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些设立了国学院的大学，正在致力于一件与学科建设有关的大事，就是希望教育部、国务院学科组正式批准设立国学一级学科，授予国学博士、国学硕士。据说已经有不少学界的朋友，包括比我年长的师友，都认为此议可行。其实此事万不可行。如果此议获得通过，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决定设立“国学博士”，那将是一个不审慎的决定，既是学科建设的不审慎，又是人文教育指导思想的迷失，虽然也许只是一个匆忙的集体无意识的迷失。

　　主张此议的朋友忘记了一条，就是如果设立“国学博士”，那么文史哲的博士，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还要不要存在？如果存在，国学博士涉及的研究对象和文史哲各科的研究对象，还有没有分别？这一点绝不是分科研究和综合研究所能解释的。就按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国学定义，认为国学是中国固有学术，如果国学院的博士候选人论文写的是李白和杜甫研究，文学院的另一候选人写的也是李白和杜甫研究，答辩如果通过，为什么一个授予国学博士，另一个却授予文学博士？这个区分在哪里？哲学、史学同样有此问题。假如写的都是王阳明，都写的很好，为什么给他国学博士，给另一位哲学博士？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在现代学位制度的背景下，“国学博士”其实是一个不通的概念。如果设“国学博士”，那么要不要也设“西学博士”？去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院，我在会上讲，听说要设立国学博士，“梦溪期期以为不可也”。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即接受马一浮先生的国学定义，认可国学是“六艺之学”，把国学看作是以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典学问，则“国学博士”的概念也许勉强还说得过去，而国学院的学理的合法性也随之增加。事实上，世界上各主要文明体国家，各大文明的开源经典，都是有别于学术分科而单独自立的经典之学。比如对《圣经》的研究，是可以独立为学的。又譬如对伊斯兰教的经典《可兰经》的研究，也是一门独立存在的经典专学。我们把对“六经”的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问门类，完全能够成立。复按历史，我国汉以后的教育与学术，历来都是这样做的。能不能通经明道，是能否成为通儒的必要条件。

　　马一浮这位20世纪的儒之圣者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即认为国学主要是研究“六经”的学问，不失为一代通儒的慎思明辨之论。如果我们能够认同马先生的国学定义，以“六艺之学”即对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六经”作专门研究，为国学的基本义涵，那么国学和现代学术分科的重叠问题也可以适当化解。当然即便如此，也不一定非要设“国学博士”不可。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等名称，毕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人文学术分门类的学位名称，我们在设立人文学科学位的新名称的时候，应参照世界通行的学位名称的公则，以利于学术交流和国际间的学术对话。

　　经学的取径入门须通过小学，即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也就是清儒说的“读书必先识字”。因此“小学”理所当然地包括在以经学为主要义涵的国学范围之中。清代学者在音韵、训诂方面的成就，可以说前无古人。他们把清以前的中国典籍翻了几个过，每一部书的每一个字，他们都重新审视，包括某一个字最早的读法如何，汉代如何读，宋明的读法怎样，他们都考订的很清楚。单是研究《说文解字》的著作就有近百种，其中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最为学者称道，“说文段注”一直到今天仍是文字训诂的典要之作。另外还有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筠的《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并称为清代“许学”的四大家。

　　《说文解字》是汉代许慎的一部字书，研究《说文》是一门专学，称为“许学”，这在学术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案例。按照钱钟书先生的说法，研究一本书可以成为一门标名的专学，历史上并不多见，研究《说文解字》而称“许学”，研究《文选》而称“选学”，堪称一书而名学的特例。而千家注杜（杜甫）、百家注韩（韩愈），却不能称为“杜学”或“韩学”。不过研究《红楼梦》而称红学，钱先生是认可的。

　　要之，经学和小学是国学的两根基本支柱，认同马一浮先生的国学定义，并没有把国学的内涵狭窄化，而是找到了中国学问的宗基，归义于中国文化精神的大本，把国学还给了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