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学研究漫谈

　　项楚

　　1962年我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取四川大学研究生，专攻六朝唐宋文学。当时我潜心研究的对象，是在我国封建社会文化高涨时期涌现的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从童年时代起，我就深深迷恋着这些伟大诗人的不朽作品，并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的研究计划。我被分配到军垦农场劳动两年，接着又当了十年中学教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转向了新的研究领域。

　　1976年，我从中学被借调到《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工作，不久就接到一项任务：从《敦煌变文集》中摘取编写字典所需要的例句。就这样，我初次接触到本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唐五代通俗文学作品，在惊异之中，从内心赞叹唐代文学的博大渊深与丰富多彩。就在唐代伟大作家把诗歌和古文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的同时，在民间也有无数不知名的作者，正在创造着全新的通俗文学样式，如象各种体裁的讲唱文学、歌辞、白话诗等等，它们所代表的文学新趋势，最终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后半期的主流。然而，这些在当时由人民群众所创作和喜爱的通俗文学作品，却远远没有为今天的人民群众所欣赏和接受，就是在专门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中，也时时表现出对它们的隔膜和误解。

　　这是有原因的。今天阅读敦煌变文、王梵志诗和其他敦煌俗文学作品，存在着三个主要障碍。一是由于抄写卷子的人文化水平低，原卷文字错讹脱漏严重，其间还有许多当时民间流行的俗字，也增加了辨识的困难。二是其中使用了大量唐五代的口语词汇，这在当时虽是一听就懂，今天的读者却感到难以索解。三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它们反映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观念，和我们有较大差距，例如其中有大量描写佛教题材或表现佛教思想的作品，今天的一般读者就很难读懂了。

　　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国和外国几代敦煌学者的努力，敦煌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例如王重民先生等编的《敦煌变文集》，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过初步校勘、比较完备可读的变文总集，蒋礼鸿先生著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就是解释变文中俗语词的开山之作。我在接触敦煌文学之初，所能看到的就只有这两部著作，是它们把我引领进了敦煌学的殿堂。不过敦煌文学（这里主要指敦煌俗文学）研究中有待解答的难题多如牛毛，因此我把继续攻克这三个障碍作为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

　　这就需要重新学习。我在中学和大学时代曾经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书，有了一定古代文化的根柢。这一次则是埋头通读了若干部篇幅浩繁的大书，例如《大藏经》，五代以前的正史，经部和子部的许多著作，《全唐诗》等总集读了不止一遍，《太平御览》本是供查阅的，我也逐条读完，这就等于分门别类地读了许多古佚书的残文。在这个基础上，再旁及别的杂著乃至某些较偏僻的著作。

　　曾经有研究生问我：你啃大部头的书，例如花上两三年时间通读《大藏经》，难道不觉得枯燥吗？读完以后，究竟又有多大的收获呢？

　　这一切都取决于怎样去读它。我在通读《大藏经》以前，也曾犹豫过好一阵子。可是要真正弄通敦煌文学中有关佛教的许多问题，这是最彻底的办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因此一咬牙，就读下去了。每当遇到与此有关的材料，便欣喜异常，兴趣大增；否则也会感到枯燥。不过很快我便发现，佛藏实在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大宝藏，从中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收获，原来的阅读目的太狭窄了。举例来说吧，历代翻译佛经的人，多数都不是汉族人，他们是从实际生活中学习汉语的，不可能象汉族士大夫那样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自然不可能象汉族士大夫那样“掉书袋”。这就造成了汉译佛经的一个突出特点：其中保存了自东汉以来大量的珍贵的口语资料。因此，从佛经中搜集实例来和敦煌俗文学中的唐五代口语词汇相印证，也成为我的一件乐事。

　　又比如，在这以前我已精读了《太平广记》和大量笔记小说，记得鲁迅先生曾举出吴均《续齐谐记》中的“阳羡书生”的情节来源于佛经的著名例子，实际上中国早期小说和佛经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从我积累的材料看，竟有若干小说的情节是改造佛经故事，或受了佛经故事的影响而形成的。《红楼梦》中王熙凤毒设相思局的情节和《三笑》中秋香戏弄华氏兄弟的情节有相通之处，应该都是受了唐皇甫枚《三水小牍》中“却要”故事的影响，而“却要”故事却是从《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卷二所载长者妻戏弄五少年的故事移植而来，只是皇甫枚把这个故事完全中国化了，所以使人不容易发觉它另有来源罢了。从深一层看，佛教的某些观念已经深深地渗入了历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一直延续到近代。

　　我在童年时代，常常听到街坊大人责骂孩子，总是称为“冤家”、“短命鬼”等，后来又读了元杂剧《崔府君断冤家债主》，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及至研究王梵志诗中“怨家杀人贼，即是短命子。……债主暂过来，征我夫妻泪”（《王梵志诗校辑》七六首），这才认真探究这种观念的来源，原来答案就在佛经之中。《五苦章句经》把“父子夫妇”等等各种关系归结为“怨家”、“债主”等五种因缘，《众经撰杂譬喻》中就记载了短命子向生母讨还前世冤债的故事，影响所及，在我国小说中这类故事举不胜举。《太平广记》卷一二五《卢叔伦女》所写的短命子，不但讨还前世钱财，兼及父母的眼泪，这就是王梵志诗中的“征我夫妻泪”。由此回想到《红楼梦》第一回中绛珠仙草“还泪”之说，就觉得不是无源之水了。

　　在我读完《大藏经》，进行自我小结时，我认为两年多的时间没有虚掷，因为我不但积累了敦煌文学研究的许多宝贵资料，更重要的是从一个侧面，对于中国文化史有了更为真切和深入的认识，仿佛潜水员开始看到大海深处另一个奇异的世界一般。在我读完其他大部头著作时，也常有类似的感受。一个治学者在学术的海洋中，一旦领悟到融会贯通、豁然开朗的境界，天下乐事莫过于此了。

　　因此我对这位研究生说，你如果要研究中国古代学术，趁着年纪还轻，下决心坐几年冷板凳，啃几部大部头的基本书，这会使你终生受益的。不要急功近利，但不是不要功利。读书是为了研究和解决问题，因此一定要带着满脑袋的问题去读书，在读书中搜集解决问题的资料，并且不断地发现新的问题，搜集解决新的问题的资料，使知识象雪球般越滚越大，使已有的知识彼此搭桥，如此往复不已，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治学领域和治学门径。

　　各种学术之间从来就不是隔绝的，现在学术研究已经显示出综合的趋势。研究敦煌文学，如果不满足于浅尝辄止，那么同时在语言、历史、宗教、民俗……等等相关学科上也下一番工夫，就是必要的。一个人当然不可能门门精通，可是学识的深广程度决定着学术成就的大小，却是事实。我们只有通过永不疲倦的求知欲望去努力接近这个目标。

　　读懂敦煌文学作品是研究敦煌文学的前提，由于敦煌写本的特点，文字校勘和语词诠释就是深入研究的第一步。陈垣先生指出校书四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而于理校法则曰：“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这些都是校勘敦煌写本的基本方法，而在许多场合，往往只有正确运用理校法才能解决问题，而这不啻是对研究者学识的严格考验。手眼的高低取决于基本功的深浅和知识面的宽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一般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未必够用。例如字形相近是写错字的重要原因，可是写本误字往往与今体文字略不相似，因为它是和唐五代西北方音相近而写错了的。

　　又比如有的词语非常眼生，辞书从无记载，然而并没有写错，因为它是传统训诂学所忽略的口语词汇。何况校勘并不单纯是文字问题，首先是对文意的理解问题。这其中的问题五花八门，不打一处来，研究者只有相应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才有可能应付裕如。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有这么几句：“狱中罪人，生存在日，侵损常住游泥伽蓝，好用常住水果，盗常住柴薪。”其中“游泥”一词，我曾冥思苦索了好几年，有一天突然醒悟，原来应该是“淤泥”，“淤（污）”字由于形近错成了“游”，“污泥伽蓝”是说把寺院弄脏。说穿了极其简单，得来却十分不易。因为我曾在佛经中几次读到弄脏寺院将受恶报的话，这才有可能茅塞顿开，否则以我之钝根不慧，也许至今还在绞脑汁呢。

　　王梵志诗中有这么几句：“积聚万金花，望得千年有。不知冥道中，车子来相受。”有的文章认为“ 车子”错了，应该改作“妻子”等等，却不知道“车子”原是人名。干宝《搜神记》卷一○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周擥啧的人，命定贫穷。有一天梦见天公可怜他，把命中注定属于尚未出生的张车子的钱千万，暂时借给他，从此果然逐渐成了富人。周家有个贫穷女雇工张妪，在车房生了个私生子，取名车子。后来周家就逐渐穷了，而车子长大后却成了富人，命中属于张车子的财富终于还给了他。《文选》卷一五张衡《思玄赋》云：“或辇贿而违车兮，孕行产而为对。”旧注也引张车子故事来解释这两句，李善注说见《鬼神志》及《搜神记》。《抱朴子内篇?辩问》也说：“为人生本有定命，张车子之说是也。”可见张车子故事自东汉以来，流传十分广泛，梵志诗正是用了这个典故，说明贫富循环，皆由天定。研究者浏览偶有未备，就造成了错改原文的结果。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敦煌文学所反映的生活尤其如此，因此我们虽然以研究敦煌文学为方向，可是眼界始终要放得更开阔些，力求更多地了解那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乃至某些细节，实际上就是要透彻地了解产生敦煌文学作品的那个历史环境。

　　王梵志诗中还有这么几句：“佐史非台补，任官州县上。未是好出身，丁儿避征防。不虑弃家门，苟偷且求养。”这诗是写佐史的，“苟偷且求养”究竟说的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中国封建社会提倡孝道和尊老，唐代也有“侍丁”制度。

　　《唐六典》记载，凡是年满八十、九十乃至百岁，分别给侍丁一人、二人乃至五人，以尽终养。侍丁免除各种杂役，多取近亲，但也可外取白丁充当。唐代品官的直系亲属有免役的特权，可是佐史是胥吏，“未是好出身”，没有这种特权，他们的成丁子女是要服兵役的。然而佐史自有“避征防”的高招，那就是让他们的子弟充当养老亲的“侍丁”，这就是“苟偷且求养”，其中自然免不了移花接木等等手段，所以作者用了“ 苟偷”二字。当了侍丁就不愁离乡背井，所以说“不虑弃家门”。

　　这样看来，这几句诗写了佐史为子弟逃避兵役而走后门的普遍现象，可以补史书的漏载，加深对那个社会的认识。不过王梵志诗的原文并没有出现“侍丁”这类字眼，如果我们不是很熟悉唐代的制度，便很难读懂这几句诗了。梵志诗中还有这么几句：“本巡连索人，樽主告平人。当不怪来晚，覆盏可连精。”这几句诗中需要解释的地方很多，这里只解释“索人”和“平人”。这两处的“人”字其实都是重复记号，应该读作 “索索”和“平平”。但这仍然很难懂。

　　在《唐国史补》、《刘宾客嘉话录》、宋窦苹《酒谱》和《宋朝事实类苑》卷六一引《赞宁要言》中，都曾提到唐高宗时壁州刺史邓宏庆创制“平索看精”四字酒令的事，而“索索”和“平平”就在这四字之中。四字酒令的具体内容在宋代已经失传，所以今天难言其详，但是沿着它的提示继续考索，就可以明白这首费解的诗，其实是写饮酒行令之趣。你看，能否读懂一首诗，关键就在于是否知道久已失传的四字酒令这么一件小事。而要深入地研究敦煌文学，就要从弄清许许多多这类“小事”开始，进而在不同层次上不断地分析和综合，上下联系，左右贯通，实现认识的飞跃，才能得出各种准确和全面的结论。

　　敦煌文学作品是古代人民的创作，经过一千年的历史尘埋，今天我们有责任恢复它原有的夺目的光彩。目前我正在写作《敦煌变文选注》，集中了变文中的精华作品详加诠释，目的就是为更多的学者来研究这份珍贵文化遗产提供方便，也是为了使这份珍贵遗产能够逐步走入今天的人民群众之中。

　　（原载《文史知识》198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