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序言
　　培锋年逾不惑，始负笈门下，养老抚幼，家事丛冗，而三年间孜孜砣砣，不暇稍怠。本来资质聪颖，又勤奋向学，终于以优异成绩结业，贡献出这一篇得到博士学位评审诸位好评的学位论文。身为师长，感到无限喜悦。
　　关心和研究中国佛教学术的人，总会时时痛切地记忆起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里说过的一段话：“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陈先生所述的明清时期以后我国佛教学术发展的状况，真是慨乎难言，有关情况，关心的人心知肚明。所幸近年来局面有了变化。根本的转变是人们能够从正面积极地认识和评价佛教与佛教文化了。在此基础—亡，相关学术领域得到更多人的重视和参与，也出现越来越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可喜的是其中多数是学有成就的青年学者，主要是新近培养的博士们的著作，更预示了这一领域的美好前途。像培锋的这一部，就是其中的一种。
　　但是在令人鼓舞的形势之下，敝以为仍有两个重要的、关系佛教学术长远发展的认识问题需要厘清。
　　一个是对于历史上的佛教与佛教文化的价值和作用，总的认识仍亟须端正和提高。世界文明发展史明确昭示，对于一个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外来宗教与文化的输入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而且往往是关键性的作用。佛教对于古代中国正是如此。牟宗三有一个十分精辟的判断：“魏晋之后接着是南北朝隋唐，在这个长时期里，中国文化发展的着重点，或谓民族文化生命的主要流向，是在吸收佛教、消化佛教。”就是说，这七八百年的长时期，佛教乃是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佛教文化构成这一时期文化成就的主要成分。佛教的输入乃是人类历史上成就极其辉煌、对古代中国发展影响极其巨大的文化交流。这延续长久的交流，不仅输入了一种全新的、具有重大价值的宗教，这一宗教更承载着古代南亚、中亚以及西亚、欧洲和北非的文化成果，大规模地输人中国。大概这长时期文化输入的意义，只有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文明差可比拟。但是看看目前学术研究状况，或许研究佛教的人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多所肯定(实际上不一定足够)，而一般学术领域对于佛教的价值与贡献则很少涉及。研究伦理学和中国伦理史的人很少涉及佛教伦理及其成就，研究政治史、经济史以至史学史、语言学史等也是同样。近年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对于佛教也都着墨不多。而实际上，在广泛的学术领域，佛教和佛教文化所起的作用、所占有的位置是相当巨大，往往是决定性的。所以不解决这个认识问题，难以真正全面地开展佛教学术研究，提高研究水平。
　　再一点与上述相关联，是对于佛教文化的认识。研究中国佛教史的著名日本学者塚本善隆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六朝时期佛教的繁荣，实际主要是佛教文化的繁荣。宗教与宗教承载的文化是相联系而有相区别的两个范畴，这就是所谓信仰的和思想、文化的不同层面。在中国强固的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传统土壤上，在统一、强大的政治专制体制下，佛教不可能建立起唯一、绝对的信仰权威；特别是在承受“百家争鸣”、“三教”并兴风气熏陶的知识阶层中，信仰更受到相当的抵制而被销蚀。但是佛教以其浓厚的文化性质、佛教文化以其丰厚、卓越的内容赢得了中国人(甚至是反佛的人)的普遍赞赏和认同。一代代中国人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和兼收并蓄的气魄积极、主动地认同、赞赏、吸收佛教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造、发挥。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佛教的，或是受到佛教影响创造出来的。而历来的佛教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本身，特别是作为实体的僧团的活动和作为主要思想内容的宗教哲学。而对一般文化及其影响的研究着力甚少。宗教本来是广大群众的社会实践，文化领域是这种实践的重要部分。特别如上所述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特别发达，成就极其突出，理所当然应当成为佛教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正是基于上述两点，培锋这部著作的选题在方向上是有意义的。宋代是古代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按我国几位著名史学家的判断，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时期；按西方某些史学家的看法，这是中国历史“近世”时期的开端。而在佛教发展史上，这又是从极盛走向衰败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佛教承载着千余年发展的文化积累，仍在持续地发挥重要的作用。而由于僧团活动陷于中衰，官僚文人居士阶层就承担起佛教对于文化传统承前启后、在一般思想、学术领域继续发挥优势的任务。从宋代起，中国佛教的“慧命”基本由居士阶层来延续的。因而对这一阶段居士佛教的研究就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培锋的立意就是试图解决这样的课题。
　　培锋在就读门下之前已经有一段研究经历，并取得一定成绩。他好学深思，古今中外涉猎颇广，有相当的学术积累。入学之后，转益多师，虚心受教，治学路数和方法又有所转变。转变的轨迹在这部著作里清晰地体现出来。其路数如果简单地加以说明，就是注重资料的翔实和描述的客观，尽可能恢复历史发展的真实图景，在此基础上做出判断和评价。没有先验的理论框架，更不是抄撮已有的成果，从搜集点滴资料做起，这是相当艰难的。相信这样的工作是会对学术领域有所贡献的。至于贡献的大小，则要读者评价了。
　　前面说到，目前我国的佛教学术研究正在可喜地振兴过程之中。但是一个学科的起衰济敝，非短时期可以呈功。这大概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就佛教学术而言，这个工作是必须做的。只要有更多的人持续不断地添砖加瓦，学术大厦终究会创建起来。培锋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就学术研究说，他年事正青。可以期待他做出更好的成绩。
　　潦草写下如上想法，弁于书前，也略表为祝为颂之意。
　　(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