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遇到一些把比尔·盖茨当偶像的年轻人。但是当我问到他们想借着哪一种事业去获得此等成就时，原来的滔滔不绝却化成了片刻的沉默和迟疑。那是因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功成名就，而不是自己的兴趣。

然而，当年的比尔·盖茨中途退学，与拍档保罗·艾伦出来闯荡江湖，他们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这种身家名利呢？同样地，史蒂芬·乔布斯在车库动手动脚，用木板装拼出第一部苹果电脑的原型机时，大概也只是为了兴趣，觉得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很过瘾。回首往事，盖茨说他那时的志愿是要每个家庭和每个人的桌上都有一部电脑，而不是当世界首富。

比尔·盖茨终于履诺退休，挟着巨大资金全身投入慈善事业。面对如斯壮举，夫复何言？

于是再一次，大家又可以拿他当指标了，这回比较的对象不是充满野心的青年，而是那些形象不怎么样的中国富豪。许多论者借机批判中国富人的吝啬，可是，当我们只是着眼于富人的道德责任与慈善的条件时，很容易就会忽略了其他有意思的议题。例如以盖茨为代表的“创投慈善家”的崛起。

比起美国史上其他著名的大慈善家，新一代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不只是为了抽象的慈善捐钱，而是对准一个具体的目标，然后以“创投”的心态注资其中，着眼长期。一般创投基金的目的，是透过某种有发展潜质的事业获取最大的金钱利润，而“创投慈善家”则是借着一项有远景的非牟利事业赢得最大的社会公益。

创投慈善家还有一大特色，那就是他们不会像前辈那样，等到人生快达终点时才捐献自己所有。新一代相信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既然能在商场驰骋，干起慈善工作也一样会充满创意讲求效率。所以这些人或者在事业的高峰期就急流勇退，转入另一个战场，或者身兼两职，谋利行善两者并顾。如果说洛克菲勒那一代人身上还有少许新教伦理的影子，把财产当作证明自己获得“预选”的最大成就；这批创投慈善家其实是更俗世化的，以人间功业为目的。

印度裔澳洲名厨杰夫·甘比诺（Jeff Gambin）拥有一个餐饮帝国，还养了17匹纯种赛马与一辆劳斯莱斯。但是在45岁那一年，他毅然放下一切，改行为街头露宿者提供食物；同时开设训练班，让游民得到谋生能力。甘比诺迄今已经协助了1000多名露宿者离开街头。每个星期有两天，他更会亲自下厨做饭给他们吃。他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享受烹饪的乐趣。

阿森纳的球迷应该还记得老将汤尼·亚当斯，他当过英格兰国家足球队队长，但也曾经是个酒鬼。退休以后，他发誓要帮助所有运动员解决自己的身心问题，不管那是繁华褪尽的昔年明星，还是一辈子在下游沉浮的普通运动员。亚当斯开了一个慈善诊疗所，让沉溺于酒精和毒品的同行重获新生。

还有无数创投慈善家都把自己本业的目标从个人谋利转成了社会公益。没变的，是他们仍然留在自己的行业里：喜欢煮饭的煮饭；喜欢运动的仍然在运动之中；还有些发展商则免费开发贫民住宅；而巴菲特以赚钱为最大嗜好，虽然他现在是为了慈善基金赚钱。

我们的问题，不只是中国富人有没有这份慷慨，而是他们有没有一个魂萦梦系的课题，更是我们所有人有没有一份赚钱以外的兴趣与理想。许多国际非政府机构的义工都是平凡的工程师、建筑师、护士甚至建筑工人，一旦有事，他们就奔赴灾区各展所长。慈善不需要富有，最普通的家庭主妇能够为孤儿讲故事，最平常的清洁工也可以去养老院打扫。

在我们拿盖茨和巴菲特等人来比较中国新贵的时候，还可以参考一下英国。这个国家现在出不了多少财雄势大的慈善家，但是有2600万人当过志愿工作者，这差不多是英国人口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