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舜典》记载了舜帝对乐官夔训导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意思是，夔啊，我任命你为乐官，掌管音乐，教化全国的青少年，使他们变得正直而温和，宽容而肃敬，刚强而不粗暴，简约而不傲慢。诗是用来抒发情怀的，歌是用来咏唱言语的，五声随咏唱而有清浊高下之分，十二律调和五声而有抑扬顿挫之美。金、石、丝、竹、匏、革、土、木八音能相互配合，音调和谐而不乱，那么神与人就会自然和合。大圣人孔子述而不作，在他传承整理的六经中就有一部《乐经》，可惜秦火后已失传。幸亏在六经之一的《礼记》中还有一篇《乐记》，里面有关于音乐的起源、性质及功能等方面全面、详尽、深刻而又精辟的论述。《乐记》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西汉河间王刘德、毛生等所编纂，内容取自《周官》及诸子有关音乐的论述。南朝沈约进一步指出《乐记》主要取自《公孙尼子》，而公孙尼子据传是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因此，《尚书》所载精通音律的舜帝训诫乐官夔的一段话可以说是最早关于乐教的最简明扼要的训示了。

　　礼乐教化可以说是伦常大道最显著的特征。圣人法天则地设礼乐以正人伦，因此，伦常大道在本质上又是依乎自然大道，这也就是老子所言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一道贯通天、地、人，这便是中国文化卓立于世的根本特征，也是儒、道、释三家相融而不相背的根本原因。

　　礼乐分而言之，礼法地，表别异，主诚敬，呈现外秩序；乐则天，表和同，主安乐，呈现内秩序。礼是理的外现，乐是气的外显。穷理守礼能够尽性，养气致乐可以立命。读经明理为穷理尽性之助，导引吟诵为养气立命之方。因此，得法的经典吟诵即是简单自然的性命双修妙法。此法三教皆广为采用，而以儒门独重。

　　中国文化自伏羲传至孟子，圣圣相传的皆是本末并进，内外兼顾，动静交养，性命双修的中庸之道。这便是上古一脉相承的大道文化。这种大道文化的核心是中和，即通过修身、语、意三中以达自我、人我、物我三和。圣人设礼乐以教化，意在以礼助人修三中，以乐助人达三和。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性命之学，也就是古人讲的修身，今人说的做人。一个人通过学习修持，达到了尽性立命，便是达到了自我和，此时个人不再有任何烦恼病苦，性与命打成一片，不相隔离。性命之学的外用便是群己之学，也就是古人讲的伦常，今人说的人际关系。一个人在走向自我和的过程中必定会逐步体现出人我和，也就是越来越能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最后达到仁者无敌，人我一体。群己之学的扩大便是人天之学，也就是古人所讲的天人合一的学问，今人所说的人如何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一个人在走向自我和的过程中，也必定在同时走向物我和，也就是越来越能顺应自然，直至最后同化自然而能赞天地之化育。

　　孟子以后大道衰竭，如何存心养性，养浩然之气，儒士罕得其传，于是礼乐教化渐渐徒有其表，读经不是为了穷理尽性，而是为了功名利禄；学礼不是为了诚心立敬，而是为了表面应付；学乐不是为了养气立命，而是为了消遣宣泄。说到底，读经也好，礼乐也好，只是圣人用以教化的手段，而非目的。如动机不当，不得真师传授，则礼乐亦可害人。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因此，虽然礼崩乐坏是大道衰微的表征，但真正的根源在于师道的断绝。

　　我们说大道衰竭，师道断绝，不是绝对的，不是说这个世上再也找不到大道了，没有一个老师会传道了，而是说主流文化所传承的已不是大道了，而是各种小道小术了。教师普遍做不到“传道、授业、解惑”了，而只是教各种知识技能了。大道与师道在显的状态虽然消失已久，但在隐的状态从未断绝，它只展示给有缘的人，到达境界的人。大道其实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只要我们不断修持，总有一天我们自己都能将之开发出来。

　　就显的层面而言，大道的衰竭，就如一条大河在流淌的过程中会分成许多支派。如将许多支派合在一起便是整条大河。自春秋战国以后大道文化逐渐分流为儒道释三支，如将三家合而观之，即可得大道概貌。以三和言之，佛重自我和，儒重人我和，道重物我和。这只是三教成教后总体上给人的一种感觉，而三教圣人所言教的都是三和并重的大道本身。

　　从另一角度来说，天地间一气流行，循环往复，故在天寒来暑往，在地春荣冬枯，在人生老病死，无不自然轮转，永无止息。社会发展亦是如此，故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依此循环下去，便是失礼而后智，失智而后信。得信而后又重归于道。所以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有乱世必有治世，有小康必有大同。因此，人类社会的盛衰变迁，乃至整个宇宙的成住坏空，无不是大道机制运行的结果，所谓“道不远人，人自远道”，大道又何时衰过？

　　所以，我们说大道衰微，实际上是由于教育的失落，人心普遍为物欲所迷，为情欲所昧的结果。老子说，“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人类空前发展的心智乃道的精华凝结而成，而一味地开发利用，恰恰是走向愚笨的开始。科技文明代表人类心智发展的高峰，人类如继续失教而不结信果，那么高科技带来的不仅是“愚之首也”，而且是“亡之始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来年的封建帝制，重新提倡《礼记·礼运》篇中提到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标志着人类进入了“失智而后信”的大同时代。

　　以信德为特征的大同时代，其指导思想必定为不偏不倚、情理并重的大道思想。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过去社会中遗留下来偏于情感的宗教文化和偏于理智的科技文化必定会作出取舍整合。重用不重体、重智不重德的实用主义教学法已结出恶果，并受到人们普遍的质疑。读经运动，私塾、书院的兴起标志着人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迄今为止，人们所作的这些努力基本上还属于探索阶段，有成功，也有失败，有让人欣喜的，也有使人担忧的。支持投入的大有人在，反对阻拦的也不乏其人。但从总体上看，人们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大道靠拢，赞同的与反对的都感觉到大道这只无形的手的召唤，通过争辩在相互纠偏中酿成了新的文化气候。

　　但也有人远离这种纷争，在平淡中默默地做着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这种人往往是得到了文化的传承，并已在实践中征验并获益的人。他们不必靠他人的支持建立信心，也不会因别人的反对而心生疑惑。他只将有限的时间用在最该用的地方，他只愿意将所得的传承传给那些愿意接受的人。他没有时间去跟人争辩，他不想反对别人，也不想推销自己。他只是守住本份而已。中国文化薪火相传，绵延不绝，主要靠的就是这类人。这是中国文化真正的脊梁。

　　湖南平江五峰私塾的朱执中老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朱先生生于1923年，7岁上私塾，在先后跟从的先生中有三位秀才，一位举人。1942年朱先生侍奉的最后一位先生钟柳春病逝，他在钟先生的再三要求下接过了先生的私塾，从此一教便是六十年，直到2003年因年事已高而不得不封馆弃教。中国的私塾在百年前已为清政府所废，没想到在边远偏僻的平江山村，这一传统的教学法竟然如此顽强地生存着，朱老先生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私塾先生”。

　　朱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地做他的文化传承工作，从不想推销自己。读经热时，据说有人出八十万请他去做读经讲座，却被他谢绝。他知道凡是发热的东西总有变凉的时候，唯有从传承得来的于人身心有益的东西则具有永恒的价值，热与不热丝毫不会影响这种价值。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安居何用建高堂，

　　土筑茅房也不妨。

　　雨露同时施润泽，

　　星晨一样放祥光。

　　颜回原宪居陋室，

　　范仲桓冲恋旧装。

　　自古圣贤爱朴素，

　　蓬蒿之下有兰香。

　　这种安贫乐道，化伟大为平常的境界正是得圣道传承而修证有成的写照。临终前老先生还写了一副对联：

　　哭什么，世事何曾哭得转？

　　死也好，人生哪有死之安？

　　只有参透生死，与道合真的人才能在死亡来临时显得如此从容而淡定，旷达而超脱。

　　朱老先生教的是《幼学琼林》等蒙学经典以及本民族的圣经四书五经。他的教法跟洋学堂的教法大异其趣，是完全传统的语文教学法。传授的内容极其简单，主要是背书、写字、写文章三项。背书是私塾教学的重头戏。

　　少年儿童的身心特点是好动难静，理解力弱而记忆力强，而背书正是适应了儿童的这一天性。因此，过去的教育让孩子在十三岁以前将十三经装进脑子里并不是难事。背书是输入，写作是输出。没有一定量的输入谈何输出？孩子好动是因为孩子元气充足，不是说孩子不能静，实际上孩子的专注力是超过大人的，只是因为他好动，使人觉得这种专注不能持久。而背书则是利用并培养这种专注力的妙方。孩子的精力极其旺盛，如不加以引导，让其在规矩中做有益的事情，他们就会浪费在无所事事的游玩中，或于人于己有害的恶作剧上。现在的语文教学，读到博士，其古文的阅读与写作能力往往比不过读过私塾一、二年的人，根本的原因在于背功的缺乏。

　　现在我们有不少人非常反对这种传统教学法，认为如此死记硬背只会扼杀学生的创造性，而一味的读经会培养人的奴性。这多半是长久接受西式教育的人的看法。这里涉及到教育理念问题。教育的目标不同，教学方法自然有异。离开了教育目标而去讨论背书与读经好不好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教育目标不同的人去争论这个问题也是争论不清的。

　　传统教育的重心落在做人上。做人当然离不开做事，因此要做好人必定要学会如何做好事，否则做人就会落空。但本末要搞清楚，做人是本，做事是末。人要吃饭，但做人不是为了吃饭。同理，人要做事，但做人不是为了做事。正象吃饭是为了活命，做事是为了成人。要做好人必须讲道德，有修养；要做好事必须精术艺，有学养。在具体修为上讲究本末并进，内外兼修，即以做人带动做事，以做事促进做人。以道驭术，习艺进道，两者并行而不悖。这便是上古承传的大学之道，或中庸之道。大道文化衰微以后，教育也偏于两端，或重做人而鄙弃做事，离日用伦常而高谈心性；或重做事而忽视做人，离身心修养而妄求事功。大体来说，宗教的教育偏于前者，而科学的教育偏于后者。千百年来，宗教与科学一直势不两立，但谁也无法取代对方，其原因在于它们各自代表大道文化的两端。如合而为一，便回归到大道本身。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去问诸如背书好不好，读经好不好这类问题。我们会问，为什么要背书？如果有必要，怎样避免死记硬背？怎样使背书有益于自己的身心？读经也是如此。因此，关键不在于背书、读经好不好的问题，而在于为什么要背书、读经，及怎样才能背好书、读好经的问题。

　　而这样的问题不是靠我们现在摸索所能回答的，因为一个方法好不好，需经过久远岁月的检验。传承之所以珍贵，原因多半在此。新兴的东西往往是流行的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没有根。而传承的东西却是历久弥新，虽不见得流行，却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被媒体称作“私塾的活化石”或“中国私塾教育的最后遗存”的五峰私塾最令人感兴趣的恰恰是百年前随着私塾的消失而消失的吟诵法。朱老先生年逾八旬，吟诵起古典诗文来仍然金声嘹亮，中气十足，直观地向人们展示这种濒临失传的吟诵法有如此卓越的养气功效。

　　吟诵是过去读书人人人皆会的东西，实际上也是我们人人不学而会的东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时来了兴致会不依曲谱而自编自唱，这便是吟唱。念书时为了省力气，将有些字拖点腔，读得有韵律一些，便是吟诵。它的法则只有一条：依字行腔。即字的四声分明，仄声字念得短，而平声字可拖得长。至于腔的长短，韵律的组合，吟诵者可根据作品的内容与自己的情感随意调整。这是吟诵灵活的地方，也是吟诵者发挥创造性与抒发情感的地方。吟诵的困难与魅力也在这个地方。它有点像书法家的创作，或古琴家的打谱。中国艺术的妙境在于似与不似之间，而吟诵正好给人留下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天地。比起念与唱，诵与吟取了中。我们现在一般人是念书，依四声平均用力地念每个字，不仅听起来缺乏抑扬顿挫的美感，而且念多了会口干舌燥，觉得累。原因是念书时往往用喉，呼吸只到肺部，尤其是小朋友直着喉咙叫，每天连续高喊几小时，不管读什么都会伤身体。哪怕是出家人，念经如不得法，不注意正确的呼吸，念多了也会伤身体。但是，如法的吟诵，不仅不会耗气，而且还能养气。正象运动，不合理的运动会伤身，但合理的运动却能健身。所以传承很重要。象修密宗的，很重视念咒，有些咒一生甚至要持上亿遍，持念得法会因此成就，如不得法会将人累死。

　　依传统说法，宫、商、角、徵、羽五音分别对应脾、肺、肝、心、肾五脏，吟诵时如能做到气息内收并能震动五脏，则能疏通经脉，补五脏之气，从而起到健体的作用。否则，如气息耗散，神气外越，则会损伤身体。吟诵时用的是腹式呼吸，即口念鼻吸，一吸至腹。因为脐内的腹腔是修命养气的地方，无论是运动还是念诵，如做不到气沉丹田，即是耗，如能做到即是养。这便是真传一句话。如不得师传，也许一辈子都悟不到这一点。

　　怎么检验运动或吟诵是耗还是养，最简单的办法是看口水。口水越来越干即是耗，越来越多即是养。据说歌唱家的平均寿命比常人要高二十岁，这跟他们训练的腹腔发音有关。如果像流行歌手那样只用喉咙来唱，恐怕达不到这种效果。

　　吟比唱有更大的发挥余地。因唱要按固定的曲谱，而吟则可自由创作。诵离念近一些，更适合于读经文；吟离唱近一些，更适合于读诗词。因为吟诵比起念读更具节奏性与韵律感，也就给人带来更多的愉悦感。现在的实用主义教学法由于功利性太强，动用的往往是管逻辑思维的左脑，书还没怎么读就想记住，应付完考试就忘，这才是真正的死记硬背，这是耗神耗气的苦读，久而久之，因精气耗得太多就会厌学。而吟诵则是自得其乐的乐读。因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尽性立命，在方法上自然会注意养气复性，因为抓住了修身这个本，精气神越来越旺，自然会越读越爱读。又因为没有太强的功利心，读时身心放松，或参悟经文义理，或体会诗赋意境，每有所得，快然自足。在反复的吟诵中，不仅领会了作品的精神，而且在韵律感的作用下还逐渐打开了管形象思维的右脑，人的直觉能力增强，审美意识提高，这等于提高了人的悟性，开启了人的智慧。因为吟诵的韵律感会有效地抑制人的妄念，因此，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很巧妙的修心法门。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跟是否读得得法也有关系。

　　以上所讲的本来是很自然的，教孩子不必讲那么多，练多了他们会自然调整。至于大人，元气已渐渐衰弱，变得越来越不自然了，因此，要返回自然还需要一些有为的方法。否则，即使用吟诵的方法也不见得获益。我本人即是先练五音，后学吟诵，才觉得比较受用。

　　早就听说有吟诵，但正式学吟诵还是几个月前的事。中央民族大学的徐健顺老师是挖掘此道的热心人，十几年来他录下了不少各地不同风格的吟诵调，并制成光盘结缘。听后大饱耳福，也感慨如此异彩纷呈的吟诵调不为世人所知所用，真是可惜。前不久，徐老师又办了吟诵培训班，还成立了中华吟诵学会，可以说是恢复吟诵法的一大功臣。

　　但在众多的吟诵调中，我最先接触并最钟爱的还是平江调。朱执中先生已在2009年作古，生前我并没有见过他。跟平江调结缘主要跟朱先生的弟子王振华老师有关。王老师在五峰私塾读过三年书，据说吟诵了三年还不能达到自由吟诵的地步。后来他在吟诵《道德经》的时候突然开了窍，从此，随便拿什么东西都能自由吟诵了。朱先生本来要他执教五峰私塾的，但时代毕竟变了，而且他怀抱着更大的理想，想让平江调吟诵走向全国。于是他只身来到北京办起玉振经声私塾。为了让平江调适合大众，他花了几年时间，将平江方言唱法改为普通话唱法。这是继承中的创新，其难度可想而知。时地、对象变了，形式也应随着变化。法古必须宜今，这是变的道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吟诵的要领、特点不能变，这又是不变的道理。自古以来只有大家才能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出路。而一个年不到三十的小伙子竟能完成此项工作，真是让人钦佩。

　　听王振华老师吟唱的直观感受是声音高吭有力，发音轻松自然，声韵质朴欢快，让人百听不厌。一方面固然跟他正当盛年，元气充足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他对吟唱的无限钟情以及无数遍的吟唱历练。他可以一天到晚引吭吟唱而嗓子不哑。这便是吟诵养气的证验。也证明他从朱执中先生那里继承下来的吟诵法是正传。

　　平江调因为流传在与外界非常隔绝的山区，自然具有很强的自然气息。因为我有过孩童时在村野放牛的经历，一听平江调，脑中马上呈现出牧童骑牛横笛，留连于芳草碧树之间的情景。平江调抒发的是天地的大情，而不是小我的喜怒哀乐。

　　又因为私塾教授的对象主要是少年儿童，读的书主要是四书五经，因此吟诵调还要考虑到人与人文的因素。快乐、单纯是孩子的心态特征，平江调可以说很出色地反映了这一特征。哪怕是一首很感伤的诗词，用平江调也能唱出喜悦来。而快乐正是健康的核心因素。此外，如经典吟诵的量较大，调子就不能拖得太长。平江调诵时速度较快，既有鲜明而稳定的韵律特征，又可随意调整，可变的空间很大。这种灵活性使吟诵避免了单调乏味。因此在我目前有限的接触中，我认为王振华老师传出的吟诵调是最适合于少年儿童读经典的调子。当然，大人们如想使自己的心态变得年轻，心地变得质朴单纯，也可选择平江调。但由于每个人的年龄、经历、目的等不同，选择与自己最相应的调子自然是最稳妥的。

　　至于学习方法，有老师亲自指导自然是最好的。没有条件的话，如单是学调子，有录音就够了。可以从一篇经文或几首诗词入手，反复听，反复模仿，直到能准确而自然地吟唱出来。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可以打开吟诵的窍，开了窍后，随便拿起什么就能吟诵了。

　　王振华老师目前在北京多家幼儿园传授吟诵的同时，为了教授方便特地编了这本《古诗吟唱五十首》，还亲自作了吟唱。稿成问序于我，我作为平江调吟诵的受益者，自然不顾所知浅陋而乐意向大家推荐。真诚希望天下的学子学会吟诵后能将苦读变为乐读，将读经转为行经，将学习化为修身，如此，大同社会的理想将在不远的将来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