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民族是直接从野蛮时代进入铁器文明的，希腊半岛恶劣的环境使他们首先必须认识自然，早期的希腊哲学家是“自然哲学家”，都以研究自然为己任，其所探究的中心是与人相对立、被人所认识所征服的自然，他们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事物的本原是什么？事物的本质如何？

　　不难看出，早期希腊哲学对自然采取的是理性的、分析的、逻辑化的观点，是人与自然互为敌手的观点，也就是主客分离、人与自然对峙的观点。由于分裂主体与客体，古希腊人把整个世界分成并行不悖的两种秩序：宇宙的秩序和人的秩序，由此产生了对生活的内向观察和对自然的外向观察。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卡西尔指出：“我们几乎可以在人类文化生活的一切形式中看到这些过程。在对宇宙的最早的神话学解释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比肩而立。”在古希腊哲学家中，赫拉克利特是站在宇宙学思想与人类学思想分界线的第一人。他确信，要洞察自然的秘密首先要研究人的秘密，因而赫拉克利特重视对自然的研究，认为智慧不在于认识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即“逻各斯”，这就必须通过感觉的深化，运用理性，就必须把自我反省的要求付诸实施。苏格拉底第一次真正把目光由自然转向人，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他的哲学所指向的唯一世界，就是人的世界。从苏格拉底起，哲学才从对自然的研究一转而为对人类认识和道德的研究，在他那里，美德即知识，认为道德行为必须奠基于知识，产生于知识。把知识放在道德的首位，也就是以理性作为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这种理性主义伦理学对后世伦理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从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精神贯穿整个古希腊哲学，古希腊人认识到了理性的力量，人类可凭借自己的理性来认识自然的奥秘，这种精神被后世逐步发展，形成了西方注重个性、主动探求自然奥秘的传统。

　　与古希腊不同，中国古代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明，由于自然为人们提供了果腹暖身之物，因而人们对自然的善意成分超过了敌意成分，人们对自然有一种亲近感，甚至有一种与自己合而为一的内在感，人们也不把自然视为与人完全不同的死物和对立面，以及被认识的客体和被征服的对象，而在基本方面，都是强调人与自然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强调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人就是自然。因此，中国古代并不象古希腊那样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周围的事物，而是主客不分，感性与理性混杂。

　　孟子最早提出“天人合一”，主张天人相通，人性乃“天之所与”，天道有道德意义，而人禀受天道，因而人性是有道德意义的，人之性善的根据在天。老庄哲学也主张“天人合一”，他们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本根，人以“道”为本。《道德经》的核心论点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的法则被摆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道无为而无不为”，无论是为还是不为，都是在自然的法则之下的活动。庄子则以浪漫主义的笔调对“道”作了详尽的发挥，指出“汝身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孙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庄子·知北游》)人的一切皆非独立于自然，而是自然之物。在谈到人的最高境界时，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更为明显，老子轻视知识，提倡寡欲和回复到婴儿状态或愚人状态，实际上是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其“天人合一”思想表现为人与“道”为一，通过“玄览”的内心直观，即可达到此种境界。相对于老子，庄子更加重视人的生存及意义，庄子有着强烈的原始人道主义精神，他高度肯定人的价值，竭力把个体人格的价值扩大到无限的整个宇宙，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天人合一境界，这是一种与“道”为一，以“道”观物，“同于大通”的境界，也就是一种齐死生、等贵贱、同人我、超出一切区别的“逍遥”境界。可以看到，老庄哲学并没有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在人对自然的破坏与征服之中去证明人的感性存在，道家研究“齐物”，把人看成自然的一部分，人在自然的怀抱之中去寻找精神的安慰，以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与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不同，西方世界从文艺复兴以后，就进入了以工业文明为主要标志的西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这时思想家们的理性精神可以跨越中世纪而与古希腊精神相接。这时的启蒙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将科学确立为标准。科学首先为自己开辟了一个世界，它拥有对这个世界的独家解释权。在现代性的话语中，“自然”一开始就是作为科学的对象世界而出现的。自然被展开为一个图景，自然的事物不再与价值、意义相关，它是纯客观的，独立于人的、非生命的，作为主体的人只是一个旁观者、认识者。人与自然的对立，自然的被物化，意味着自然不再闪烁着诗意的感性光辉。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愿望的不断增强，自然科学得到了长足进展，人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内在冲动，这就是征服自然、支配自然。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去发现自然界的诸规律，于是，物理学首先得到了发展。从近代起，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渗透到天人物我关系当中，由此，一种实在主义，经验科学主义开始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机械式的看待自然甚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有了自己的温床，数学式、定量式的思维成了解释实在的首要工具。自然科学征服自然、获取自然的旨趣既然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历史要求，它就必然力争得到哲学上的支持。实际上，近代资产阶段哲学是在积极主动地为此提供支持。经验主义、唯理主义都竭力在寻找可靠知识的根据，力求准确地把握认识对象。古代本体论的优先地位在此被认识论的优先地位所取代了，哲学论述的问题集中于经验的绝对有效性，即认知主体在认识上的可靠前提和出发点。而人生问题，价值论却被排除在其论域之外了。近代以来，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只是埋头为自然知识寻找智性的基础，却不问人生意义的灵性的根据，当为工业文明奠基的自然科学已渗入到人类生活之中，改变着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的时候，便出现了历史的二律背反：人类必然借助于科学技术的手段来提高、扩展自己的生存能力，但科技被人们建立起来之后，却成了一种与人异在的客观力量，反过来窒息着人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哲学本身的古老旨趣是探求人生的意义和归依，这一旨趣必然与科学发生冲突，它显然被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挤出了轨道。伽达默尔说：“近代史中，科学与哲学之间古老的对峙也许在本世纪达到了顶点。”这样，刚刚从中世纪的神性压抑下解放出来的人，又重新被投放到一个窒息人的工业化筑起的番篱。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口号的提出，进一步把人的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看作是实现个人幸福所必要的外在手段和工具。人们只知利，不知义，在功利主义原则支配下，作为工具的科学变成了纯粹获取私利和满足人的私欲的手段，自然变成纯粹的客体，而不再是人的家园和生命的源泉。人对自然的野蛮征服，与自然的非对话关系，不但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疏远，现实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曲解为一种个人功利主义原则支配下的互为手段的关系，人与人变得陌生，人类陷入了困境。

　　近代工业文明的出现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并不总是令人乐观的。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对此怀有深切的忧虑。卢梭认为，科学甚至文明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只会带来灾难，他主张离开社会，返回自然浑朴的原始生活。席勒的忧虑更为深沉和具体，他看到工业文明把人束缚在整体中孤零零地断片上，机器的轮盘使人失去生存的和谐和想象的青春激情。费希特觉得自己无法在这样的世界里安置灵魂。歌德在《浮士德》中塑造了一个资产阶段所倡导的个性解放的化身，表达了一种与个人利己的功利主义伦理道德完全相反的价值取向。《浮士德》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占有必将伴随着失落，满足伴随着死亡，快乐的顶峰必将是痛苦的深渊，无情地向外追寻必将遇到虚无的困惑。

　　哲学在长期偏离自己的主旨之后开始了复归的历程，在西方，这种复归是以浪漫主义思潮的表现手法登场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想与以数学和知性为基础的近代科学思潮进行了抗争，竭力想挽救被工业文明所淹没的人的内在灵性，拯救被数学性思维浸渍了的属人的思维方式。这些浪漫主义思想家们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坚持反对认识论对人生论和价值论的排除，其哲学指向就是：人究竟从何处来，又要往何处去？有限的生命如何实现超越，又在哪里寻得灵魂永恒的归依？的确，人不能生活在数学式的精确性和物理学式的实证性为基础的世界中，人是有智慧、有理性的存在，但人更是一种感情的存在，使人完善的是情操而不是理性，人的价值在于他的道德本性，这种本性本质上就是感情。人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人本身绝不可被这个实证化、精确化和逻辑化的世界吞噬掉、淹没掉，能够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保留我们原始的纯真本性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感，只有情感，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据。

　　德国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吟唱道：“只要善良、纯真尚与人心同在，人便会欣喜地，用神性度测自身……劬劳功烈，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荷尔德林对宇宙的美与和谐充满了诗意的激情，他深深感到，现代人的无家可归感，就是由于技术把人从大地上分开，把神性赶逐出了心房。实际上荷尔德林所敏感地觉察到的，正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不断扩展而带来的人的灵性的丧失。技术、功利、实用把人引离故土，内在灵性的丧失使人不再感受到给人以慈爱的神灵。在荷尔德林那里，以古希腊的神性精神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新的普遍分裂的出现，即人与自己的创造物的分裂，人的价值生存与技术文明的分裂。而技术功利的扩展，将会抽掉整个人的生存根基以及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根据，使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浪子。浪漫派思想中隐含着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是对此种观点的注脚，而后的尼采则一反叔本华的悲观论调，把唯意志主义从否弃生命转换为弘扬生命。尼采企图复活远古精神，从古希腊文化中去发现人类生命力弘扬的理想，因为他认为现代社会和近代精神早已把生命力扼杀了，使生命成为了病态。

　　尼采以酒神与日神的冲突来比喻感性与理性的对立，他要用艺术来拯救人生，日神是一种美的外观的象征，本质上是人的一种幻觉，酒神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状态。把酒神的本质比喻成醉是贴切的，在酒神的魔力下，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而且被疏远、被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同邻人团结、和解融为一体。酒神精神才是真正的人类精神，而这种精神由于苏格拉底精神的出现而结束。苏格拉底蔑视这种非理性的冲动。苏格拉底是理性乐观主义的原型，他相信万物的本性皆可穷究，认为知识有包治百病的力量，深入认识事物的根本，乃是人类最高尚的使命。尼采认为从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开始，人们开始被引入到一个虚假的逻辑领域，这一骗人的幻想进而又变成了科学的本能，把科学引向极限。结果，人们对生命力的美好感受被知识取而代之，对万物的本质不是以生命去感受，去体悟，而是借助于知识去测量。尼采否定科学能给人提供生命的意义，在他看来，生命本身就是美，它并不需要以知识为根据，苏格拉底知识主义膨胀的结果，是急剧的世俗化倾向的漫延，是无家可归的彷徨，尼采认为这是文化的衰败，因此他创造出一个超人，这个超人要重建新的沉醉的世界，要来摧毁世间的偶像，启迪人们看穿道德和宗教的虚伪，只有“上帝死了”，人才能自新为真正的人，才能自新为一个创造者，才能象诗人那样彻悟人生。

　　近代西方的许多思想家们都在寻求对知识主义的超越，实现对人的人文关怀，然而由于其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局限，他们至多只是停留在批判的观点上，并无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因而随着近代的东学西渐，西方的思想家们再一次把目光对准中国，发现中国的传统哲学中有许多解决西方精神危机的思想素材。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追求真、善、美统一的价值观念等，无不给文艺复兴时期及后来的西方启蒙思想家以巨大的影响和渗透，伏尔泰曾极力推崇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神论”和道德学说，他认为欧洲的君主和商人在东方发现的仅仅是财富，而哲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和物质的世界。对于西方伴随着工业文明的产生而产生的“精神的焦虑”、“信仰的缺失”、“形上的迷茫”等精神危机，中国古代的先贤早有认识，并提出了一套独特的解决方式。老子提出要建立：“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与其说是老子对现实社会的一种追求，毋宁说这是老子的精神追求。对于物质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庄子早已敏锐地看到，由此他对物质技术的进步持批判态度，认为“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庄子·天地》)人们由此奔命于利禄，钻营算计，却失去了其纯朴的天真，而这恰恰是人最宝贵的。既然如此，人们就应该远社会，近自然，庄子因而提出顺其自然，于世无用，与物俱化的处世方略，在生活上提出“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主张清心寡欲，过一种简单纯朴的生活，所以他向往“同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原始的“至德之世”，在那里，“朴素而民得其性也”。庄子认为主体必须超脱利害得失的考虑，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从而达到“至美至乐”的境界。魏晋时期的哲学，道家的自然主义和抽象的思辩哲学占据优势，道学学说盛行，玄学家们祖述老庄，王弼认为万物皆自然而然，这就是“无为”，只要顺其自然，则“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人应顺应自然之本性，不可以名教强制自然之本性。玄学的自然主义发展到极端，便成了阮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立论根据。老庄思想的消极因素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这种消极思想的背后所蕴含的这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对于解决近代出现的人的精神危机，不能不说是一种可以借鉴的思想素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是儒道互朴，然而儒道两家的理论特征却造成了中国人的认识习惯是向内而不向外，对自然的认识与对人生的认识是从来不分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对人事的研究往往超过了对自然本质的探求。中国古代哲学是把包括人在内的宇宙把握成一个超感性的生命整体，先秦哲学中儒家的“和”，老庄的“道”，都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突出了这样一个思想：只有整体才是绝对的，只有生生不息的不断变通、更新与超越的生命性，才是整体唯一的本性。印度诗哲泰戈尔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他说：“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中国文化使中国人民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于陷于现实得不近情理！他们已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不是科学权力的秘密，而是表现方法的秘密。”泰戈尔所说的秘密，就是中国古代哲人的“默而识之”的观照态度，以此去体验宇宙间生生不已的节奏，四时运行、化育万物、对我们展示着天地创造性的旋律的秘密，中国的先贤把这个秘密融入我们的精神生命，渗透进我们的现实生活，创造出社会的秩序和谐。中国古代的哲人们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自由的尺度，充分地衡量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他们对自然既缠绵悱恻，又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而又超其象外，强调“明明德于天下”，主张“明心见性”，同时又把对知识的追求与对善的追求结合为一，这种对于整体美的追求，表现在人们的行为规范上，便是淑身善世，与世无争，清静无为，讲求内心的德性修养，没有超现实的理念界，也没有反理性的本能的冲动，只肯定现实生活而自得其乐；强调情感与理智的合理调节，以取得社会存在和个体身心的均衡稳定。这种“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恰恰是西方文化中所缺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