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僧一案·序

　　周裕锴

　　公案本来是古代法律用语，指官府的案牍，可以为法律依据，辨别是非。禅宗借用“公案”二字来比喻可以判别教理邪正是非的祖师的言行。这些言行是一个个典型案例，禅宗将其视为正宗的法令，以此来检验参学者到底是迷还是悟。

　　据说，禅宗使用“公案”一词起于唐代黄檗希运禅师，宋僧希叟绍昙《五家正宗赞》卷一引用黄檗语：“昨日公案未了。”日本江户名僧无著道忠《五家正宗赞助桀》注释说：“公案两字，此黄檗语为始。”到南宋后期，有人统计出《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等五灯录中的祖师公案共有一千七百则，从此便有了一千七百则公案的说法。

　　作为典范案例的祖师言行，公案充满了智慧，活泼机智，聪明幽默，不仅闪烁着佛性的光辉，而且饱含着人生的哲理。即使对于现代人而言，在宗教修行、审美体验、语言思维、哲学认知等各方面都有相当的启示意义。然而，这些言行往往超越常规，理解起来非常困难。无论是不拘一格的作势棒喝，拈花指月，还是无所依傍的指东道西，胡言汉语，都让初读禅籍者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所以，对于初学者来说，需要阅读有注解和阐说的文本。

　　早在晚唐时期，就有禅师开始尝试诠释公案，其形式是“代语”和“别语”。汾阳善昭禅师解释说：“室中请益，古人公案未尽善者，请以代之；语不格者，请以别之。故目之为代别。”两者都是以代替回答的形式对公案作出补充性或修正性的解释，使之“尽善”，即完美表达佛理；使之“语格”，即符合禅宗语言规范。到五代宋初，又出现了“拈古”的形式，直接以散文口语评价解说公案蕴藏的禅理。其后，汾阳善昭更创立了“颂古”的形式，用韵文（主要是诗歌）对公案进行赞誉性的解释。他选择了一百则祖师公案，分别以韵文解说，号为《颂古百则》。其后雪窦重显、天童正觉等禅师纷纷仿效，更有圆悟克勤的《碧岩录》、万松行秀的《从容庵录》问世，分别以散文评唱解说雪窦和天童的颂古百则。由此可见，从一千七百则公案中选择自认为典型的百则公案来作解释，已成为宋以来禅宗的一个重要传统。

　　本书正是在这一传统的启示下，选择了百则禅宗公案，并试图对它们作出能够为现代读者所理解的解释。众所周知，禅宗发展到晚唐五代，出现了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等五大宗派，到北宋中期，临济宗又分为黄龙和杨歧二派，号称五家七宗。过去雪窦、天童的《颂古百则》多少站在宗派的立场选择公案，难免有偏见，而本书则站在学术史的立场，力图照顾到各个宗派，通过公案的选择、注解和评价，显示出五家七宗的主要禅思想，并由此展现整个唐宋禅宗史的风貌。

　　按照禅宗的观念，公案的意蕴本来是无法言说的，正如祖师所说：“才涉唇吻，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所以，本书的解释可能违背了禅宗“不说破”的原则。但是我坚信，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即使公案中最荒诞、最不合乎理性的部分，也必然因其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而具有一个概念的形式、概念的结构，因而也必然具有一个可理解的意义。

　　本书是破译公案密码的一次尝试，希望能通过“知识的考古”来恢复其深藏于历史的云山雾罩中的本来面目。或许有人会站在宗教体验的立场质疑本书的解说，但纵观历代的禅宗颂古，几乎每一则公案都有五花八门的诠释。诗无达诂，禅也无达诂，存在的历史性决定理解的历史性，这是我将自己对公案的理解拿出来与读者分享的最好借口。同时，在当今社会，祖师公案不仅是佛教信徒的参究对象，而且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珍，每个学者都有权利对其文化内蕴和哲理智慧进行重新发掘。当然，这并不妨碍我真诚地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书为四川大学“九八五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项目之一，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