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南怀瑾先生漂泊天涯，但一直苦心孤诣地为重整中国文化断层在奔走、在呼号。近年来，南老师更强调文化重建要从儿童抓起。他说，“像我们这个年龄层，七、八十岁的人快要死光了，将来要想靠我们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把国家民族文化保存下来是几乎不可能的了。”而三、四十岁的人，从小就没有打好中国文化的基础，不中不西，不今不古，很难担当复兴民族文化的重任。这一代没有办法了，只有寄希望于儿童，寄希望于未来。趁我们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老一辈还在，极力培养下一代，把中国文化的薪火传下去，使得命如悬丝、不绝如缕的文化传统得以保存，进而发扬光大。南老师经常动情地说：“我是看不到小树长成的那一天了，但我相信，小树是一定会成长起来的。”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宝贵的文化资产，这是传统得以代代相传的载体，也是这个民族始终保持创造力的活水源头。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就在于由一批历代流传的经典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资产。例如，印度也是一个文明古国，可惜他们的文化传统是靠一代代人口耳相传保存的。战争的浩劫，人口的迁移，民族的融合，口耳相传的历史文化很容易中断。因此，印度到现在就没有完整的历史记载。公元三到七世纪印度的许多历史面貌还是从西行取经的中国和尚，如法显、玄奘和义净的著作中知道的。即使有些国家保存了古代文献资料，但也未必能对后代产生影响。因为世界各国的语文，如英文、德文、法文，文字和语言是合一的。语言大约３０年一变，所以１００年前的英文、法文书籍到了今天，除非专家，否则是莫辨雌雄的。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晓得语言是要随时代变化的，所以把文字脱开了语言。只要用很短的时间，经过两、三年的训练就会写出来。这种文字，也就是文言文，单独成为一个系统，表达了思想。中华文化的宝库都在上下五千年的古典书籍里，古书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文言文所保留下来几千年前的思想，对后人来说没有障碍。通过文言文，后人就能凭借这些经典与前人沟通，从前人的智慧中吸取思想养料。中国的文化传统就这样一代代延续下来，但每一代人也不是墨守成规，总有自己的创造和贡献，使我们的文化充满生机。每一代人的文化创造力就是立足于这些经典之上的，经过融会贯通，推陈出新，转化出新的生命力。

然而，“五四”运动时，胡适一班人提倡白话文。这本来有益于普及文化，但他们却以废弃文言文为代价。于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不再能够使用文言文，基本上就读不懂古书，结果失去了民族文化发展的源泉，无法再从传统经典中吸取养料，产生出新的创造活力。相反，只得拾人牙慧，从欧美文化中一麟半爪地讨一点来卖弄。因此，如今提出重整中国文化断层，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实际内容的，就是要培养熟悉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一代人，找回打开这个上下五千年文化宝库的钥匙，让传统重新成为文化创造的动力。

儿童读经运动，就是提倡教十五、六岁以前的孩子读书、背书。读诵的内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儒家、道家很基本的一些书，甚至也可以包括一小部分佛家的书。南老师说，不管四书五经，或是其他古书，任何一段，教小孩子像唱歌一样，很轻松愉快地背诵，不给他讲解，偶尔稍稍讲一点。这样背下去以后，一辈子都有用，一辈子都忘不掉。不但中国文化要背，外文也可以背。教小孩子背书，这是中国人已丧失的基本教育方法，可以说西方人也忘记了。人类原始的教育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背诵。尤其是读中国书，更要高声朗诵。朗读多了，音韵和字义等因素都会逐渐影响读者，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慢慢悟进去，将来长大后的学问就广博了。在中国古代，这是个普通的教育方法，但在二十世纪中国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后，对儿童的教育，不再采取朗诵、背诵的方法，而着重知识的灌输和理解。这是受美国教育家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胡适等人将杜威“生活即教育”、“理解为教育前提”的理念引入国内之后，将背诵经典视为食古不化的传统积弊。他们主张：教材的选编要按照分类化原则，依儿童理解能力，按部就班，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他能懂的才教。教育目标遵循实用原则，儿童生活上有需要才教。教学方法要注意兴趣原则，也就是要顺应儿童的兴趣，有兴趣才学得好。结果儿童教育就变成了“小猫叫，小狗跳”。其实，背书的方法不但不妨碍社会发展，反而使社会文化更发达。背诵可以增加一个人的智力、记忆力、思考能力，使头脑更细腻、更精详。

南怀瑾对儿童背诵经典的这种看法是有科学依据的。德国医学博士林助雄医师论证说：人类有两大学习能力，即记忆力和理解力，记忆犹如计算机资料的输入和保存；理解犹如程序的设计和应用。没程序空有资料，则资料是死的；没资料空有程序，程序是虚的。二者缺一不可，但记忆力与理解力在人生成长过程中的发展曲线是不同的，依据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一个人的记忆力发展是自零岁开始，１至３岁即有显著发展，３至６岁，其进展更为迅速，６至１３岁，则为一生中发展的黄金时代，至１３岁为一生记忆力的最高峰，以后最多只能保持此高点，往往２０岁以后，心境一不平衡，便有减退可能。而理解力的发展，与记忆力大有不同，理解力也是自零岁开始酝酿，１至１３岁总是缓慢上升，１３岁以后方有长足之发展，１８岁以后渐渐成熟，但依然可因经验及思考之磨练而一直有所进步，直到老死为止。１３岁以前儿童正处于记忆力黄金时期，因此，提倡儿童背诵经典的效果最好。

其实，处在记忆力最佳状态的儿童，即使不引导他们记住有价值的经典作品，他们也会去背诵广告词，流行歌曲。因为重点不在理解，而在记忆，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与“小猫叫，小狗跳，猫叫狗跳好热闹”的难易程度完全一样，而前者对文化生命而言更有意义。经典名著有益于人格智能的培养、对历史文化的了解和对文学造诣的训练。让儿童自小就接触最有价值的书、永恒之书，只要有价值，不管艰深不艰深，让儿童多念、多反复乃至背诵。只要能背，不管懂不懂，这些内容不仅会存入大脑记忆，而且会烙印在潜意识里，而潜意识的妙用就在于无需经过意志的运作，能直接地、默默地、自然地影响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所以儿童读经，选择古代圣贤的智能精华是正确的。因为假以时日，读经的人多少都会受到经典的潜移默化，陶冶性情，使心性向善、向上。读经儿童“有口无心”，没有考试的压力，亦不必要求理解，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文化教育的目的。

近年来，脑神经科学研究有相当多的突破，对于两脑侧化作用，以及右脑对认知程序的影响有较深入的了解。理解力基本是左脑的活动，潜在层次的活动就在右脑。背诵记忆不仅不妨碍理解力，反而成为理解力发展的基础，而旋律、韵律又可增强记忆，让记忆不仅止于短期背诵效果，而能透入心灵深处。儿童读经背经的过程类似念唱，眼睛看经典上的文字时透过视觉作用刺激右脑，而念唱的律动也激活了右脑，至于仔细辨字以便记忆则是左脑的工作。所以整个读经过程恰恰动用了左右脑功能，使左右脑运作得以同步。根据研究，左右脑有同步效用时，学习能力可增加２至５倍。儿童只要反复诵读一篇文章，耳朵听进什么，眼睛看到什么，只要放松跟着念就行。这种直觉的学习法，能让脑内的压力得到舒解，完全松懈、有趣，使脑波从β波转换至α波，也就是说，读经背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有机会舒解身心压力，并能在α波的脑与潜意识互动过程中加强了创造力、灵感、注意力、判断力及记忆力。

美国医学博士杨定一医师在台湾长庚纪念医院进行儿童读经所经历的身心变化的科学试验。他说，初步研究显示：参加读经活动的儿童，其记忆力增强，且数项ＥＥＣ变化也类似深度打坐的反应。当朗读经典时脑波韵律慢下来，而且比较同步，类似激光作用。这些脑波变化，可以解释为儿童在读经时所呈现宁静安详的身心状态，也因此更有助于注意力集中与持久。经常有家长表示，参加读经活动后，会迸发创造性见解，这些是与缓慢的α波及同步的脑波韵律十分有关联的。

其实，今天的西方学者也已经注意到中国传统背诵教育法的优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指出：“中国学生即使在低年级里，必须背诵几种大部的经典，并须熟记历代名家所作几百篇的文章和几百首的诗歌。这种学习的课程，采用了已经2000年养成大家于古代文书具有特别熟悉；结果，对古代的历史和文学，又产生一种崇敬的心理，这实在是中国人的一种特色。这种积累起来的大资产以供中国作家任意的使用，在文辞上自然能得到有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