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的骨髓，作为一种方法论，它已经深深渗透到了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每一个元素和成分之中，成为构成普遍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核心要素之一。每个置身于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社会成员，无论你愿不愿意，承不承认，你都无法摆脱那与生俱来的中庸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因此，正确地认识中庸之道，并加以合理的应运，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无可回避的文化责任。

　　中庸思想起源很早。《尚书》中就已经记载了很多关于古代圣王执中、行中的例子。如《盘庚篇》的“各设中于乃心”、《吕刑》“罔非在中”、《诏诰》、《洛诰》的“时中”、《酒诰》的“作稽中德”等。在《尚书·大禹谟》中，有被宋儒称为“十六字心传”的那一著名的箴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洪范》记载，周武王向殷代的遗臣箕子请教国事，箕子提出九条大法，其中就有中道的思想：“无偏无颇，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由此，我们可以把《尚书》中强调“执中”的政治智慧，看作是中庸之道的思想源头。“中庸”一词，语出《论语·雍也》。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乃至高的道德修养境界，长久以来，很少有人能做得到了。孔子这样推许的“中庸”，其含义到底是什么？其境界到底又有多高呢？朱熹解释说：“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这样，中庸一词的含义就是，中是一种凡事都追求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最为恰当的状态；庸，则是说这样做是不可更易的常理。概括而言，中庸的含义就是，中是一种常理。另一种解释来自汉代的郑玄。他注解说：“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意思是，中庸，就是中道之运用。这两种解释，在“中”的含义为中道上没有差别，只是在“庸”的含义上有一点分歧，而这一点分歧实际并不是本质性的。如果一定要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参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说法，“中，内也；上下通也”、“庸，用也，”则“中庸”的本义就是中道的运用，郑玄的解释更符合中庸的本意。

　　不管怎样，中道本身便是极高极难的标准。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孔子的其他言论来参证：“无适(di)也，无莫也，义与之比。”（《论语·里仁》）、“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意思就是凡事都要尽可能追求最为恰当合理的处置，不能过，也不能不及。打个比方，比如勇敢，过了就是鲁莽，不及就是懦弱，只有恰如其分的勇敢，才符合勇敢概念本身。事实上，中庸本来是一种道德修养境界，但是孔子把它普泛化了，在这种普泛化的过程中，中庸也自然而然地转换为一种方法论了。一件事我们可以尽可能追求最优解，但是每件事都要追求最优解，实在是太难了。

　　这样一个最优解，怎样才能做到呢？孔子的教导是：“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子曰：……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中庸·第六章》）。叩其两端或执其两端，就是指从事情的两种极端的状态入手，认真推敲研究，仔细体会把握，寻求和两种极端完全不同的最优解。以勇敢为例，我们只有从勇敢的两种极端状态入手，认真推敲研究，仔细体会把握“鲁莽”和“懦弱”，才能真正懂得和运用“勇敢”。需要说明的是，孔子所倡导的这种思维方式，很容易被误解为折衷主义，事实上，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和折衷主义完全不同，叩其两端的方式，更加接近于现代逻辑中的试错法。

　　为什么孔夫子要悬置这样一个大家都很难做到，却又不得不努力去做的高标准，引导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方法论呢？缘由大约有三。其一，儒家以祖述尧舜，倡明先王之道为己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很容易把先王之道理想化。中道的思想作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圣王的成功秘诀，被儒家抬高到理想化的程度，更是情理之中的事；其二，儒家的中庸之道是古代农业社会大环境下的产物。在农业社会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单一性，以及由单一性而必然存在的重复性，乃是儒家倡导凡事追求最优解思想的社会背景；其三，同时，农业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慢节奏也为儒家凡事追求最优解的理想化方案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