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推动音韵学与律体诗的发展

　　<<方融>>

　　伴随佛教传入中国的印度声明，导致了南朝四声的发明和诗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从而推动了唐以后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东坡等大文学家的诗歌创作。中国禅宗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常常表现为印度佛教繁琐经学的反面。它不拘守以承受苦行、禁戒来谋求解脱方式，而较多地提倡身入世俗，从生活中体证禅悟。这种体悟往往是一个审美的过程，即对某一事物的审美体验与领略美的享受，还其真面目。中国禅宗强调内心体验获得道的悟性，影响诗歌创作的崇尚直觉观照和沉思冥想。唐诗对早期禅宗偈颂的反馈作用而导致诗偈的产生就是例证。另一方面，般若思想给诗人以启示，丰富了他们创作的源泉。“以禅喻诗”与“以禅入诗”并非单向，而是双向渗透。禅的通向参悟中有诗的灵性，而诗的神思里有禅的冥想和参悟，禅宗文化和诗歌传统有其共通性，这是双向渗透的基础。首先表现在思想方式上。禅宗以“悟”为它的特有思维方式，而顿悟包含了直觉、体验、灵感等想像和创造的思维过程。诗的艺术思维同样表现这一思维特征和方式。其次是体现在审美意境的追求。禅宗继承了佛教“以证悟到寂静”的基本宗旨，日本禅师青原椎信说：“未参禅时，见山是山；既参禅后，见山不是山，可是禅悟以后得个休息处，见山又是山，禅就在其中。”诗歌传统恰恰在一文化精神与禅宗意识有共性。传统的诗歌重动静相形、情景互融的审美特点，从中自然可以找禅意的空灵和物我同一意境的美感。再从文化精神的本质来说，随着禅宗的历史演变，它由禁欲苦行转向任运自然，禅宗文化精神已不再投注于终极哲理，而更多地体现为生活体验和心性领悟，这与诗歌的表现生活，抒发心性为目标的文化精神是相通的。因此，禅与诗双相渗透并不是偶然的。

　　中国古代诗歌虽也注重音韵，但并没有规则可循。晋宋以来，居住在建康（今南京）的一些善声沙门和审音文人交往密切。齐梁时文士沈约、王融以及与沙门昙济过从甚密的周颙，在梵声的影响下，把字音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的格律。这既吸取了我国以往音韵学研究的成果，又直接受了佛经转读和梵文拼音的影响。沈约的《四声谱》已佚失，他提出八病之说，迄今为作诗应避忌。这八病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注意诗歌的格律，使人们可遵循的律诗，这对古体诗向律诗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还有中国字典上通行的反切拼音法，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响发展起来的，这也是众所共知的事实。

　　佛教引导说文学和小说的产生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佛教对于说唱文学和评话小说的影响，比对诗歌的影响还要深广。魏晋以后，佛教僧众为扩大弘法效果，深入民间，开始推行经文的“转读”、“梵呗”的唱念和“唱导”说法三种宣传方法。“转读”也称“唱经”或“咏经”，就是诵读佛经，使人听懂。“梵呗”即寺院音乐，以歌颂佛的德行为主，配用铙、钹、钟、磬等伴奏，以音声为佛事。“唱导”就是宣唱开导，讲经说法。隋代以后逐渐发展为以“讲”或以唱为主，或有说有唱（说唱结合），再演变为俗讲与变文。“俗讲”一般由两人主持，先由都讲高唱一段经文，再由俗讲法师作详细解说。他们吸取中国民间说唱的特点，增加故事化内容，采取韵散结合，有说有唱的方式引人入胜。音栾与故事性都很强，以后又逐步演变为宝卷、弹词和鼓词等。这是评话、戏曲等产生的根源。“变文”是佛教对俗文字发生影响关键的一环。起初将佛本生故事绘成彩画，称为“变现”，以后又将佛经绘画，名为“经变”，再发展为唱佛经故事，所唱之文，谓之“变文”。唐时流行一种“转变”的说唱艺术。“转”是说唱，“变”是变易文体。表演时，一边展示图像，一边说唱故事。这图像名为“变相”，说唱故事的底本称作“变文”。它的起源与佛经文体有关。大致可分三类：一、长行（契经），即直说义理的散文；二、直颂（应颂）是重述长行所述的诗歌；三、伽陀（偈颂），不依长行而独起直叙的诗歌。为了反复阐述佛理，佛经大都是长行与重颂、偈颂兼用的。重颂与偈颂是能用梵呗演唱的，但译成汉文后，因限于字义，不能唱了，于是有人制作“梵呗”。（《高僧传》卷十三“经师篇”载称：“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由于我国原有的文学体裁是单纯的，骈文是骈文，散文是散文，不能混同。而变文吸取印度散韵重叠的表现形式，又渗入中国民族形式的诗文载体，唱白并用，唱多讲少，受到听众的欢迎。这一新形式，开我国说唱文学的先河。但由于通俗，不登大雅之堂，曾被宋真宗下旨禁止。佛教寺院内讲唱变文虽被查禁，但却在民间以其他方式复苏。直接继承变文的就是后来演变为以唱为主的宝卷、弹词、鼓词等，和以讲为主的平话、讲史、小说和话本等。宝卷始于宋代，盛行于明清，题材以佛教故事居多。现存的《香山宝卷》为北宋普明禅师所作。甬剧就是从“四明宣卷”演变的。弹词形成于元代，盛行于明清，如苏州弹词，表演者为一至三人。鼓词流行于北方。唱的部份音调比较复杂，不再以梵音为主。评话即说大书，由一人主演，内容大都以民间故事为主，与佛教脱节了。

　　唐代僧人创造的“变文”，是用俗讲方式来说唱佛经的。唐时还流行一种“说话”的“说唱”艺术，演讲故事都有底本，就是“话本”。“话本”分为“讲史”和“小说”两类。讲史多用浅近文言，以说为主。小说多是语体短篇。宋时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后来经明吴承恩的艺术加工成为著名神话小说《西游记》。由话本小说发展到章回小说，分四标目，故事连接，同时又用“词曰”，或“有诗为证”。明清章回小说的代表作《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都受佛教影响，而剧目“目莲救母”、“十八罗汉收大鹏”等则都源自佛经。南北朝时，佛、道两教盛行，形成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古典的志怪小说如《搜神记》、《冤魂志》、《冥祥记》、《幽明录》等大都是佛教作家所撰，集中地宣扬因果轮回、善恶报应等理论和事迹。

　　值得一提的是：神话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中描述的哪吒，其原型就是佛教中北方毗沙门天（也称多闻天）天王的三太子那吒（那与哪二字相通），《佛所行赞．生品》载：“毗沙门天王生那罗鸠婆（即那吒），一切诸天，皆大欢喜。”宋普济《五灯会元》卷二中为那吒立专条说：“那吒太子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然后现本身，运大神力，为父母说法。”明初出版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介绍哪吒，把名字改了，故事也丰富增长了，与《西游记》第四回、《封神演义》第十二至十四回所述基本相同。把毗沙门天王移植为托塔天王李靖，因为敦煌发现的多闻天王画像是一手托塔的。并谓哪吒打死东海龙王儿子敖丙，四海龙王联名具呈玉皇大帝（佛教称帝释天）惩办，哪吒析肉还母、析骨还父而亡。太乙真人使用法术让哪吒“莲花化身”复活。这“莲花化身”出自佛净土经典，谓“九辈往生、花开见佛。”哪吒脚踩风火二轮，也源于佛教所说有转轮圣王，感得“轮宝”，所向无敌。而佛陀成道后大转法轮，这法轮图案已成为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会徽。由此可见佛教对小说文学的影响巨大。

　　此外，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也有一定影响。《菩萨璎珞经》说：“一切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佛教的二谛说谓真谛和俗谛。真谛又称胜义谛、第一义谛，是离文字言说的。佛教认为，就现象言，一切事物是“有”，这是顺着世俗道理说的，称为俗谛。就本质而言，一切事物是“空”的（也称“无”或“无自性”），这才是顺着真理说的，称为真谛。所以佛教主张言语道断，顿悟性。这与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人们的认识有相通之处。唐诗僧皎然著有《诗式》一书，专门讨论诗歌的体制和作法，他强调言悟道断和顿悟自性是诗人最高境界的不二法门。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也说：“大抵禅道惟在妙语，诗道惟在妙悟。之惟语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他认为“悟”是学诗作诗的根本途径，不能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并提出“神韵”说。他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这些思想对文学理论批评，尤其是在诗歌领域方面有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