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学者对印度文学史的编写

　　作者：周予

　　印度是世界的文明古国之一，印度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文学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我国研究印度文学，历史悠长，汉译佛经中已有不少内容可以归入文学的范畴。要系统而全面地阐述印度文学，必然要使用“文学史”这种著作形式。在我国，最早的印度文学史的编写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许地山编写的《印度文学》。这本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0年出版，在我国印度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具有开拓性。首先，它把印度文学史划分为了四个时期：吠陀文学、非圣文学、雅语文学和近代文学，这是一个简明扼要而又切实可行的划分方法，由于印度历史从朝代更替到作家生平等都很模糊，文学作品又大都不是作家个人的创作，因此很难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坐标对其进行定位，只能将时间相对模糊化，大体按作品先后顺序及类型来分期。另外，在这本书中出现了不少新的译词，为后来的学者沿用，如将四部《吠陀》本集分别意译为“赞颂明论本集”、“歌咏名论本集”、“祭祀明论本集”、“禳灾明论本集”。这本书虽然取名为“印度文学”，但实际上是一部系统叙述从古代到近代印度文学发展进程的文学史著作。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小说家和梵文学者许地山对印度文学有特殊的爱好。他的许多小说取材于印度神话和寓言，有浓重的印度气息。他根据英文翻译过一些印度神话，……他还写过一部书，叫做《印度文学》。篇幅虽然不算多，但是比较全面地讲印度文学的书在中国这恐怕还是第一部。”[1]

　　建国后的60年代初，严格意义上的印度文学史著作出现了。首先问世的是金克木的《梵语文学史》。这本书于196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在著作的说明中写道：“本书是1960年上半年写出的讲义，在一九六三年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书中所写的印度是古代的印度，因此内容包括了产生于现在属于巴基斯坦的各地的文学。所述对象是以梵语文学作品为主，其他文献则都从略。时代是从上古到十二世纪，以及到梵语古典文学衰落而一些新的语言的文学陆续兴起时为止。”[2]在这部书中，作者创造性地按照作品的内容和类型将古代印度文学划为《吠陀本集》、史诗、古典文学三个时代来论述，同时，将这三个时期分别与列宁、斯大林的社会阶段划分理论联系起来，分别称为“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文学”、“奴隶社会的文学”、“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文学”。作者在编著中努力体现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例如在第二、三编的第一章都强调了印度文学与阶级斗争的密切关系，甚至将两大史诗及吠陀文献、佛教、耆那教文学概括为“反映阶级斗争的庞大文献”，这显然受了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候的影响。可见，这本书兼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现代学术的特色。这种“中国特色”还表现为作者自觉的中印文学比较意识，在书中的许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发现作者有意将中印文学进行比较，极富启发性。“这部《梵语文学史》是中国梵语文学研究的奠基作。与国外的同类著作相比，它有自己的显著特色和长处。它努力运用唯物史观，将梵语文学的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中。对作家和作品的介绍和分析，采取‘历史和美学’相结合的文学批评方法。但是，因印度古代历史本身的研究难度就很大，故采取这种写作方法决非轻而易举。金先生为开辟梵语文学史的写作新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联想到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撰写的外国文学史著作屈指可数，更显出这部《梵语文学史》的难能可贵。”[3]

　　梵语文学在12世纪以后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之后由各地方语言的文学所取代，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印地语文学。1987年，刘安武的《印度印地语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继《梵语文学史》之后又一部以某一语种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印度文学史。“所谓‘印地语文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界定。狭义的印地语文学是指以梵语的天城体字母书写的流行于德里地区的克利方言文学，到18世纪才出现书面文献；而广义的印地语文学是指印地语语系文学，即克利方言及很接近克利方言的另外十几种方言的文学。”[4]本书取的是广义上的概念，从10世纪后写起，到1947年印度独立为止。在时期划分上，综合吸收了同类著作的长处，将印地语文学分为初期（1350年以前）、前中期（1350年-1600年）、后中期（1600年-1857年）、近代（1857年-1900年）和现代（1900年-1947年），分六章分别讲述。每章的第一节均为“概述”，以下各节则分别讲述重点作家作品。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印地语文学史，书中所述大都为前人所未发，有着较高的学术品位。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刘安武先生写有研究专著3部、文学译著8部、发表论文近30篇,还参与撰写、选编文学论著、辞书、作品集等10多种。这些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印度文学研究,填补了多项空白,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为这本书作序时写道:“他在写本书时,读了大量的原著,参考了大量的印度学者的专著。多方推敲,仔细核对,决不故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确,为了写这本书,作者翻阅了大量的印地语第一手资料，该书写于1958年,到1983年才完全脱稿，由此可见先生严谨的学风。

　　1998年青岛出版社出版了石海峻编写的《20世纪印度文学史》，填补了我国印度当代文学史的空白。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规划重点项目、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之一种。作者在撰写过程中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此书写成真正意义上的印度现当代文学史而不是资料汇编。由于受外来的英语语言文学的冲击，由于印巴、印孟的分治等政治事件的影响，20世纪印度文学呈现出更加纷纭复杂的局面。一个中国学者在世纪末为印度写一部本世纪文学史，难度可想而知。但石海峻凭借英语和印地语的材料，写出了以孟加拉语文学、印地语文学两种语言文学为重点并兼及其它各语种的、内容比较全面的20世纪印度文学史，从而衔接于季羡林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使我国的印度文学史研究涵盖古今，大体完备。撰写本书最大的困难在于为百年来的印度文学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石海峻以20世纪印度文学思潮在各地区、各语种文学中的生成、演变为基本线索，以对代表某一时期、某一语种文学成就的大作家的创作活动的评述为中心，构建自己的文学史框架。全书各章相对独立，但内部又有一条贯穿到底的、时间推移与理论逻辑相统一的线索。作者对不同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采取了不同的文学批评视角，显示了当代青年学者在学术上所具有的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观念，确保了全书作为文学史著作有着比较清晰的逻辑和历史线索。青岛大学侯传文教授认为：“只是填补学术空白还不足以体现一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作为一部文学史，其学术价值取决于作者的史识与史思。《20世纪印度文学史》的史识与史思，一方面体现在作者对印度文学统一性等棘手问题的处理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各种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把握上。”[5]

　　研究印度文学史有两个特殊的困难。一是印度古来无“史”，作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的印度，却没有一部严格可信的历史学著作。二是语言，“印地语文学史专家在双重意义上使用印地语这个名词，因而使头脑清醒的学文学史的学生产生许多疑难。当他们写早期和中古的印地语文学史的时候，将拉杰斯坦语、迈提里语、阿沃提语和伯勒杰语等印度北部、东部和中部通行的大约十来种语言和方言的古代文学，以及口头流传下来的民间诗歌，通通写了进去……当前印地语系中其他语言和方言里所创作的文学，在文学史著作中没有得到系统的阐明。”[6]纵观我国对印度文学史的编著，由梵语与印地语文学专史向综合性多语种印度文学史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展望未来，新的文学史编写中，推陈出新是最主要的宗旨，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大对于文学原著的分析与批评理论的介绍。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弗莱曾经有一句名言：作品无言，而批评有声。所以他主张把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础，而把文学作品作为研究的对象与材料，从而建立起一门系统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研究印度文学史各种现象时，不妨将这种系统现念运用于具体实践之中，既有理论观念又有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提倡的。

　　参考文献：

　　[1]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三联出版社，1982.

　　[2]金克木.梵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3]黄宝生.金克木先生的梵学成就.外国文学评论，2000，3.

　　[4]刘安武.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5]侯传文. 印度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开拓——评石海峻《20世纪印度文学史》. 东方丛刊.2001-4.

　　[6]西沃丹·辛赫·觉杭. 印地语文学的八十年.印度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周予，河北唐山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