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丘字仲尼，是大家熟知的。然而，孔子为何取这样的名和字呢？据笔者所知，历代的解释众多，而具代表性者有四：

　　一、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刚生下时，头顶中间是凹下的，像尼丘山形，中低而四旁高，故名丘字仲尼。

　　二、《孔子家语》云：孔子母亲叫颜徵在，曾在尼丘山求子而私祷，因此生下孔子后，便命名为丘，取字仲尼。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中即采用此说：“孔子名丘，字仲尼。因孔子父母祷于尼丘山而得生，故以为名。”(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

以祈祷而名，的确是古人命名之法，在古籍中尚可找到其他例证，如安禄山山——本名轧荦山，据说其母生他之前向战斗神“轧荦山”祈祷而有孕，故名（见《旧唐书·安禄山列传》）。然而，以祈祷命名是较晚出的命名习俗，或为昭武九姓即粟特人及其后裔取名习俗，据张广达先生的分析：安史之乱的头目安禄山、史思明为营州（今辽宁朝阳）杂胡，也是昭武九姓胡后裔（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三卷“昭武九姓”条），其与中原主流命名文化大概无涉，起码，笔者在先秦古籍中尚未见到其他例证。

三、西汉张禹认为：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其中和之德，故名。

四、明人田艺衡《留青日札》卷十七：“孔，大也。丘，土之高也。尼，古夷字；夷，平也。盖高而平之，命名命字之义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中册，第581 页“丘尼取义”条）

笔者认为，此四种解释中，后两说乃穿凿附会，而第二说又不符合春秋时期命名之礼，唯有第一种解释较为可信。这不仅因为司马迁是最早之释名者，还由于其诠释合于春秋时期命名之礼，即符合中华命名文化之主流文化—中原命名文化。

《左传·桓公六年》曾很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命名之法：

九月丁卯日，鲁庄公诞生。为了用太子诞生之礼来庆贺，就准备了牛、羊、猪等重要祭品。在出生后三天由卜师背着他，并且由卜师的妻子喂他奶吃。在出生三个月之后，由鲁桓公和文姜以及同宗夫人给他取名。鲁桓公向申问取名的原则，申回答说：取名有五大原则，这就是信、义、象、假、类。用出生的情况来取名就是“信”，用祥瑞的字眼取名就是“义”，用他身体特征取名就是“象”，用万物作为他的名就是“假”，用和父亲有关系的事物取名就是“类”。此外还有几项原则，就是不用国名取名，不用官名取名，不用山川取名，不用疾病取名，不用畜牲名取名，不用器币名取名。周人对于祖先敬奉而不称名，对于刚死之人的名字必须避讳，因此用国名取名就要废弃国名，用官名取名就要废去官职，用山川取名就要废去山川主神，用畜牲取名就要废去祭祀，用器币取名就要废去礼节。晋国为了僖侯名字叫司徒而就废去了司徒的官名，宋国为了武公名叫司空就废去了司空的官名，我鲁国为了先君献公和武公的名字就废去了具山和敖山的名字，所以不可以用重大的事物来取名。（参见冯作民译：《白话左传》，岳麓书社，1989 年版；沈玉成《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1 年版）

这就是周人命名的五大原则及六条限制。实际上有八条限制，还有两条是：不以日月取名；不得与太子（世子）—帝王和诸侯的嫡长子—同名。（见《礼记》）

特别是这五种命名方法，有周一代可能极为通行，而春秋时期，不仅鲁国，其他诸侯国也大抵承而袭之。

这五种命名方法，对后世影响最大者，起码有三种。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上至帝王，下及庶民百姓，或因出生情况命名，或以祥瑞之字命名，或假借万物之名而命名者，真是数不胜数！而这三种命名方法，不仅是国人最基本的取名方法，并且在我国命名史中占有重要的主流地位。

根据专家们的分析，孔子之命名恰恰属于“象”的原则。

春秋时期，人们命名取字较为质朴。晋成公名黑臀，正是因为他出生时，“其母梦神规其臀以墨，曰，使有晋国”（《国语·周语下》）。还有什么黑背、黑腰、黑肱、无知、不敢者，皆为粗俗不雅之名。因此，王充在《论衡·诘术篇》中曰：“以类名为象，若孔子名丘也。”杜预注《左传》也同意司马迁之说，甚至在《后汉书· 高获传》中，仍可见到与孔子头形相类似的情景：“高获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为人尼首方面。”唐人李贤注曰：“尼者，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

不仅孔子命名如此考究，他的后裔的命名，在中国姓名史中，也自有其特殊地位。

孔子是19岁那年，娶了宋国的丌官氏女，一年后就生了孔鲤。《孔子家语》曰：“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名鲤字伯鱼。”鲁国人历来崇尚鲤鱼，生伯鱼之时，恰好有人送鱼来，孔子便用鱼的名字给儿子取名。这就是假借万物之名取名的方法，在《左传》中为申所说之第四种。《左传》中谈到的五种重要的命名方法，对后世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用祥瑞的字眼来命名”和“用万物的名称来命名”两种，而后者是否因孔子用之而显扬呢？看来着实有此种可能。《西京杂记》卷四：“卫将军青生子，或有献马者，乃命其子曰，字叔马。”显然，这完全是仿效伯鱼之命名。

孔子后裔之命名，还有一件影响了历史的事，即用单字命名。孔子后裔前十代皆以单字命名，本来这并无什么稀奇；然而，《左传》、《国语》偶有将“二名”（即双字名）记为单名之例，所以后来儒家便有所谓“讥二名”之义，以为“二名”不雅驯，且不合礼法，《公羊传》乃其先河。这“讥二名”之义，后来竟被食古不化的王莽接受。王莽当政以后，曾正式禁止“二名”，东汉承之，因此从王莽至三国250 年间，中国竟很难找到“二名”的人物。至唐代有复古之风，皆好命子以单名，谁会料到，若追根求源，这还和孔子后裔之单名有一定关系哩（参见潘英《中国上古史新探·名与字》一节，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

孔子后裔之命名，在命名史上又创一格，即以字辈（又称字派、行辈，或祧字）命名。其影响之深，恒久千百年。所谓字辈，指同族间、同辈者，名字中用同一字也。曲阜孔氏在命名上皆有字辈可循，即使迁徙他处者，只要为孔子嫡传，都得遵循同一字辈。这一命名习俗，我查到的最早例子，是元代孔子第54 代孙孔思晦，凡第54 代孙，皆以“思”字为辈。思字以下为克字辈，克字之下，乃由朱元璋颁赐字辈十字，“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接下来为“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再往下乃乾隆皇帝所赐，“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最后为北洋政府所批颁，“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这样，孔子后裔皆有字辈可循（见《清稗类抄》第五册，姓名类“孔氏命名之字派”）。今在台湾的孔德成，正是孔子嫡传第77 代孙。据说，居住大陆的孔子后代已传至第80余代。孔子后裔以字辈命名之法，向上可追溯近千年，下则千年之后仍有谱牒可寻，历代递传而不辍。这在人类命名文化史上也是少有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