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晋佛经在中国翻译流传后，中国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思想理念受到了深远的影响。佛经中丰富的譬喻故事令中国文士大开眼界，而主要是佛教思想特别是唐以后兴起的禅宗思想开拓了文学家们的视野和思想境界。禅宗的语录（宋代程朱语录之模范）及宋代兴起的以说唱、诗歌合体的佛经变文（“唱导”）实为明清白话小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诗歌方面，首先受印度声明的影响，导致了中国汉语言四声的发明及诗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南齐·沈约“八病”之说，指诗歌韵律的八种禁忌：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基于此理论的诗歌被称为“永明体诗”或“新体诗”。因当时皇室推崇，而成文坛主流，以致陈隋嗣其余风，演为唐骈文几三唐诗体。到唐代，禅宗盛行。诗人受禅宗的影响，开始追求高远的意境，以情入景的诗风开始流行。初唐如王维（701－761，字摩诘）、孟浩然（689－740），中唐如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等。至宋代，诗风发展为融景入理，代表认为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诸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之佳句，意境高妙，令人回味无穷。

　　另一方面，因佛经或是五言、七言诗体，或是长行，长行之中亦有述事、问答，乃至譬喻等，不象早期中国文学作品所具的单一性，所以唐以后中国文学作品出现的多元化趋势，实是受佛经的启发。更为重要的是佛教苦空无常和因果轮回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以后的诗词、戏曲、小说之中。宋词中当以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代表。元曲中，《西厢记》以一场惊梦终结，《桃花扇》以“猛抬头，秣陵重到，残车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作余韵，皆是“人世无常”之观念。明清小说中《西游记》自不必说，《三国演义》虽是描写三国群雄战争，而开篇题词即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求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点明意旨。《红楼梦》描写荣华富贵、儿女情长，洋洋大观，最后以人亡家败为结局，也以一场大梦譬喻人生一世。其他诸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三言二拍》等章回笔记小说，无不以宣扬因果报应思想为主题。

　　由于受到印刷术、民众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制约，佛教的弘传最初仅限于贵族社会或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为了使佛法普及，一种浅显而活泼的弘法方式－－“唱导”应运而生。梁·慧皎《高僧传》载：“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生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教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旁引譬喻。其后庐山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齐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齐大意。后代传授，遂成永则。”对唱导之效，《高僧传》说：“谈无常则会心形战栗，话地狱则布泪交零，征（表现）昔因则如见往业，覆当果则示来报，……于是合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常，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唱导是融宣讲、唱诵一体的弘法方式，这种方法到了唐代，更发展为“俗讲”（与正规“僧讲”相对），而变文就是俗讲之话本。以通俗文字显示佛经中神通变化之事，即称“变文”。变文以骈文和散文相混合交织的形式，一改过去单纯骈散的文学体裁，内容主要有“维摩诘经变文”、“譬喻经变文”、“八相成道变文”、“大目犍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等等。从俗讲史料众。可知最初的变文只限于宣传佛教教义，后来出现以非佛教的历史事件与民间故事（伍子胥、王昭君等故事）的变文，并占据了主导地位。从宋人话本、鼓子词、诸宫调、弹词、戏曲、小说各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史极其深远的。

　　在文学理论方面，佛教对文学评论的影响也颇深远。推其原始，刘勰之《文心雕龙》，实肇其端。刘勰（约465－约532）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字彦和，原籍山东，世居京口（江苏镇江）。早孤，不婚娶，移沙门僧佑居处，积十余年，研究佛学、博通经论。后出家，法名慧地。《文心雕龙》写于齐末，是古代文学理论的巨著。其后如司空表圣的《诗二十四品》（主张不著一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当于妙语中求之，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直标空灵），袁枚之“性灵”说（谓诗当从真性中流出，若执人话柄、学人模样，便不为佳），无不受禅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