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在《黄土与金子》中曾说过一段偏颇却不乏真知灼见的话："十九世纪式的文绉绉还在努力扩张地盘，而二十世纪末各门新潮的方法论却似乎已经面临末日，学科发展的不节制导致了印刷垃圾正危害人类，在论文专著成堆的黄土高原之下，真正科学的金脉已经被深深埋葬了。"细细想来，情绪与偏激的背后，确有一个关联着学人与知识人赖以安身立命的"原点"问题，值得我们冷静加以反思。

　　我们看近现代主流学术，乃是形成了一种社群运作规程的科学活动。其本质上是科学性的、社会化的。虽然学术观点尽可以不必相同，但总有共同的纪律，共同的仪式，共同的关切点，共同的信念，甚至共同的刊物阵地、学会组织或师友网络，带领着、推动大家做学问，你来我往地解决问题，开展学术，形成大致相同的理路与处理问题的方法，形成知识阶层存在的社会科层化、有序化与自律化机制。

　　再者，学术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旦形成，有关生活的种种因素自然有时也不免渗入理论的兴趣或知性的兴趣，甚而主宰这些兴趣。利害的权衡、权力的攫取、声名的诱惑，甚而利禄的直接导入，都难免有时使学术人在这个网络结构中，以学术为手段，为取胜而研究，为占地盘而著书立说。如此一路研究下来，著书立说下来，久而久之，亦能成为一大宗师，成一大格局。说得通俗一点，即叫做"吃学术饭"。

　　又有一种学术，也讲规则，讲学理，同时也对于时代问题有相当的回应与投入的关切。只是，他们的关切，或他们的"问题意识"，端赖外缘条件给他们提出、给他们刺激，他们就像一些"发烧友"或"应声虫"，一个时期这样，一个时期又那样。这难说是真实的"问题意识"与"存在感受"。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从他们的生命中自本自根地长出来的，因而这种学术缺乏长时段的大愿力，缺少了一份诸如熊十力所说的"穷深研几"之功，说到底，乃是缺乏熊先生所说的"孤往精神"。

　　熊著《十力语要》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他将王船山与李恕谷拿来作一对照："船山正为欲宏学而与世绝缘。百余年后，船山精神毕竟灌注人间。……然则恕谷以广声气为宏学者，毋亦计之左欤。那般虏廷官僚，胡尘名士，结纳虽多，恶足宏此学。"熊氏认为，"恕谷忍不住寂寞"的背后，其实骨子里正是"实伏有驰鹜声气之邪欲而不自觉。"所以"恕谷只是太小，所以不能如船山之孤往。……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卷四）"。

　　十力先生提倡"孤往精神"，正是对于他的那个时代痛下针砭。他又说："中国学人有一至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於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於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下文举例如前清考据之风、新文学、科学主义等，略）逐臭者，趋时尚，苟图媚世，何堪恬淡。随众势流转，侥幸时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飘如飞逢，何能专一。自无抉择之习，唯与俗推移。无所自持，何能恒久。故一国之学子，逐臭习深者，其国无学，其民族衰亡徵象已著也。而中国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实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分途并进，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人弃我取，此甚可忧"（卷一）。

　　熊先生这番话，细细想来，亦不啻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付清醒剂。"惊于其声誉、震于其权威、炫于社会上千百无知之徒之展转传说，遂从而醉心焉，此愚贱汗鄙之尤。少年志学，宁当尔哉。天下唯浮慕之人，最无力量，决不肯求真知。吾不愿汝为此也。汝好名好胜，贪高骛远，不务按步就班工夫。一日不再晨，一生不再少，行将以浮慕而毕其浮生，可哀也哉（卷四）"。今天真正有志于学的青年，对于这一番告诫，当反诸己，思之再三。

　　学术独立与自由，说到底，是一个内心的自由问题。中国传统的辞语叫做"自得"，义涵似长。在解构了外在的教条主义权力言说方式之后，另有多元的价值与多元的声音，有时竟汇成一场嘈杂的鸡尾酒会。会中人各持酒杯、自成圈子。你肯不肯向隅而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