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基础十讲》序
　　／释显如
　　西元前五、六世纪，释尊本著缘起无我的佛法特质，建立了六和合的教团，展现佛教理想社会的精神。无我公有的教团具有实现解脱和传承佛法的两大任务。佛灭后，教理朝著繁琐思辨的方向发展，重理论而少务实，重视社会救济者乃起而责之为“小乘”，自称“大乘”，但大乘者仍然沿袭传统的戒律，有理想而没有团体，大乘的精神也就无法完全发挥。在教义上，为了扩张教团势力而包融外教思想；在教团里，图利养而入教者日众；动机成分复杂而佛教素质日降，佛法特质日渐消失，西元十二世纪，经异教政治武力一再破坏，而终于衰亡于印度本土。
　　佛教于西元二世纪左右传入中国，由于地域文化的隔膜，不了解印度佛教的演变和经典成立的过程，以为一切经典都是佛陀亲口所说，以致产生各种“判教”去会通各经典之间的矛盾。同时，“大乘”思想在中国得到普遍的发展，而所谓的“小乘”法门也就少有人去一窥究竟。佛教在印度，为了普及而迎合世俗，受到印度神教的影响而导致衰亡。来到中国的“大乘”佛教，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变化，“三教同源”、“五教合一”的论调出现，步上了印度佛教末期，佛梵不分的后尘。
　　佛陀自己解脱人生诸苦，同时也教导弟子们如何体现解脱，僧团的组合则是表现解脱者的精神，可以为理想社会的典范，同时也传承解脱者的修道经验──续佛慧命。从释迦牟尼佛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佛教的理想，以人为重心，从现实起步。任何理论不应忽略这一具体的事实，后代的理想家把它推衍为尽未来际、尽虚空界、尽一切有情，玄论高妙而遥不可及，使佛教离人间日远，有心于佛法者不得其门。究竟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为弟子们开导了什么样的法门？亲闻佛说的“声闻”弟子，难道就是“小乘”行人吗？所谓的“声闻法”就是“小乘法”吗？解脱和度众生是冲突的吗？那么释尊为何又证解脱了？我要度尽一切众生或度无量众生才算慈悲吗？佛又是什么意思？由于文化背景长远的薰染，使人难以认识佛法的真面目，而疑问重重。
　　为了使佛法不致变质或湮没，我们应该本著追求真理的热诚，充分地利用现代的资讯，共同来探讨佛法的真精神，发掘真实的解脱之道，使人类普遍蒙受佛法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首先便要排除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建立实事求是的精神，举例来说，我们普遍地缺乏接受批评和明辨善恶的是非观念，把“造谣生事”和“分别善恶对错”当成同样要不得的“是非”，不知前者是制造混乱，而后者则是佛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前提。要“去恶行善”必先要能“分别善恶”，所以能“分别善恶”是学佛的基础。“分别善恶”就是一种“检讨”，在互相依存的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思想行为，都会影响到社团，所以“分别善恶”不仅是“检讨”自己的思想行为，也要“检讨”他人的思想行为。换句话说，“检讨”就是一种“批评”。有人把“批评”视同“毁谤”、“破坏团结”。“毁谤”是没根据的谣言中伤或歪屈事实；“批评”则是有理由，有根据，就事论事的检讨，不是闹情绪的骂街。“批评”是镜子，旨在照见缺失，不是“丑化”；“批评”不是“破坏团结”，不检讨改善，爱面子，怕批评，不知求真求善，才是佛教的破坏者；教内不检讨，等到教外来指责，才真的没面子。也有人认为应该检讨自己而不要批评别人；早期佛教定期诵戒羯磨就是一种检讨会，交换修行心得，互相纠正，以弥补自己的疏忽，互尽道友之谊，就是基于为法的热诚，而不是一般社会团体因面子问题而斗争掩饰，这也应该是教团的功能之一。而言论事行关涉到大众的权益，就有必要受大众的监督和批评，这已是民主时代的常识。还有所谓“恶意的批评”，这是批评者可能使用情绪性字眼和被批评者不能把握批评的重点所引起的纠缠。把“不判断善恶对错”当成“无分别心”，也是一种对佛法的误解；从较为实用的角度解释，“无分别心”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而是如实知见事象，能分辨善恶对错，如法对应，而不起情绪性的好恶贪嗔。
　　“分辨是非”，不仅指行为，更包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观念不正确，行为就受到误导，例如因缘法是佛法的根本，如不能正确理解，就会误会因果观念，甚至把宿命论当成因果论而不自觉；例如普遍流传的一句祖师名言：“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把一切现世的幸与不幸归之于前世的业力，这和宿命论有何不同？忽略现世因缘的可变性，忽略现世社会的许多苦难是现世贪嗔痴的共业所成，结果养成了一些听天由命的态度，认命受苦受难而寄望于来生。这那里是佛陀的因缘法？事实上，许多烦恼是自己和众人现生的贪嗔痴所造成；人只要有贪嗔痴就随时可能危害周围的人，或互相危害，未必前世有何恩怨；解决现生苦恼，应该激发众人觉醒，起来改善，直接面对现实问题，以八正道对治现生的（自我的或社会的）贪嗔痴。直接发觉现世的贪嗔痴习气而加以铲除，这才是真正忏悔宿业，否则今生忏悔前世业，来生忏悔今世业，还是轮回不已。自己少一分烦恼，世间就少一分苦难，也多一分能力帮助他人，这也就是自利利他，而且符合早期佛教寻求现世和乐，现世解脱的精神；慈悲在于帮助消除烦恼，而不是满足欲望。佛教流传日久，歧义杂陈，学佛要能够时时检验各种理论是否能够实用？解行是否没有矛盾？早期佛弟子能够互相论究修学佛法的心得，依法而不依人，为真理而不为面子，从而显发佛法的真义和价值，这样的学风，实在令人向往！
　　一位西方比丘在《佛教在西方》一文里说到：“亚洲各国人民所支持的佛教寺庙，通常由一两位比丘或比丘尼主持宗教活动，完全用他们本国的语言、习俗和仪式。这种态势阻碍了寺庙对当地人的吸引力，而且也造成寺庙和族群的孤立；对他们本身或许无所谓，但却无益于做为世界性宗教的佛教形象，也无助于传布佛陀超越时空和派系的教义。佛教如果要得到大众的尊敬和容纳，必然需要能够适应环境，提供容易了解的方式和语言，而没有这么多外国的色彩。”“亚洲国家”的佛教团体只能在西方国家“宣慰侨胞”，维系侨胞的传统信仰，而无能影响当地人士，远不如其他传教士在亚洲的表现，其中因缘，值得关心佛教的人士省思。
　　张大卿居士，幼年即留意于宗教，静坐二十余年，博学深思，于自然和人文科学都有相当的涉猎，于佛法则能探本求源，身体力行确认佛法乃人生之价值所在，思索佛法之根本精神如何超越传统文化之障碍，而能运用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之中，将修行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使佛法成为世界人类之标竿，而不只是某地某国少数人之信仰而已。本书为张居士在美国加州法印寺二十余次讲座之部份内容，以原始佛教所开示的四圣谛为纲领，三十七道品为门路，阐述自己的修学心得，不离实际，不尚虚玄；抛砖引玉，期能以文会友，邀约有心于佛法者，切磋心得，论究法义，使佛法精义早日超越地域宗派之成见而发扬于世界，六和精神实现于人间社会；愿行勤勇，吾人当奋起效尤，跳出“大乘”、“小乘”之文字障，不分出家、在家，见贤思齐、共同来为发掘有益人间社会的佛法而努力！
　　西元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七日显如序于南投灵山寺（编按：本文经过修改。）
　　(1987.10.《新雨月刊》第9期)
　　(本文已收录在《显如法师文集》—法雨道场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