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表层看，她是一种地域文化，从深层看，她又不是一般的地域文化，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中原文化包含以下七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基本概况

中原文化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形态。在中国历史上,由于这里自上古至唐宋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谓中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就目前国内文化研究的态势及中原地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看,它的地域特性明显压倒了作为国家文化的特性,更宜被视为一种地域文化。

但同时必须注意的是,中原文化的地域性明显又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同,它最值得重视的特点就是与中国文化形成的直接关联。由于黄河泥沙的淤积和气候等诸多便利的自然条件,这里自上古时期就形成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在诸地域中最先跨过了“文明的门槛”。由这种文明衍生的文化,则为后世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礼仪典章提供了基本的范本。同时,中原文化之所以在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还在于它强大的辐射力。在中国历史上,它依托于生产方式的先进性、军事的扩张，甚至中央政权崩解导致的移民大批迁移,向四方传播。

面对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中原文化在辩证和谐的理念引导下，一开始就培育出一种自强自立、开拓创新精神。《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原文化认为，要生息繁衍、安身立命，就必须革故鼎新、锐意创新。中原人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渐渐磨练出了一种审时度势、拼搏进取、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使他们不愿安于现状、坐以待毙，而是认识到只有顽强奋斗、开拓有为，才能安居家园，繁荣发展。从上古时期的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到现代的红旗渠壮举，都是这种精神的最好诠释。但是，任何自强自立都必须以民族的繁荣昌盛为前提，而民族的繁荣又依赖于科学文化的普及，为此，中原文化还渐渐形成了崇文重教的传统。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里人文厚重，自古崇尚人伦教化之道。《国语·郑语》里说:“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事实上，中原文化一直把风伦教化看作是治理国家、稳定社会、造福民众的重要策略和根本途径。

中原文化在崇文重教的风尚中，立足于对民生的持重，还形成了重功致用的精神。《管子·牧民》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中原思想家很早就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辩证地统一了起来。中原文化重功致用精神的基本意义是伦理致用，经世治国。其基本层面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以精神导向为主旨的文化致用，其二是以物质开掘为主旨的事功致用。前者既包括精神文化的导向，也包括物质文化中所蕴涵的精神追求。具体而言，则容括着伦理致用、法律致用、艺术致用、宗教致用等不同层面。《墨子·兼爱下》云：“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后者则是精神追求的物化形式，也是精神文化的表达、贯彻、落实和印证。包括科学致用、重农致用、兴商致用等不同内容，也即表现为对科学创造、农业生产和商业繁荣的重视。

农业文明崇尚辛勤耕耘，所以勤俭节约也是中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勤俭精神是中原文化所崇尚的核心品质，勤即勤奋，俭即俭朴。不勤则万事荒，不俭则万事废，所以“勤”和“俭”是朝着同一个目标迈进的。勤俭持家，勤俭治国，所以勤俭既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本。《尚书·大禹谟》讲：“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中原文化的勤俭精神更主要的是立足于中原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如《周易》里所谓：“君子以俭德辟难。”从社会实践上看，中原地区从古老的帝王传说，到大批卓有绩业的历史名人，再到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都把勤奋节俭作为人生的核心品质。

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和组成部分，中原文化精神自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精神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原文化精神的扩充、发展、完善，以及与其他文化精神的交融互渗。从内容上看，中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文化，这种农业文明对中华民族精神个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形式上看，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个性形成中起到了培育、导引、促进、提升、创新、凝聚等作用。两者的结合，使其在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史前文化

中原文化中原的史前文化，时间久远、内容丰富、领域广泛。8000年前左右的裴李岗文化，在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了数百件磨制石器和陶器，在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房址53座，窑穴370座、陶窑13座，以及灰坑、墓葬、瓮棺葬等，出土文物近5000件，特别是出土的世界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骨笛，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出土的酿酒遗物，被美国人配方复制后，生产出来了9000年前的古酒，引起世界轰动。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出土了大量的彩陶和磨光石器，充分反映了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状况。5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河南也发现了相当丰富的陶器动物浮雕及鼎、罐、壶等文化遗存。由此可以看出，史前文化在河南发现不只一处，也不只是少数、若干处的几件历史遗存，而是连续的、有规模的历史遗存。说明中原大地是中华民族文明最早起步的地方之一。

神龙文化

中原文化神龙是智慧、勇敢、吉祥、尊贵的象征。河南是龙的故里。被称为人文始祖的太昊伏羲，在今周口淮阳一带“以龙师而龙名”，首创龙图腾，实现了上古时期多个部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被称为又一人文始祖的黄帝，在统一黄河流域各部落之后，为凝聚各部族的思想和精神，在今新郑一带也用龙作为新部落的图腾，今天的中国人被称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就是因此而来。从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发现的龙文物不但历史久远，而且最为正宗。濮阳蚌龙距今6400年，是中国最早的龙形象，被考古学界誉为“中华第一龙”；在“华夏第一都”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距今至少3700年，被学者命名为“中国龙”，等等。这些龙文化的遗存从夏、商、周到汉唐、明清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源头，在形态上可以说都是北京故宫里各种龙形象的祖先。中原和中国各地的民俗，也有不少与龙有关，如每逢喜庆之日舞龙灯，农历二月二祭龙王、吃龙须面，端午节赛龙舟等。这些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就是龙。从中原大地产生并完善的龙形象，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和共同的精神支柱。

政治文化

中原文化历史上的中原大地长期是政治角逐、政权更迭、政体演变“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大舞台，发生了难以数计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动，积累了大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政治文化。黄帝是公认的先祖，开创了初始的政权制度，建立了国家治理的雏形。从尧、舜、禹的禅让制到夏、商、周的世袭制，完成了部落联盟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变。之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纷争、交往与联盟等政治行为，不断地推动政体的发展，开启了封建社会的先河，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封建制度。从夏朝到宋代3000多年间，河南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先后有200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几度形成政治文明的巅峰与辉煌。中国八大古都，河南就有开封、洛阳、安阳、郑州四个。中国自古“逐鹿中原”、“问鼎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就是由此而来。

圣贤文化

中原文化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各种文化背景不一样，崇拜也不一样，印度崇尚动物，希腊和埃及崇尚神，中国非常崇尚圣贤。作为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的中原，涌现出了许多文化圣人，而且名气很大。比如，谋圣姜太公、道圣老子、墨圣墨子、商圣范蠡、医圣张仲景、科圣张衡、字圣许慎、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律圣朱载瘫等，他们不仅以其伟岸的人格为人们所敬仰，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知识和深邃的思维，创制了一大批经典着作，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丰碑。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经》，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阐述了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对中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庄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韩非子提出的以“法”为中心、“法、术、势”三者合一的统治思想，都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也在普通民众中产生巨大影响。

显着特点

从中原历史文化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中原文化的确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概括起来，有以下五个主要特点：

仰韶文化遗址

第一，根源性。就是说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具有发端和母体的地位。无论是人类记载的史前文明，还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肇造，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三皇五帝”、“河图洛书”等神话传说，到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考古学文化，都发生在河南。夏、商、周三代，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根源，同样发端于河南。作为东方文明轴心时代标志的儒道墨法等诸子思想，也正是在研究总结三代文明的基础上而生成于河南的。

第二，原创性。就是说中原文化对构建整个中华文明体系发挥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无论是元典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建构，还是汉文字和商业文明的肇造，乃至重大科技的发明与中医药的重大发现，都烙下了中原文化的胎记。《易经》、《道德经》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独特发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黄帝“都有熊”置百官和李斯提出的郡县制，确立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模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衡的浑天仪，都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三，包容性。就是说中原文化具有兼容众善、合而成体的特点。中原文化通过经济、战争、宗教、人口迁徙等众多渠道，吸纳了周边多种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实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融合与不断升华。考古人员发现，20万年前南北文化就交汇在中原一带。进入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更为频繁，文化融合更为深化。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与周边地域文化具有许多共同点。如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就是东夷集团的海岱民族和中原民族交往、融合的结果；郑州大河村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富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说明中原文化在那时就开始吸收周边文化成果，熔铸自己的文化。胡服、胡乐、胡舞、胡人食品在汉唐间传入中原，都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中原，却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接纳，成为中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开放性。就是说中原文化有着很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集中表现在：一是辐射各地。如岭南文化、闽台文化以及客家文化，其核心思想都来源于中原的河洛文化。唐代的河南思想家文学家韩愈就极大地影响了潮汕文化。二是化民成俗。中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礼仪规范常常被统治者编成统一的范本，推广到社会及家庭教育的逐个环节，从而实现了“万里同风”的社会效果。三是远播异域。秦汉以来，中原文化主要是通过陆路交通向东向西广泛传播，不仅影响了朝鲜、日本的古代文明，而且开辟了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班超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扶桑等历史记载，都书写了中原文明传播的壮丽画卷。从北宋开始，中原文化凭借当时最发达的航海技术，远播南亚、非洲各国，也开辟了世界文明海路传播的新纪元。

第五，基础性。就是说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处于主体、主干的地位。中原文化在与其它文化不断的融合交流中，自身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并由此催生了中华文化的形成。中原文化的核心思想，如“大同”、“和合”，都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礼义廉耻、仁爱忠信，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原文化的重大民俗活动，如婚丧嫁娶、岁时节日等，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民俗活动。

重要作用

正是中原文化的上述特性，决定了中原文化对于历史进程的推动，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对于民族精神的传承，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龙门石窟

首先是认识作用。中原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缩影，反映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折射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透过中原文化可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原发展，并从中总结出社会前进的有益借鉴。中原文化的先贤们发现并阐发的许多精辟思想，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具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例如格物致知、有无相生等朴素精辟的思想，仍是认识事物、认识世界、认识自然和社会的重要方法与途径。又如，老子“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就是对许许多多规律性社会现象的高度概括。

其次是引领作用。长期以来，中原文化都以其文化理想引领着东方文明的进程。近古以来，中原文化的文化理想甚至远播西方文明而绽放出瑰丽的文化魅力。《马可波罗游记》对当时和谐的东方国度的赞誉，至今还为人们称道。中原文化在精神层面建构的文化理想，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如天下大同的文化气度，天人合一的理念境界，尊道贵德的理性气质，大德曰生的人文情怀，中庸辩证的思维理路，在环境恶化、能源危机、人为灾难频繁发生的今天，不仅是引领人类社会发展建设的美好理想，而且对于进行道德建设、人格完善，对于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都仍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

其三，推动作用。就是说中原文化产生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周朝的“封邦建国”到北宋文官制度的全面繁荣，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到王安石庆历新政，中原大地上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推动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递进。从殷商王朝对商业经济方式的自觉选择，到以宋朝交子、汇票等为标志的商业革命，都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极大发展，实现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显着提高，先后创造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新技术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中原文化也做出了贡献。东汉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实现了文字载体的新突破，北宋毕的活字印刷迎来了铅与火的新时代，开创了知识传播的新纪元；成熟于宋代的火药，把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指南针导致了航海技术革命，为近代文明的到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四，支撑作用。就是说中原文化具有对中华民族共同精神的维系、智慧成果的传承功能。一个民族是要有精神的，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就如同一盘散沙。中原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岳飞报国、木兰从军等宣扬爱国主义的文化母题，都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原文化所包含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治国思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最下伐城”等军事思想，中原文化以其系统性、丰富性、完整性，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

第五，凝聚作用。就是说中原文化固有的向心力在促进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的聚合作用。中原文化是广泛吸收众多民族优秀品质而成的中华文明的主流文化，团结和谐、爱国统一始终是她倡导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