相比，他说：“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同前书）。由此可见他不仅是一位大翻译家，而且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僧人。因此人们尊称他为“敦煌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