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以1981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建立为标志，拉开了新时期公募基金会的序幕。在近30年的时间里，公募基金会经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无序到有序，从立足国内到面向世界的成长过程。这一过程有许多因素发挥着作用，有许多节点标注着进程，而资金组织方式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公募基金会的走势。

原始积累阶段：探索社会化手段筹资　　

上世纪80代末90年代初，以发起实施“希望工程”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代表的公募基金会，披荆斩棘，在实践中探索公募基金会发展之路。通过开辟性的媒体广告方式，突破了仅靠本系统、垄断化进行筹资的窠臼，改变了依赖行政拨款、以登门化缘为主要资金来源手段的被动局面，使“公募”实现了其本质性的社会意义吻合。但这一时期，各公募基金会还是面向国内，以个人、小额为主筹集资金，以“眼泪指数”作为宣传基点而实现资金攀高。

由于官办色彩浓厚，回避躲闪因素较多，对项目的宣传、拓展谨慎有余。加之人们对新生事物发展规律掌握不足，对建国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的公益事业认识有限，对政府长期依赖的心理调整还需时日，只有个别公益项目得到较快发展。

即使如此，公募基金会已经打破了传统封闭式的善人做善事、一人一关怀的非社会化的、普及性的慈善概念。社会信任初显端倪，社会参与渐成时尚。

由于有了社会的后盾，有了开放式的资金入口，又努力在探索中加强管理，在多种政治经济社会因素中摆布糅合，适应了机构生存和项目初始品牌扩充的需要，形成了社会化的资金组织主要方式，公募基金会也同时进入了原始积累阶段。

扩张发展阶段：加强合作，向法人移动

由于国力民力之所限，即使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有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但自古至今，穷帮穷只是一种道德体征，而不可能成为一种慈善规模趋势。在事实面前，公募基金会已经看到也必须看到公益事业所代表的第三次社会分配，还是必须反映出历史上任何造反口号都标榜的“杀富济贫”的道理。小家小户自然无的可“杀”，大家大户自然有的可“均”。大家大户，何也？只有国有的或是私营的有实力的企业。但调动这种爱心，不亚于重新改造和确立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国有的动用国家的钱有可能吃力不讨好，私营的动用自己的钱就得看认识的程度和行为目的。

调动代表企业的人，比感动自然的人要难得多。法人是必然选择，合作是必经之路。在同法人创造开展产品附捐、联合募捐、专项基金、专项活动、慈善庆典、公益之旅等诸多合作，加大法人宣传回报力度的同时，1994《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把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3%以内部分扣除，在实质问题上，还是国家适时向企业做慈善抛出了橄榄枝。

企业在社会责任的驱使下，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效益相平衡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这对于公募基金会是求之不得的。一时晚会连举，命名盛行，基金林立，项目竞开，公益机构八仙过海，企业法人各显风流，慈善活动四处开花，公益名人星光闪烁，公益市场欣欣向荣，公募基金会进入了扩张发展阶段。

打造品牌阶段：质量吸引，寻找长期战略伙伴合作

许多公募基金会在强烈的扩张同时，为生存发展违反1988年《基金会管理办法》进行投资和违章运作，接连爆出丑闻，公益领域激起强烈的震荡。收益所得远远赶不上公益机构名义和品牌的损失。随之国家对基金会重新登记，公募基金会的走向发生了变化。

1999年《公益事业捐赠法》颁行，使公益捐赠进一步规范。社会评价加上捐赠人的理性，公益品牌要素凸现，实施质量拷问列于前列。

公募基金会在紧张之后，汗涔涔地回到了久违的公益座位上。立项持谨慎态度，发展呈收缩趋势。正在局势渐稳，喘息略定之际，公募基金会又感到了新的压力。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比起给公益机构和捐赠人政策优惠更引人注目的是非公募基金会应时而生。只能为中国社会建设的进步而道喜，不能为自身加大压力而抱怨，公募基金会真是喜忧参半了。

放弃资源等于放弃生存，放弃质量等于放弃生命，放弃品牌等于自动消失。因此，各公募基金会都抛出了进入管理时代的口号。非公募基金会也适时开展应对发展的研讨、论坛、联合、共谋等一系列活动。在平静而高姿态对待和参与非公募基金会的热闹的同时，公募基金会纷纷以品牌项目示人，而不是通过盲目推出新项目招揽资源；改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短平快筹资策略，在继续保证一定捐赠人数量的同时，寻求建立同大企业、社会组织的长期战略伙伴合作关系；注重外资、国际资源吸纳，开拓和占领国际市场。公募基金会要通过质量和品牌进行资源竞争，开始了打造品牌做大做强阶段。

科学化治理阶段：抢险救灾，与政府多途径合作

1998年抗洪救灾，显示了非政府组织比政府资助接近一倍的社会捐助能力。10年后的2008年5·12地震，公募基金会的筹资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爆满阶段。在这猛然激起时刻，考验也随之而来。救灾捐款的绝对安全落实性质和社会、捐赠人的严格监督，捐款落实中的冲突与磨合，显露出公益机构管理的薄弱和功能的残缺。事实催促着搭建合作共谋、管理升级、科学治理的平台。

尽管与政府合作初见成效，但依靠政府落实民间资金是政府与民间组织关系的倒置。究其原因，政府指导策略和公益机构治理都存在问题。各公募基金会将束之高阁的章程重新审视，按新的时代特性和突发事件中反映的功能要求，强化了理事会功能，提升了运作落实能力。

先进的发展治理模式亟待建立，同国际接轨势在必行。各种国际论坛、研讨不管来的外国人是否完全代表国际，但总是比中国人来的国际化；尽管没直接产生资金效益，但想面向国际学习与政府合作经验和先进治理理念的意图还是明确的。

灾难牵动了资金流向，资金涌进带来的能力考验，平复后的社会理性回归，都促发公募基金会须进入国际化科学治理的新阶段。

非营利性“盈利”阶段：保障生存底线，加强造血自养

中国一向以走一步看一步甚至是错一步退两步的谨慎，在选择符合中国特色的非营利组织建设发展方式。

作为成文法国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部统一的“慈善法”，双重管理体制遭到普遍诟病，公募基金会稳定资源有限，仅靠捐赠维系生存的日子实在不是长久之计。《基金会管理条例》只对保值增值说了句“合法安全有效”，至于通过经营盈利以加强造血没见明确说法，税法也没有详细可操作的促进性规定。

公募基金会为避免重蹈投资失败的覆辙，在捐赠资源扩大速度低于基金会数量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只能在有限的“捐赠蛋糕”上恶性争夺。尤其是各种公募基金会机制不同，有财政支持的成了天然的优势竞争者。自收自支的基金会尽管把管理服务成本拿到桌面上，但比起国家埋单的基金会，还显得底气不足。风险只能自己去冒，生存只能自己去谋。在风险和生存的天平上，在自养无济的局面下，不管愿意如否，不管时机到来如否，以非营利的目的通过“营利”的手段达到公益机构自生存、公益事业良性循环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