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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佛教寺院遗址研究概况
新疆博物馆研究员 贾应逸
中华佛学学报
第十五期（2002.07）
页141-153
?2002 中华佛学研究所
台湾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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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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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新疆石窟研究得较多，而对佛教寺院遗址很少触及。近年来，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不仅对已知佛教遗址，如于阗县喀孜纳克佛寺、喀拉墩遗址附近的佛殿和民丰县尼雅遗址的93A35S佛寺遗址进行了发掘；还发现并发掘了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的西大寺；又调查了交河故城内的佛教建筑遗址。在和田地区调查并发现几座佛寺，如和田市布盖乌于来克、洛甫县朗如、墨玉县库木拉巴特、皮山县布勒斯特佛寺遗址，并寻觅到了著名的牛头山寺遗迹。由于北庭西大寺和交河故城佛教建筑遗址已发表了报告，[1] 故这里只简要叙述其他几个遗址。
关键词：1.新疆佛寺研究 2.佛寺遗址
【目次】
一、最近发掘的佛教遗址
（一）尼雅93A35S佛寺遗址
（二）喀拉墩遗址附近的61、62号佛殿
（三）喀孜纳克佛寺遗址
二、最近发现和考察的佛寺遗址
（一）库木拉巴特佛寺遗址
（二）布盖乌于来克佛寺遗址
（三）牛头山寺和朗如佛寺遗址
三、近年来新疆佛寺研究的状况
（一）佛教寺院的建筑
（二）和田地区的佛教艺术
四、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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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拙文〈交河故城佛教建筑遗址调查报告〉，载《交河故城保护和维修》，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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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近发掘的佛教遗址
（一）尼雅93A35S佛寺遗址
著名的尼雅遗址在距尼雅县城约100余公里的沙漠腹地（图一）。斯坦因曾对这里作过考察，其编号为 N?V。但他仅挖掘了其中的一部分，并未揭示整个寺院遗址的全貌；且发表在《古代和田》中的平面图还搞错了方向。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有关机构合作组成的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从1988年以来对尼雅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察。1995年，对遗址北部的佛殿（FS）遗址进行了发掘；翌年，又发掘了佛殿周围编号为93A35FA、FB、FC、FD的遗址。报告中，把这两次发掘的遗址割裂开来，认为前者（FS）是佛寺，其余的是“一处与官方活动有关的活动场所”。但是事实表明：这是一处较完整的佛教寺院遗址。它向人们展现了魏晋时期精绝佛教寺院、佛教艺术和佛教发展的状况和特点，使尼雅遗址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 这座佛寺遗址位于靠近尼雅干河床左岸的一处台地上。河床由西经北面向东绕过台地两侧，台地东、南两面散布著许多枯死的杨、柳和果树。整座寺院的地势高敞，寺院的门（FA）开在东面；其南面有佛殿（FS）。西端是僧房和讲经堂（FD）；北面有一组带前廊的房址，其中一间较宽阔（FC）；佛殿西面有一低凹处（FB），据发掘者说可能是冰窖；寺院中央有一面积约500平方米的广场；东部和南部围一道用红柳枝编成的篱笆墙。这是由五组单元建筑成的一座完整佛教寺院。布局规整，组合有序，河水环绕，绿树成荫。
寺院的主体建筑──佛殿构筑在高于寺院其他房址的台地上。墙体采用“木骨泥墙法”[3] 修建，平面呈方形，东西长5.3、进深5.2米，门向东南。佛殿中现存边长2米的正方形台基以木构筑：四隅各有一木柱础，上面卯口内立著木柱，侧面固定木板，内填土而成。四周是供右旋的行道。在行道东北角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些坍塌成碎片的壁画，经加固处理揭出佛和菩萨像各一尊。佛像（图二）仅存上半身，体型健壮，双肩宽阔有力，嘴上留有八字小髭，造型粗犷端庄，充满现实人的生活气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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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 《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卷2，中村印刷株式会社，1999年；张铁男、王宗磊〈95年尼雅遗址93A35佛教寺院发掘简报〉、〈1996年尼雅93A35号遗址中FA、FB、FC、FD发掘简报〉，分别载于《新疆文物》，1998年第1期、1999年第2期。
3. “木骨泥墙”，塔里木南缘墙体的一般构筑法，现仍可在一些偏远地区见到。方法是：先架设四根地梁成方形或长方形木框，四隅用木柱以榫卯法连接成立体形的框架。再在地梁上凿出等距离孔洞，内也插木柱。然后用草绳将芦苇、红柳枝等捆扎在小木柱内外侧。最后在两侧抹草拌泥，即形成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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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壁画相近。但双目微闭而俯视，一副超尘脱俗的表情，具有能最终修成佛陀的标准品格，比米兰壁画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遗址北面的一处房址（FC）被分隔成东、西两组，前（南）面有用篱笆墙围筑的平台。西面的西间面积较大，出土了不少遗物，有玻璃器碎片、紧绳器、木纺轮等，特别是佉卢文和汉文木简牍的出土说明，这里是寺院的的办公场所。同时也表明，这是精绝国的一座重要寺院，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确凿证据。
西面的房址（FD）可分为北、中、南三个单元。其中中间的房址（Ⅲ）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较大。北、东、南三面筑墙，东面用木料以榫卯结构法修筑精巧别致的栏杆，地面以黄土铺垫，坚硬平整。该房址内出土了大量的木柱、柱础及木构件等建筑遗物；在木柱周围发现了四件木雕天人像。显然，这是一处供僧徒进行诵经、集会等活动的场所，或称为经堂。其余南、北两处均为僧房。讲经堂出土四件雕像（图三），浮雕在木板的正背两面，人物呈站立状，用黑色线条勾画出五官、手指及衣服上的褶襞。形象与龟兹壁画中的梵天相似，当为天人。
关于尼雅93A35S佛寺的时代。其北面大型房址中出土的5件佉卢文木牍和9件汉文木简。汉文木简有两件可粘接，每件上有3～6字，其内容大都牵涉到国家诏书、政令。斯坦因在此曾拿走佉卢文木简牍250件、汉文木简50余件，内容与此大致相似，其中一件墨书：“泰始五年十月戍午朔廿日丁丑敦煌太守都□”。“泰始”为西晋年号，“五年”相当于西元269年，说明该寺院在西元三世纪中叶时仍很繁盛。再结合出土佛像的特点看，该佛殿遗址的修建时代，应晚于米兰Ⅲ号塔的壁画（“佛与六个弟子”），早于龟兹现存壁画的年代，约为西元三世纪。
（二）喀拉墩遗址附近的61、62号佛殿
喀拉墩遗址在今于阗县城北面约220多公里的沙漠中。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曾考察过这里。1993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法国科研中心135所合作发现并发掘了喀拉墩附近的两座佛殿遗址，编号为N61、N62。[4]
这两座佛殿都掩埋在沙漠中，地表只露出一些木建筑构件。N61佛殿在喀拉墩东部稍偏南处，墙壁用“木骨泥墙法”构筑，有两层殿墙：里面一层主殿，地面中央有一边长2米的正方形台基，四周是行道；其外围绕的一层殿墙，边长8.5米；两层殿墙间相距约为2米。佛殿整体平面呈“ 回”字形。N62佛寺位于喀拉墩南部（图四），其形制与N61相同。法国科研中心135所在其举办的展览中，对该两处佛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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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eriya menoires dunfleuve, Archeologie et civilization des oasis du Talamakan, 2001; vs 中法联合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考察概述〉，《考古》，199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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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复原，他们认为佛殿中央残存的基座原应为中心柱，与龟兹石窟形制相同。在佛殿靠近台座的行道上，堆积著许多坍榻下来的墙壁碎片，其中有的还描绘著壁画。
现存壁画内容主要是佛像（图五），有立佛和坐佛。立佛布局在佛殿侧壁，赤脚立于莲花上。头两侧各有一身坐佛，上端为一排排的坐佛像。有的坐佛两腿相交坐在莲花上，两手手指交叉置腹前；有的呈禅定，身披的通肩袈裟以双线勾出褶襞。用黑线勾勒面部、袈裟的轮廓和莲瓣等，用土红线描绘五官等细部。线条简洁流畅，富有动感。
发掘者认为，这两座佛殿“很可能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中国佛教遗存之一”。C14测定N61号佛殿为距今1910±250、1193±86年；N62号为1800±40年，大约在魏晋时期。这个时代应当是寺院建筑的年代；但从壁画内容和绘画风格来看，似乎具有八、九世纪晚唐风格，极待进一步研究。
（三）喀孜纳克佛寺遗址
喀孜纳克佛寺位于今于阗县羊场南5公里的沙漠边缘，附近有大面积的古代文化遗存。1983年底清理发掘了一座小型佛殿遗址。该佛殿也有两层殿墙，平面呈“回”字形，外墙南北长11、东西宽8.4米，残高0.6米，门开在南面。主殿地面残存方形台基；四面形成行道。外殿东、北、西三侧壁前筑台座。主殿东侧墙壁残存壁画有：垂帐纹、莲花座和二方连续的麦穗图案等。大大的佛脚踏在莲座上。画面以线条勾勒轮廓，平涂法著色。殿内出土了几个泥塑小佛像，但身、首已经分离，头形长圆，丰颐，黑发，肉髻较大，眼微闭，嘴小，唇厚（图六）。发掘者根据泥塑形象、壁画风格和出土钱币分析认为，应是南北朝时期，即西元五、六世纪的残存。
二、最近发现和考察的佛寺遗址
（一）库木拉巴特佛寺遗址
该遗址位于墨玉县扎瓦乡西北约1.5公里的沙漠中，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称其为“库马提”，说附近“瓦砾甚多，秃垣遍野”。该遗址南面有被居民称为“圆老鼠”的地方。从其地望、遗址规模和传说看，这里可能是古于阗传说中的“鼠壤坟”，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祭祀，以求福佑”的佛教圣地。
1989年发现了三处佛寺遗址和一处墓葬群。其中一座佛殿长17、进深9米，残垣高约0.8～1米。佛殿平面呈“回”字形，考察时见到的壁画有千佛、弥勒像、动物画和供养人像等。出土遗物较多，其中一批小立佛像红色袈裟上的襞褶随身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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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袈裟显出宽肩、细腰、两腿修长的优美体型。其中有一座佛殿的殿墙较薄，正面（主殿）可能为泥塑大型立佛像，出土了佛像身光中的小化佛，背面（外殿内侧壁）彩绘禅定千佛像。在这里还采集有泥塑像头。看来，这处佛寺延用的时间很长，可能一直延续到佛教在于阗终结。
（二）布盖乌于来克佛寺遗址
这是1982年发现的一座佛教寺院遗址，位于和田县城北面约40多公里的沙漠中。遗址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00米，地表散布著许多石膏模制残件和建筑构件。寺内偏东处有一座殿堂，边长约20米，墙残高1米。墙壁上绘著与真人等高的大型立佛像，仅存小腿和脚。其中一幅：佛身著红色袈裟， 两脚呈八字形分别站在两朵莲花上，佛脚长0.48米，两脚相距1.5米。中间跪著一身合掌致敬的女性，头后放射出数十条波浪状光芒，表明这位供养者是神，应是《金光明经·坚牢地神品》。另一幅相同的画面，佛脚下面的供养者为世俗女性，是研究古代于阗妇女形像和衣冠服饰的珍贵资料。和田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在这里收集到泥塑贴壁飞天等遗物。
（三）牛头山寺和朗如佛寺遗址
牛头山寺是古于阗境内著名的佛教圣地，佛经、汉文古籍、敦煌遗书和敦煌壁画中常常提到，学者们一致认为在库马尔山，虽曾多次考察，但仅见石室，不见寺迹。2000年，我们在喀拉喀什河畔的库马尔山崖间寻觅到了牛头山寺的遗迹。寺基凿在断崖上，中间梯道和两侧的行道清晰可辨。和田文管所在库马尔山石室西北1.5公里处发现了一座佛寺遗址。该遗址残存寺墙遗迹，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100米，面临喀拉喀什河，文化层约在20厘米以上。采集到的遗物有莲花纹石膏陶范、模制石膏装饰件等，在附近收集到一件泥塑飞天贴壁。这里的出土遗物虽然不多，但因它距牛头山很近，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对照敦煌遗书可能是传说中虚空藏菩萨所住之西玉河萨伽耶仙寺。
此外，还有布特列克佛寺遗址。布特列克，维吾尔语意为有佛陀的地方，也就是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所说的“徒诺克”废寺遗址。遗址在今皮山县城东藏桂乡北约7公里的沙漠边缘，面积近一平方公里。和田文管所曾在此采集到陶片、石膏图案雕塑残块、石纺轮、开元通宝等，其中一件飞天泥塑像比较完整，但未见到佛殿遗迹。从地望和遗址规模看，正如黄文弼先生指出：这里应是玄奘所记的勃伽夷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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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关上述几座寺院遗址的资料，请参看：新疆文物局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李吟屏《于阗史话》，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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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年来新疆佛寺研究的状况
随著文物普查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和上述佛教寺院遗址的发掘，我们发现在昆仑山以北、直至沙漠腹地的一些古遗址都散布著许多佛教建筑遗址；同时，在这一地区的遗址中，经常可以发现佛教文物和艺术品。这一现象已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新疆佛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佛教寺院的建筑
通过考古发掘和普查，特别对尼雅93A35S佛寺遗址的发掘和交河故城佛教建筑遗址的调查，可以看出现存的佛教建筑遗址，包括佛塔、寺院、佛堂和佛坛四种建筑。一座城市的中心必有座佛塔，楼兰、尼雅、交河故城都如此。有的在其附近修建寺院。尼雅遗址中心的佛塔周围未经发掘，93A35S佛寺在其南2.9公里处。交河故城的布局最为明显（图七）：东门对面和中心大道的两端都修建有塔。在中心大道尽头耸立著的一座大塔是全城的中心，全城最大的佛寺就紧靠该塔的北面（后面）。每座佛教寺院都有寺门、佛殿、法堂、僧房、生活区和水井。其中佛殿必须高于其他建筑。《摩诃僧祗律》卷33规定：
起僧伽蓝时，先预度好地作塔处。塔不得在南，不得在西，应在东，应在北。不得僧地侵佛地，佛地不得侵僧地。……应在西、若南作僧房。不得使僧地水流入佛地，佛地水得流入僧地。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第十七，谈到佛寺的绘画时曾提到，寺有门，内有佛殿、讲堂处、食堂处、库门处、安水堂处、浴室火堂、瞻病堂、大小行处和房内，并且“作沐浴之室，……安砖应为水窦”。交河故城内具备这些设施的，除大佛寺、东北和西北佛寺外，现仅知寺庙区有5处，西城区4座，东城区4处，官署区2处，最少共有近20余处。北庭西大寺虽然仅发掘了一部分，已可看出布局与上述规定相符。尼雅93A35S佛寺遗址也如此：佛殿在东，又高于寺院其它建筑；西有僧房和讲经堂；北面为客堂；发掘者认为的“冰窖”，可能是水井的遗迹；东、南面有墙垣，西、北面是陡坡。这些布局与形制与中亚贵霜时期的寺院十分相似。
尼雅这座寺院北面的客房中出土了一批汉文和佉卢文木简牍，内容大都牵涉到国家诏书、政令等，与国家政治生活相关。这不仅表明该房址是“一处与官方活动有关的活动场所”，而且说明精绝佛教与国家政治生活休戚相关。如玄奘在龟兹看到的一样，尼雅也有“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的制度。看来，这是古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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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境内一座最重要的佛教寺院。这种制度在龟兹、尼雅盛行，很可能也在新疆其他地区流行。[6]
城市中除有数座佛塔和佛寺外，还有佛堂。佛堂是位于纵横道路的交叉处，扼交通要冲，而又独立于其他建筑群的高台上的佛教建筑。《佛说长阿含经·游行经》叙述佛的葬法时说，“于四衢道起立塔庙，表刹悬缯，使诸行人皆见佛塔，思慕如来法王道化，生获福利，死得生天。”法显曾在师子国王城中见到“四衢道头皆作说法堂”。佛教传入中国，当然要适合中国的习俗。我国古代称“殿者，屋之高严”，“堂者，四方而高的建筑”，唐代时，把里坊乡村群众公共所立奉佛之所叫做佛堂，如开元15（727）年，中宗“令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之，功德移入近寺，堂大者皆令封闭”看来，这种位于四衢道头、坊里间，仅有安置佛像的殿堂而周围没有其他佛教建筑的，古代时可能称为“佛堂”。
这种建筑我们在壁画中常常可以看到，交河故城现存这种佛堂20余处。此外，有的家庭庭院中筑有供佛处，其形制与寺院中的佛殿相似，我们称其为佛坛。交河故城现仅存3处，也很可能是佛寺内僧院的佛坛。所有这些佛教建筑大都修筑在高高的台地上，尼雅93A35S遗址位于尼雅河床一处四周低平、中部高敞的台岛上；交河故城55座佛教遗址几乎座座都修建在高于周围遗址的台地上，塔不必说，就是寺院一般高出地面3米左右，最高可达5米以上。只有家庭佛坛较低，但就家庭庭院来讲也是位于最高处。
（二）和田地区的佛教艺术
近年来，在昆仑以北和田地区的佛寺遗址中发现了一批雕塑和壁画；在达磨沟和杜瓦收集到一些雕塑和造像的石膏模具。从中可以看出，古于阗佛教造像内容以佛和菩萨像为最多，故事图如佛本生、因缘、佛传图等很少，或是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而流传于民间的神话传说往往表现在壁画中，如“公主传丝”、“鼠王图”，还有毗沙门天王等。
和田地区收集的佛和菩萨像，大多属于佛身、背光中的化佛、化菩萨像，与中亚地区的“舍卫城神变”相似，也与《华严经》在于阗地区广泛流行的记载相符。布盖乌于来克佛寺遗址发现的一女子跪于佛脚下，双手托佛脚的画面，过去在巴拉瓦斯特佛寺遗址也有发现。这一画面可能表现的是《金光明经·坚牢地神品》。经中说大地神之女名坚牢，向世尊发愿曰：若有人演说或弘扬该经，“随是经典所流布处，是地分中敷狮子座令说法者宣说。我当在中，常在宿卫，隐蔽其身，于法座下顶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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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看玄奘《大唐西域记》卷1“屈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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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当然也包括那些弘扬该经的国王们。这一画面影响了龟兹和敦煌。
和田出土的雕塑和壁画中，无论是立佛、坐佛，还是化佛大都披通肩袈裟，较少袒右。袈裟上的褶襞，上身从左斜向右，两腿中间呈“U”字形平行，双侧纵向平行，与龟兹那种从上到下全为“U”式平行线显然有所区别。菩萨和天人的装饰也没有龟兹那样华丽，头冠较多为单髻珠，卷发垂肩，但有自己的特点，如冠侧的缯帛螵在双肩旁。巴拉瓦斯特跪于佛右侧的一身天人，戴金头箍，飘带垂于肩后。这些都是于阗现实存在的反映。
四、几点思考
新疆是我国最早信仰佛教的地区，也是佛教从印度向东传播的桥梁。对新疆佛教寺院遗址的研究，无疑是对佛教及其艺术东传、发展和新疆历史、文化和民族等研究的重要一环。但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重视得很不够。
首先，对新疆佛教寺院遗址的研究论著很少。虽然从二十世纪初，德、法等国的“探险”、“考古”家对于苏巴什（Subash）、杜尔杜尔－乌库尔（Douldur-Aqur）、图木休克（Tumushuk）和高昌故城等佛寺遗址的挖掘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但对其寺院布局、形制、建筑方式、出土遗物及其文化内涵等研究却很不够；对它们与印度、中亚等地城市和山地寺院存在的异同处、相互影响及其本身的特点等了解得甚少。而目前，原来这些雄伟壮观的佛教建筑遗址群仅剩下苏巴什和哈密白杨沟遗址的一些残垣断壁了。
其次，关于平面呈“回”字形佛殿的来源和发展问题。和田地区发掘和发现寺院中的佛殿，大部分有两层殿墙，主要地面中央筑台基，四周有行道；主殿外也有左、右、后三行道，如喀拉墩第N61、N62号佛寺、库木拉巴特佛寺。这种形制后来又出现在回鹘时期的石窟和寺院中，如柏孜克里克第15、20窟等、交河故城和七个星寺院。同时，在中亚地区也有发现，有的学者提出是受拜火教建筑的影响，时间在七、八世纪间。但是，新疆境内的这些洞窟和寺院佛殿最早可到三～五世纪。那么，这种形制的寺院起源于何时、何处，是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再次，壁画内容与佛教思想之间的联系问题。尽管学者对壁画内容作了很多研究，但对其反映的佛教思想仍然涉及得很少；何况这种思想是随著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甚至同一时代，不同寺院、不同洞窟所宣扬的思想也不尽相同。所有这些变化不仅是宗教思想的变迁，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这个问题对于佛教史、新疆社会历史的研究来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目前，关于新疆佛教寺院遗址的研究仅仅是个开始，我们相信，随著新疆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这一研究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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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民丰县尼雅遗址内寺院中的佛殿遗址 1995年摄
图二 佛像（壁画） 上述佛殿遗址出土 1995年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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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木雕天人像 1996年上述寺院内经堂遗址出土
图四 于阗县喀拉墩62号佛殿遗址 1993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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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佛像（壁画） 上述62号佛殿遗址出土 1993年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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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交河故城内佛寺遗址之一 1994年摄
图七 泥型佛头像 于阗县喀孜纳克佛寺遗址出土 1983年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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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ral Report on Archeological Research
of Buddhist Sites in Xinjiang
JIA Yingyi
Researcher,
Xinjiang Museum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No. 15 (2002.07)
pp. 141-153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Taipei,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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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to the present, considerable scholarly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Buddhist caves in Xinjiang, but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Xinjiang. In recent years, not only have archeologists from the Xinjiang Bureau of Artifacts and Archeology carried out surveys of well-known Buddhist sites, such as the site of the Buddhist monastery Kazinake in Tian District, the Buddha Hall near the Kaladun site, and Buddhist Monastic Site 93A35S in Niya, Minfeng District; they have also discovered and excavated the Xida Monastery in the old city of Beiting in Jimusaer District; and surveyed the remains of Buddhist buildings in the old city of Jiaohe. In the Hetian region, they have conducted a survey and discovered the sites of several Buddhist monasteries, including Bugaiuyulaike in Hetian city, Kemulabate in Heiyu District, and the Buddhist monastery Buleste in Pishan District. They have also located the site of the famous Niutoushan Monastery. As reports have already been published on Xida Monastery in Beijing and the Buddhist buildings in the old city of Jiaoh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other sites.
Key words:
1.
Xinjiang Buddhism
2.
Remains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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