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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北京地区发现的重要文字石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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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闻名遐迩的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遗留下了丰富的史迹与文物。既在地面上保存着大量古今的优秀建筑，名人故居，也耸立着不少珍贵石雕与石刻，地下则又埋藏着证史补阙的重要遗址与墓葬。在全国文物的丰富量和价值之高方面也名列前茅。摸清和认识这些文物底数和价值是建国后文物主管部门组织普查，文物工作者辛勤耕耘的硕果。 上溯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的发现，展示了北京地区古人类利用石头制作工具的历史。之后在北京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多能发现石制工具和一些雕琢精美的小型石雕石猴、石龟等。3000年前琉璃河商周遗址中出土的玉戈，琢雕精细，显示出那时北京地区玉石雕的高超水平。但以文字石刻的形式出现，还只能推迟至东汉永元十七年(即和帝元兴元年(105)刻立的“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石柱上的隶书铭文，成为北京地区石刻文字的最早代表实物，在全国也属罕见的珍贵石刻。魏晋时期北京也遗存下一些文字石刻，如造像碑、墓志、砖铭等，其中王浚妻华芳墓志最为重要，不但内容具史料价值，形制上也有特点。进入隋唐时期，北京已发展成为北方的重镇，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此时石雕与文字石刻大量镌刻，成为北京石刻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著名的“房山石经”，大量墓志和各种内容的碑碣也多有发现和保存，反映出幽州地区的繁荣发展历史。辽金元三代北京由陪都上升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三代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倾慕中原先进的文化，他们积极吸收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形成此期文化融合的特点，在文字石刻和形制上仍遵循传统的特点，但因时代的特征，也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元朝时景教在北京得到传布，因此，今日还遗存了景教遗址和碑石。明清两代，北京成为帝都“首善之区”。帝王之都大肆营建宫殿、衙署、陵寝、园林等，记述这些史实和皇帝官宦陵寝、墓园的墓碑、墓志等大量镌刻。致使今日仍能保存下许多重要石刻，如明十三陵的穹碑“神功圣德碑”，王子嫔妃圹志、进士题名碑，利玛窦等著名传教士的墓碑和清代乾隆帝御书的“燕京八景”碑，代表帝都气势的“皇帝篇”、“帝都篇”、清“十三经”、园林中诗文刻石等，比比皆存。使文字石刻的镌刻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1840年后北京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发生地和名人荟萃之地，各种摩崖刻石、碑碣又反映了这段不可忘怀的历史。北京地区已有2000多年的文字石刻史，大量的实物都是研究北京历史甚至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现以地面上发现或保存及出土的文字石刻两方面，分类叙述。 一、丰碑林立、帝都气慨 (一)刻石与摩崖石刻 1.刻石 先秦时期的石刻，都是在天然石块上镌刻而成，统称为刻石。是石刻中的一种形式，一个类别，其特点是形无定制，内容自由的石刻文字。公元七世纪唐初，陕西雍县(今凤翔)出土了十件“石鼓文”，后由凤翔迁到开封，再由开封运至北京，元朝时又移至北京的孔庙存放了五六百年，抗日战争爆发时，随故宫文物南迁，后转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因存放北京时间较长，有关专家视其为北京地区现存最早的文字石刻。至西汉时，已知文字石刻约有10余种，文字短少，内容单调。东汉后，由于石刻文物种类，已发展为刻石、摩崖、碑、石经、墓志等多类并存的情况，因此，刻石类石刻退到了次要地位。建国后北京地区发现了一些刻石，如1983年在门头沟区色树坟公社河北乡北侧土山旁的自然巨石上刻有“大魏武定三年(545)十月十五日，平远将军□安太守，筑城都使元勒又用夫一千五百人，乡豪都督三十一人，十日讫功”的一段文字，该石呈不规则形，竖刻，共四行，是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刻石。现已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65—1971年在配合拆除明代北京城墙的考古工作中，先后发现宋天圣《新铸铜人腧穴穀灸图经》残石五方，它为我国民族医学史和针灸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北京地区50年来发现的刻石不多，且多为明清时遗物，如密云云峰山峡谷旁一块2米高的河卵石上，刻有“云峰山”三字；平谷将军关关城内一巨石上刻“将军关”及诗文；大觉寺和恭王府太湖石上镌刻的乾隆帝御制诗文等，独具特色。另有一种形似一座山的刻石，称“昆仑石”，也可视为刻石中的一种形式，今在西城区“北海”、海淀区“颐和园”、圆明园西“达园”及大兴行宫等处均有遗存。 2.摩崖石刻 摩崖石刻，是指利用天然的石壁直接刻写的石刻，也是最原始的石刻之一。目前据实物和文献考证，能够准确称为摩崖者，主要在东汉时期，且数量颇多，并有一定的水平。 北京地区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是镌刻在房山磁家务村万佛堂孔水洞洞壁上的隋代刻经，据《水经注》、《房山县志》等文献及文物考古工作者70年代的田野调查，孔水洞石洞壁上发现的刻经和雕像分析，孔水洞在隋代已有人凿龛造像刻经了。在溶洞入口处凹进的岩壁上刻了隋大业十年刻“大般涅睟经寿命品”，“如来莲花经观世音普门品”。在刻经右侧0.15米漫漶处又有“山陵北陲□大房古刹金佛殿应□□□大定庚子廿年……吏部尚书驸马都尉乌林□题婿曹河西完颜□疙疸侍行题记”。隋大业十年刻经和金大定廿年题刻有1/3浸没于水中，经文物工作者艰辛而细致的抄录，使这一重要的摩崖石刻得以刊布。唐辽金时期，发现的还很少，也未作正式调查。到元、明、清、民国时，却发现过多处。它们多分布于北京西部和北部山区的海淀、石景山、门头沟、房山、延庆、怀柔、密云。其中大多数是明清和近代的遗物。这些摩崖石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具有一定的书法价值。 (1)石景山区 ①八大处证果寺摩崖刻石 据《长安客话》载：“证果寺前临青龙潭，后有秘摩崖，中空如室，石如偃芝，云是秘魔祖师所居”。这里有一巨石上镌刻“天然幽谷”四字，无落款，年代无法确定。 ②慈善寺摩崖 该寺位于天泰山，坐落于天台之上，故又称天台寺。这里环境优美，殿宇宏大，是石景山主要的风景区。爱国将领冯玉祥在民国六年(1917)和民国十三年(1924)两次在慈善寺居住，其间曾挥笔书写了“勤俭为宝”、“真吃苦”、“耕读”、“淡泊”等楷书大字，前两幅七字三尺见方，后四字二尺见方。均刻于山门外东山坡和寺后北山坡上，在后四字附近还有从《周易》中摘录的“八卦谦”二百余字，每字半尺见方，该刻石由冯玉祥手书。 (2)海淀区 ①大觉寺“穈台山”摩崖石刻 寺外南侧山上刻“穈台山”三字，字径近一尺，双钩，无落款，现许多书中均将“穈”字，写为阳，而明代“谢徕墓志”中仍称“穈”字中用“穈”字可推断此摩崖刻石应刻于明代或明代以前。 ②温泉摩崖石刻 位于温泉乡温泉村南显龙山顶。显龙山又叫堂子山，海拔高约90米，山顶裸露着一块巨大的岩体，其上镌刻“水流云在”四字，下落款“英敛之偕内子淑仲偶取杜句寄意”。每字高1.6米，为1912年英敛之书。其意取杜甫诗《江亭》：“水流心不竟，云在意俱迟”之意，表达了这位满族正黄旗人移居静宜园从事教育，成为天主教北方首领的心境。石壁为早期采石遗址，故还留存了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和正统十年(1445)采石匠的刻字等。 ③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园摩崖 位于黑龙潭西北温泉风景区，是1936年冯玉祥将军为纪念滦州起义殉难烈士而建成的。1937年4月落成。园内衣冠穉后，有约200平方米的自然壁石，其上镌刻隶书题刻，内容是《礼运篇·礼记》中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的一段文字节录，正文前刻“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一月，”末署“冯玉祥”三字，计22字，字体遒劲，气势磅礴。 ④双清别墅内摩崖 位于香山公园东南、香山寺遗址旁。传金章宗曾在此梦见矢发泉涌，掘地后果然得泉，故取名“梦感泉”。清乾隆帝在泉旁石崖上题刻“双清”二字。 ⑤樱桃沟摩崖 “退谷”：二字在樱桃沟口，“鹿严精舍”门外东侧巨石上，末署“任公补题”四小字，是梁启超先生所题。 “保卫华北”：位于水源头附近岩石上，是1936年夏北平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暑期举行夏令营活动时所刻。字呈十字形排列。字体方正，表现了爱国青年的崇高情操。 (3)门头沟区：刻石较多，只选部分介绍。 ①下苇甸修路摩崖 在下苇甸村东南约五里(永定河北岸)石壁上，高1.2米，宽1.3米。在其上刻“嘉靖十九年(1540)二月初六请到曾家庄二位石匠，曾銮、曾铭，劳心费意续起以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孟夏月初二立”。 ②“紫石塘界”刻石 潭柘寺镇阳坡产紫石，明正统年间在山崖上刻“潭柘紫石塘界，钦差提督马鞍山兼管工程太监何□□立。” ③南官园摩崖 在巨石上刻“乐静山庄”行书、“枫桥别墅”楷书、“待月崖”、“樱桃沟”隶书、“撒手崖”篆书、“雷音壑”双勾楷书、“青麟峡”行楷等，是京西杰出的书法艺术之作。 ④西峰寺摩崖 共三处，第一处在一巨石上，镌刻“倚云”、“心”；第二处刻字为五言绝句“云静石梁悬，花疏竹篱短。秋雨一夜寒，山中红叶满”。落款为“又题”。第三处在一巨石上作“趺坐岩树间，松下云来往，不闻人语喧，但听钟声响”。下面刻有“丙辰秋月，题石心”。为溥心隐居戒台寺时所作。 ⑤柏峪口摩崖 位于村北古道山崖上，其地理位置险要，在一石崖壁上刻“时正德岁次己卯孟夏日守口千户李宫修”，己卯为明正德十四年(1519)，是为修凿一段山道工程而刻。 ⑥碑形摩崖石刻 位于门头沟色树坟石佛岭上。明朝时称“石窟崖”。碑依山镌刻，共四方，均刻于万历六年(1578)。碑下古道是京西古道著名险隘之一。碑高2.4-3.5米不等，皆方首，下有须弥式碑座。这种碑形摩崖石刻增添了摩崖石刻的形式，是京西古道北道上修栈道的修道碑。 (4)昌平县 ①龙潭村摩崖 位于昌平县南口乡羊台子沟内龙潭村。在一突起的巨石上刻明代权臣严嵩手书”龙潭喷玉”四字。 ②驻跸山摩崖 在驻跸山北侧有一石隙，宽仅1米，在其东南侧的一卧石上，明万历年间刻“神岭千峰”，一侧巨石上还有民国初年楷书“灵秀独钟”。 (5)延庆县 八达岭“天险”二字摩崖石刻八达岭是居庸关的前哨和保卫北京的重要屏障，在其山间刻“天险”二字，道出了八达岭的险要。 (6)怀柔县 北沟村摩崖刻于沙峪乡北沟村沟口自然石上，共八处。第一处，横刻：“警心慎辔，右上方竖刻“辛丑”。第二处竖刻：“观澜”、“怀野”。第三处横刻“秦皇旧址”，第四处竖刻“李逢时书”。在稍北一巨石上竖刻“名关”，“少山”。第五处竖刻“亟关弥险”。第六处竖刻“名山”，其左上方刻“少山”。第七处竖刻“天险华夷”。左旁刻“怀野”。第八处横刻“苍岩翠柏”，其右首竖刻“万历”。在其左下方竖刻“李逢时书”。此八处刻字除沟口第一处缺“辔”字外，其余七处保存完好。 (7)密云县 ①番字牌摩崖 位于密云县城北一座小孤山的石壁上。它刻有梵文、藏文、蒙文等，故俗称“番字牌”。镌刻内容为佛教“六字真言”。其下有落款和纪年。如藏文“阴火兔三年”、“军队造”等。另在东山坡一立石上刻一大型番字，字高1米，宽30厘米，为佛教“十目在画”。附近山上镌有多处刻字，但未经鉴定。目前关于番字牌刻石的内容、年代、价值、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是元代刻石，大部分人认为：是明代刻石。这些问题有待作进一步的研究。 ②云峰山摩崖 在山顶上的超胜庵后，有一条南北向的峡谷，在其东侧的峭壁上刻有几组石刻。分别为“灵境”、“巷玉屏”和“尘外赏”。前两组无落款。而“尘外赏”落款为“沈阳范承勋”。为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题刻是他游山时作。 1999年5月密云县文管所普查时，在密云县不老屯村北的云峰山南天门西侧的峰顶处发现一处摩崖石刻。分别刻有“仙门”、“遇仙石”、“棋”、“桃盘石”、“仙手印”等。石刻利用天然石形镌字，创意奇巧，且正与不老屯村名来历的民间故事相吻合，但其撰书、年代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碑碣 在石上镌刻文字作为纪念物或标记的称碑。是现代最常见的一种石刻形式，。它最早的用途是人死后在下葬时当作下棺和放置器皿用的辘轳；其二是在宫庙门前用以观测日影和拴牲口的竖石，这种碑称作实用碑。它从出现后，经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和秦一直延用到西汉。西汉晚期出现了刻字碑，它与实用碑有了本质的区别。刻字碑的代表为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穋孝禹碑》，该碑碑刻上有人名、地名、卒年或葬年等，包括了墓碑文字的基本内容。 刻字碑出现后，由于形成原因不同也就分成了不同的类别。如墓碑、祠堂碑、寺庙碑、记事碑、纪念碑等。在汉代和三国时期，刻字碑还只有墓碑和祠庙碑两种。墓碑，是立于死者墓前，书明死者履历、姓名、家族、赞颂死者生前功德业绩的碑。祠庙碑是指在宗庙、祠堂等建筑物旁和殿院内竖立的碑上刻画文字的碑。这两种刻字碑主要是为纪念亡人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发展到唐朝时，不仅碑体高大，雕刻精美，而且内容广泛，书法高超。出现了一批反映当时民族关系与中外交往的重要碑刻。唐朝是我国刻碑的高峰时期，以后各朝的碑刻虽各有特色，但再未出现新的高峰。宋元时代，书法碑刻继续有所发展，并出现了许多图碑。明清时期是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其陵墓碑在各方面均有所发展。清朝统治者为巩固国家的统一，很注重民族关系的协调，对各民族的政策为“因其教，不易其德”。当时出现了体现这种政策的许多碑群等。北京地区建国50年来发现的碑碣，既丰富多彩，又形式多样，大致可分为；墓碑、寺观碑、记事碑等。 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墓碑园(点击此处) 1.墓碑 数量较多，时代跨越的时间长。目前北京最早发现的是1964年在石景山区永定河故道出土的“秦君神道柱”。石柱共二件，柱额刻“汉故幽州书佐秦君神道”。另一石柱左侧刻“乌还哺母”铭文，正面刻“永元十七年五月卯令改元元兴元年□十月鲁工石匠宜造”。一柱高225厘米，宽33厘米，厚22厘米。另一柱高187厘米，宽38厘米，厚33厘米。该石柱外表饰直棱纹，具有中国文化的艺术特色，为汉代美术史提供了新资料。对研究中国古代陵墓神道石刻具有很重要的价值。70年代在房山张坊井台上发现唐光眗年孙公(乐安)神道碑。80年代在金陵调查中于陵区的龙门口处发现金睿宗陵碑，该碑汉白玉质，螭首，碑阳刻双勾楷体“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字内填朱砂金粉。该碑为探寻金陵其它三座陵位提供了线索，亦为碑中精品。80年代第二次文物普查中，在大兴县于垡乡朱各庄发现《大都路宛平县永安里魏家庄故奉训大夫高公神道碑》，对研究元代石棉生产技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1991年又在房山区石楼村发现杨瀛神道碑，汉白玉质。同年在丰台区石榴庄段南岸，发现金大定七年“吕徵墓表”一座，首题篆书“吕君墓表”，下刻“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户部员外郎蔡?篆，承务郎行大兴府宛平县主簿任询撰并书二行字。从篆首、撰书并书丹者均为金代著名书法家，该碑具有重要的书法价值。70年代在拆除明城墙的工程中，发现了一些元代墓碑，如：元阔里别出墓碑，元总金局使卢公墓碑，元中书省宣使温君墓碑等。1989年7月在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东外墙基下出土了十多通墓碑，如也先帖木儿墓碑、安卜颜帖木儿茔域碑等，都为北京元大都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明朝迁都北京后，大兴土木，修建了大量豪华的宫殿、坛庙和陵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明十三陵。如明成祖朱棣的长陵 明楼内，正中竖立“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碑，神宗朱翊钧定陵明楼内也有“神宗显皇帝之陵”碑等。这些皇陵碑用料考究，刻工精致，是明碑中的精品。清朝建立后，对陵墓的修建也很重视。在东西陵的每座陵前神道和地宫内都有许多文字碑及雕刻，具有较大的规模和气势。除此之外，其它官吏、太监、名人、僧侣、传教士的墓碑也层出不穷。如清代的巴尔达齐墓碑，顺治十一年(1654)立。他是清初我国达斡尔族的著名领袖，后归顺后金政权。顺治十一年(1654)逝于京城，清政府为其刻碑立传。在明清两代墓碑中，还出现了一批特殊人物的墓碑，即以著名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他们生前在中国布教和传播西方文化，逝世后埋葬于京师著名的传教士墓地——藤公栅栏墓地和正福寿等。目前尚存上百座。其中著名的传教士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士宁、白晋等，这些墓碑、碑首螭首或方首，碑座多方座，在额题处刻有十字架，碑身镌刻汉文与拉丁文。 2.寺观碑 北京的寺观如林，历史悠久。早在北魏时，幽州就是佛教聚兴地区之一。在魏晋南北朝时，幽州地区佛教文化已有了一定的发展。隋唐五代时期，北京佛教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时古刹林立，名僧辈出。辽代佛教发展也远远超过了宋代，盛况能与唐代相比。元代统治者在宗教政策上，一贯执行兼收并蓄的政策，促使大都城内寺庙增多，规模更大。明清两朝仍很重视佛道两教，促使许多寺庙得到了发展。随着北京宗教历史的发展，形成了北京寺观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形式众多的特点。目前各寺均有兴 建碑，修葺碑、著名僧人墓幢等。如1989年，在房山雷音洞前石栏杆地穌下发现一块残碑，残高32厘米，宽37厘米，厚10.5厘米，面背双刻，这块重要残碑的碑阳第四行有“八年岁次乙酉”，第七行有“琬为护正法”和第八行“石经一十二部”的重要内容，可证明是静〖CM(18〗琬于武德八年(620)刻经的题记碑。 1957年在房山云居寺第一洞洞底发现一穹碑，额题“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刻于唐开元□□四年，是目前发现有关石经山开凿石经洞的重要实物。80年代在第二次文物普查中，房山县坨里乡车儿营村谷积山院(又名灵鹫寺)发现碑两通。一通为辽代《大辽析津府良乡县张君谷积山院续藏经之记》碑，碑文记述了良乡绣户张文绚及妻田氏“糜好奢华之乐，唯积善颇信浮图”之事。另一通为元碑，首题“大元敕赐上房山谷积山灵鹫寺碑”，碑中记述了当时来自朝鲜一高僧之事。对研究该寺兴衰，元代中朝宗教文化交流，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丰台区王佐乡瓦窑村发现的明《大庆寿寺栗园碑》、顺义县高丽营发现的明嘉靖十六年《普济寺重修碑》和清康熙五十二年《重修普济寺碑》，都追述了有关唐太宗东征高丽之事，均有史料价值。 此外，北京明清时一些著名人物，建过不少祠堂，其祠中立有石碑，如有关魏忠贤建生祠碑，清傅恒祠堂碑，不但形体高大，雕刻精致，还有重要的史料内容。总之，北京寺观林立，人物荟萃，多类碑刻繁多，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 3.刻经 我国刻经之始起源于儒家。历代刻经中，以佛教经典的数量最多，刻写工程最为宏大。佛教石经又以我市房山区的《房山石经》为最大，镌刻时间最长。据文献记载，我国最早的石经是刻于西汉平帝(公元1-5年)时的《熹平石经》。最晚的是始刻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0)，完工于五十九年(1794)的《清石经》，又称《乾隆石经》，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等十三种经，加上乾隆五十六年上谕和六十年和坤表，共计190石，经文共63万字。是我国现存最完好的一部十三经刻石。碑石原出北京国子监。佛教刻经建国后最重要的发现当属房山石经的面世。房山石经的雕刻始于隋大业年间，历唐、辽、金、元至明末止，长达1000余年。所刻佛经1122部，3572卷，石刻经版14278方，分别贮藏于石经山九洞和南塔地穴中。除去佛经外，在经版上还镌刻有大量“题记”，约7000条。1981年于石经山雷音洞内还发现隋、明两代佛舍利，隋大业十二年石函、银函、明万历年石函、玉函等，为研究房山石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房山石经内容翔实，镌刻精良，数量巨大，是几代人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历时千余年才刻成的，“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也是我国古代佛教文化的宝库，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对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 4.墓志屡现，史料频添 墓志是专门用于记载死者姓名、籍贯或爵里、生卒年月以及身世经历，并置于墓中的石刻。志文中多系以铭，故又称墓志铭。如传记，一般是散文；其铭似诗，大多为格式雷同的韵文。 这种趋于定型的志文多可作为史料，以补史书之不足，也是研究碑刻历史及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早期的墓志，其名称与形式均无定式，故砖志、墓碑、墓记、柩铭、神座等常并用。到东汉时，已有石质墓志出现，如马姜墓志，张盛墓志等。但还未形成固定的墓志形式；自西晋开始，墓志逐渐增多，并不断演变；南北朝时墓志的名称才正式出现，其形制和文体相对固定。所以西晋至南北朝时期，是墓志演变的关键时期。自隋唐至明清，达官贵人常以碑、志并设，一般的则仅置墓志。其形制和格式多沿袭无大的改变。建国以来，北京新发现的墓志，数量较多，其中时代最早的是1965年在石景山八宝山迤西发现的西晋永嘉元年(307)《幽州刺史王積夫人华芳墓》。志呈长方形，是早期墓志向后期方形墓志过渡的形制，其书法秀美，遒劲。是北京第一次发现文字数量多的墓志。之后在石景山老山坡下西晋墓南侧处又发现东西排列的三方墓志，是研究“蓟城”的新材料。在怀柔县韦里村发现了北齐武平二年(781)《傅隆显墓志》一合，同时出土两块刻字墓砖，砖上刻“安太二年傅隆显铭”，该志是北京地区第一次出土的北齐墓志。近年在怀柔县又发现了隋开皇二年的一方砖志，该志用砖刻成，形制简单，为北京地区填补了一项空白。 唐朝时北京地区是我国北方重镇——幽州，当时该地区割据势力强大，经济文化发达，因而能出土较多的墓志。如东单御河桥“任紫宸墓志”并盖，盖上周雕十二生辰。永外安乐林唐姚子昂墓志并盖。西城旃檀寺西街“周元长墓志”，德外“张建章墓志”并盖，昌平县何家营村 “王恭墓志”并盖，丰台区右外四顷三村“王郅墓志”，西直门南“侯元知墓志”，西郊八里庄“李永定墓志”，西四羊肉胡同“任希墓志”，东官房南侧“宋再初及夫人蔡氏墓志”，丰台区永外四路通“赵悦墓志”，西城区灵境胡同“纪君墓志”，及海淀区八里庄“王公墓志”等，都为研究北京历史地理变迁，人物等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而在丰台区王佐乡发现的史思明墓内的玉册，对了解唐代册命制度，哀册制度颇具俾益。辽金元时期，是北京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建国后也出土了不少有价值的墓志。如辽丁洪墓志，辽穆宗应历八年(958)赵德钧委赠秦国夫人种氏墓志，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韩佚墓志，辽兴宗重熙年间的张俭墓志，辽兴宗重熙五年(1036)张嗣甫墓志，辽道宗咸雍五年(1069)董匡信妻王氏墓志，辽道宗咸雍五年(1069)韩资道墓志，辽兴宗重熙十四年(1045)二十二年王泽妻李氏墓志及王泽墓志，辽天祚帝天庆二年(1112)马直温妻张穔墓志等，辽天祚帝天庆三年(1113)丁文磗墓志，，都十分珍贵。 金朝建立后，于1153年正式下诏迁都，改南京为中都，从此，北京成为历史上正式的都城及统治半个中国的政治中心，建国以来出土的金代志石，分女真族和汉族两种。如香山娘娘府“蒲察胡沙墓志”，记述了身为金代外戚世家和贵族的墓主人，一生任兵部尚书等要职的史实，而金史中却未有立传。丰台区“乌古论窝论墓志”，“鲁国大长公主墓志”为研究乌古论家族与皇族的关系，金代移民屯田，鲁国大长公主在金代公主中的地位、身份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史料。汉人墓志有“张汝犹墓志”、“吴前鉴墓志”、“韩稩墓志”、“石宗璧墓志”等，以上几方志石中的主人有2/3为女真族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朝迁都后，中都城地位日益提高的情况。 从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逐渐强盛，统一全国后，定鼎燕京，并建立了以琼华岛为中心的大都城。北京从此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建国五十年来，元代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其中发现和清理了30余座墓。出土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志石。如崇文区龙潭湖北侧铁可父子墓，其父斡脱赤墓中发现一座“大元忠遂国公神道”碑，铁可墓中出土墓志一合。丰台区永外小红门元大德九年(1301)张弘纲墓志等。以上二合墓志的发现，是建国以来北京地区重要考古收获之一。铁可墓志内容广泛，涉及国名、地名、人物、信仰、宗教以及元朝统治者内部斗争等，对研究元史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张弘纲墓志书丹者为元代大书法家赵孟?，赵氏此期留下的作品多为墨迹，碑刻之作却很少见，该墓志字体秀丽端庄，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珍品。在北京颐和园新建地下文物库房施工中，出土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耶律铸墓志及其妻渥温氏墓志，耶律铸墓志规格较高，为汉白玉质，该墓主人为元代著名人物耶律楚材的次子，《元史》有传，该志出土可补史之阙。 明朝在迁都北京后，修建了大量宫殿、陵寝、园林、寺庙等，使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朝建立后，仍沿袭北京为都城。因此，北京保存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史迹及地上地下的文物。建国后，出土了不少墓志，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人物等，其中董四墓村和镶红旗营的妃嫔墓出土了一批明嫔妃圹志，如：“悼嫔耿氏圹志”、“顺嫔张氏圹志”、“慎嫔魏氏圹志”等16合。发现的明皇子圹志有：“沅怀王圹志”等。在西山发现明代“荣思贤妃圹志”、“悼恭太子圹志”。清代太监恩济庄墓地出土了多方太监墓志。此外，还有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家族墓志等。对这些出土墓志与墓葬的综合研究，给我们提供出大量文化信息，提高了墓志在考古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绝不可低估其价值。 综观上述建国五十年来发现的重要文字石刻，数量可观，价值非凡。为我们研究北京史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实物资料。今后，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注重配合基建考古发掘工作，将会有更多的石刻文物面世。北京的石刻文物宝库将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当然在保护好这些珍贵文物的同时，还应大力加强对石刻的研究工作，使之成为研究北京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来源：北京文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