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内有径，径欲曲；径转有屏，屏欲小；屏进有阶，阶欲平；阶畔有花，花欲鲜；花外有墙；墙欲低；墙内有松，松欲古；松底有石，石欲怪；石面有亭，亭欲朴；亭后有竹，竹欲疏；竹尽有室，室欲幽；室旁有路，路欲分；路合有桥，桥欲危；桥边有树，树欲高；树阴有草，草欲青；草上有渠，渠欲细；渠引有泉，泉欲瀑；泉去有山，山欲深……

　　由此看来，中国传统的美学就像中国的山水田园诗、水墨写意画一样，崇尚清雅自然。

　　当然，现代的家居环境也渐渐认识到这一点，也想贴近自然、融于自然了，不过现代社会工业文明对于自然的破坏还是相当严重。自从有了工业文明以来，机器的轰鸣取代了小鸟的歌唱，浊臭的污水弄脏了清清的河水，森林在迅速地消失，草原变成荒漠，生物也不断地灭绝，还有光化学烟雾、核污染、噪声污染、汽车尾气污染、农药污染、热岛效应、臭氧空洞、全球变暖、地面沉降、城市塌陷、酸雨……人们突然发现，想征服自然的人类是多么的狂妄和无知。于是不得不转而谋求自然与人的和谐。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人们狂呼：“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自然仿佛是人类脚下踩着的奴仆，可以由人为所欲为。可是，事实却是，人们马上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不少曾自称为“玉皇”、“龙王”的人们。日本学者汤川秀树曾说过：“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就已预见到了未来人类文明所达到的十分糟糕的状况，向近代开始的科学文明提出那么严厉的指控，使人感到惊讶”等等，都说明了道法自然的思想在目前人们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上依然有着指导意义。

　　道家有所谓“天地是大宇宙”，人就是“小宇宙”的说法。对于个人来说，也是顺其自然更好一些。但是尤其是自宋朝以后程朱理学逐渐兴起以来，对人性的压抑就越来越严酷。程朱理学等大讲“存天理，灭人欲”，钳制禁锢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正像庄子前面所说的强行驯马的行为一样，压抑了人的天性。由于那些“高标准、严要求”几乎无人可以完全达到，于是一大批岳不群般的伪君子就纷纷涌现，而坦诚真挚，敢于流露自己的真情实感的人却被视为狂狷怪僻之士。明代李贽在《答耿司寇》一文中无情地揭下了这些伪君子们的画皮：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非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是啊，这等人其实心里也满是自己的小算盘，求田问舍，登科晋官，都是为了一己之私。其实这也罢了，但一谈大道理时，就满口“孔孟之志”，似乎高尚得不得了。李贽尖锐抨击这等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觉得还不如人家市井小夫，一般的出力气吃饭的普通人，人家在商就言商，做工的便说做工，耕田的便说耕田，发乎真心，出乎自然之性，毫无巧言饰假之行。所以“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现在也是，笔者觉得听北京开出租的师傅们侃大山，比某些领导们在主席台上讲得有趣多了，也实在多了。

　　程朱理学除了批量制造了一大批“岳不群牌”的伪君子外，当然也造就了一大批像金庸小说中灭绝师太那样的暴戾变态的人，正如网上朋友所送的一联：“灭情灭爱单未灭争强好胜暴戾习气；绝子绝孙唯不绝独断专行家长作风。”自儒家程朱理学大盛之后，一直在塑造“灭绝师太牌”的人物，数量和速度恐怕远高于一汽轿车的流水线。现在虽然少了很多，但恐怕“灭绝师太牌”的人物也没有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