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思想固然高深，但必须以细读为理解的前提。细读是一种方法，即通过对具体文本，包括字、词、句、章等加以深刻了解，才能抵达思想的深处。阅读经典不能囫囵吞枣，也不能望文生义，细读保证我们对经典的基本理解的可靠性。

“大学之道”有三个纲领，也称“三纲”，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仅从文字本身还不能透彻理解其内涵，因为文本的意义是镶嵌在思想史背景中的。三纲中的“道”、“德”、“善”是中国思想的关键词。要明白这些关键词背后的深刻精神，需要下一番思想史功夫。

（一）内在品格的自我彰显

第一个问题是“大学之道”的“道”指的是什么。老子在《道德经》里经常提到“道”，道是道家的核心思想。其实，道也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道”不仅有“道路”这种形而下的意思，还有形而上的意思，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道”，这个“道”已经从形而下的具体的道路升华为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思想。相比较而言，道家更强调道的形而上的意义。此处“大学之道”的道主要指道理、宗旨、规律等。在古代，大学是成人的仪式，15岁入学（今天是18岁），接受成人立业的教育。大学的对象不仅包括大学生，还包括一切长大成人的人。“大学之道”中的“道”指的是办大学的宗旨、方针，读大学的要求和成为大学生的一套自我行为规范。

“大学之道”第一条纲领是“在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第二个“明”是形容词。第一个“明”就是明白、彰显、弄清楚的意思。第二个“明”是明亮的、光大的、高迈的意思。这个“德”是指德性、品德和个人修养。“在明明德”就是要去明白、弄清楚并且彰显人人内心原有的光辉品德。儒家强调“人之初，性本善”，说明人的本性原来就像赤子之心一样，生下来不是恶的。之所以长大了以后，有的变成了很好的青年，而有的却变成了罪犯恶人，呈现如此之大的差异，就在于后天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此，外在环境和人性发展的关系就是大学教育不得不考虑的方面了。

儒家所谈到的人，指出“性本善”，讲的是人刚生下来并不是恶的，长大后的改变是由后天社会影响所造成的。德行的彰显也是和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西方的哲学家也有同样的探索，其中存在主义就提出了人要面对的四重问题。

存在主义哲学家就在不断的告诉我们，人处于世界当中，他面对四重关系：

第一，人与自我的关系。文艺复兴以后，人成为一棵会思考的芦苇，相信自己通过培养而具有伟大光辉，相信自己能够把握自己。但是，人与自我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弗洛伊德告诉人们，人不是神，人也不是万物的灵长，人恰好还有动物的本性，人的本能使得人充满了欲望，最后人与自我分裂了。

第二，人与他人的关系。自我只有一个，而他人则千千万万。放眼社会，可以说损己利人的人比比皆是，但另一方面圣人却很少。人和他人构成了社会的一个维度，但是很多人却破坏这个维度，去损人利己，甚至是损人不利己。这样一来，人和他人的关系就已然破裂，而不再具有一种合作协作的关系。

第三，人与社会的关系。他人是具体所指的，而社会则没有具体所指，可以说是全部他人的总和。从小处说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而社会可以说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或者由众多家庭组成。古代的家庭是“家族”，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家庭。今天的家庭结构变简单了，父母子女几人，而且很多还是核心家庭，独生子女多。于是，这些独生子女都认为自己是父母亲掌上的明珠。但在古代，上有兄长下有幼弟，还有叔伯侄子姐妹等，在这样一个五世同堂的家族里边，要把这个家族弄清楚，找到自己的位置，知道进退，也是非常难的。而从家族扩大到社会，厘定自己的位置则更难。

最后，人与世界的关系。康德说：在我的头上有满天星空，在我的心中有道德律令。今天的世界不仅有中国，不仅有汉语经典，不仅有儒家经典，还有佛家经典、道家经典，还有西方经典，还有各类的英语、法语、德语等。世界之大，难以穷尽。人总是无法认识这个世界，因为世界不仅太大而且变化太快。

儒家找到了一种面对世界的良好方式就是“明明德”。面对这四重天，去把自己内在的光辉发掘出来。《大学》的意义就在于，当一个人通过良好的教化、修养、陶冶之后，能够把内在清净无染的本性发展出来，而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为了将人性内在的光辉发扬出来，或者培养光辉的人性，就要克服环境的恶劣影响，这样才能把每个人心里所有的光明德行激发彰显出来。在我看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启蒙，去洗掉那些蒙蔽心灵的赘物和虚假的东西，而把美好的德行开启出来。

（二）推己及人的公共意识

“大学之道”的第一个纲领“明明德”，主要强调的是自我启蒙。第二个纲领是“亲民”，对“亲民”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亲民就是亲近人民，程颐认为“亲，当读作新”，朱熹继承程颐的观点，认为“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己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而从《大学》后面的内容看，“亲民”应为“新民”。

“明明德”意味着当人明白“大学之道”，应进一步去启迪自己而去掉杂欲，才能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而“亲民”则告诫人们，通过自我完善而获得的心性提升成果不能一人独享。因为知识权力告诉人们，知识不能独享，一旦人经过自我启蒙获得了刚健清新的人生境界后，还有去除其他人之“蒙”的义务，从而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去掉蒙昧，走向新生。这就是“亲民”的精神，就是强调要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去除内在的心灵蒙昧而变成新的人。这种推广及人的启蒙，正是知识分子和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大学不是“独善”，而是“兼善”，不仅让自我变得更加完美，而且也让天下更为完美起来。有这一批觉悟了的知识分子不断去发扬这种“明明德”精神，就会让这个正在被污染和蒙昧的世界变得更加清洁美好。

但是，做这样的启蒙大事是很难的，其难并不在于启发自己，而在于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他人的思想之难，而变成他人认可的思想则更难。当面对一些人，他的内心全是固若金汤的偏见，完全不能接受任何春风化雨的教化，他过分坚持自己、自我、固我、本我的东西，处在一种顽固不化的想法禁锢之中。面对这样的人，教化就显得非常难，而生硬地去教化就显得教者缺乏人性。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却比比皆是。比如，现在有多少儿童的学习成绩，不是父母亲打骂出来的呢？为什么要打？这说明连父母亲去推己及子的春风化雨都如此地难，而进行普遍的大学教育当何其难哉！所以，当人们在否定知识分子启蒙功能的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启蒙做得还很不够。这个启蒙是双重启蒙，先启蒙自己再启蒙他人，即先要“明明德”，才可能去“亲民”。

（三）止于至善的高妙境界

“明明德”讲的是自我启蒙，而“在亲民”侧重于推己及人。第三纲领是“止于至善”。此处的“止”是一个关键词。一般来说，止是停止、终止。但在这里，对“知止”的理解有其难度。只有当一个人有很高教养之后才能做到“知止”。“知止”是对自己的很高要求——知道进退、知悉厉害、去掉杂欲、有所不能而有所能。这个“止”的意思是说人的目的是要达到最高的善，抵达人生最完善之境，不达到极为高妙的境界就不能停止追求，即使达到好的境界也还要精益求精。

显然这是一项很难做到的大事业，其难在两个方面，只要解决了这两个方面，并循序渐进，就能达到至善。首先，要知道什么不能做，这就是那些不善的事情。第二，要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就是去做那些善的事情。这看似简单其实很难，人们总是在最简单的道理面前犯错误。要避免那些不好的，要去做那些好的，就是强调自己清醒的判断力、坚定的意志力。正是因为有了清醒的判断力，人才会有所不为而有所为，有了坚定的意志，才能达到至善完美。

至善不仅是道德的要求，也是做事业的要求，它弥漫在整个社会当中，成为人们内在的尺度。在今天的商业时代，生产的质量要止于至善，服务也要止于至善。众所周知，德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奔驰、宝马等都是高质量的轿车。其原因就是德国人那种精益求精的精神，甚至这种精益求精已经到了古板教条不容通融的程度。一辆宝马车在出厂时，检测人员在车表面漆上发现了比芝麻粒儿还小的一块不太平的油漆，就要重新刮掉全车油漆重新做。在很多人看来，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敷敷衍衍就可以了。但德国人从不敷衍随便，就是要把所有漆去掉重漆一遍。连对一小块漆都如此的认真，那对机器、机件、传动机当然是精益求精了。

（四）循序渐进的精神跃升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说要把内在的欲望去掉，从而彰显美好的品德，推己及人，普及天下的真正的友善思想，进而精益求精达到至善。这是历经岁月而不减其光辉的难能可贵的思想。而实现这三个纲领有其具体做法。其具体的做法又有重要的几条规定：“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知止而后有定”中的“知止”是说知道自己的目的，就是知道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强调要心静、心止。“止”非常关键，除了止其所当止以外，“止”还有一个新的含义，就是要停止在事物的边界上，停止下来以后，将其变成可以居住栖息之地——“至善之地”。之所以要“止于至善”，不仅仅是排斥那些不好的，而且要居住在至善当中。“定”是说知道了目的所在，然后意志才会有定力。

“定而后能静”是说意志有了定力，心才能清静，才能安静下来。“定”指人的定力，如果今天刮东风就往东跑，明天刮西风就往西跑，那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浮躁的、随风飘荡的人，这就是没有“定”。定力极为重要，因为定了之后心才能清静下来。之所以要清心是因为内心的余念、杂念太多，人在社会上就会变得非常浮躁。浮躁的结果就是出现内在的一些疾病，这个疾病表现出来就是妄动。妄动就是不按规律去动，不顾现实条件去动，执意按照自己的躁动之心奇思怪想去动，甚至是超越了现实的条件去乱动，不懂进退，不懂秩序，不懂得给自己定位，其结果就是不能“安”。不安就有危险，这是儒家所不愿看到的。所以，首先要有意志的定力，然后内心才能清静而不妄动。做到心不妄动，在环境当中才会处于一种安适的状态，即“静而后能安”。安适的状态是一种安逸、舒适、激发自己的灵感和创造力的精神状态，这不是一般的“随遇而安”，因为随遇而安仍然是局限而被动的。这里的“安”是指一种主动行为，是主动去寻求的安适的状态。只有心不妄动，身不妄动，才能达到心安理得的状态。但是，人要做到随遇而安，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点而做到心安是一个很难的过程，更何况去主动地克服环境获得安。能安之后，人才能够处事有度、思虑周详，即“安而后能虑”，而且一旦定下来就不再变，能够思考问题各个方面而达到至善的境界，这样就会有所得，即“虑而后能得”。

这就是儒家所谈到的几条具体的达到纲领的知行方法，循此步骤就能达到至善的境界。事情往往是这样：浅者不觉其深，而深者不觉其浅。看上去容易的事，做起来却很难，但并不意味着没人能做到。这里可以提一下德国哲学家康德，尽管他不是儒家。康德在《伦理的基础》中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不许撒谎”。“不许撒谎”的“不许”就是“止”，“不许”在这里是一个绝对界线。于是，有好事者就问他，如果杀人犯逼上门来，要你康德老人交出朋友所藏的地方，如果你不撒谎，把朋友交出来，那你岂不就是一个助纣为虐，跟杀人犯同谋的人吗？康德痛苦地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说“不许撒谎”。别人不明白，就问为什么，他说，如果是为了救朋友就撒谎，看起来这个事情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撒谎”变成了“人类本性”，如果“撒谎”变成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做的事情，那么你今天撒了谎，明天就要用十个谎去圆前面那个谎，后天就要用更多谎言来使前面这十个谎自圆其说。这样一来，撒谎就变成了人类的本性，人就变成了一个“撒谎的动物”，这就很可怕了。所以，康德坚持“不许撒谎”！这“不许”就说明了没有什么条件可讲，没有什么原则可以出卖。“不许撒谎”就是对人的“至善”的高要求，这是深刻体现了他的心定、心静、意志力、思虑周详和精神最高境界。在康德看来，这一次他的朋友因为他不撒谎而死了，但是他维系了人类的不撒谎的权利和尊严。这就是“不许撒谎”的深刻意义。

“定”、“静”、“安”、“虑”、“得”都是一种精神的、意志力的内在规范和秩序。但是现实的很多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常常有一些外在特例。虽然思虑周详就能达到至善的境界，但是同样会有问题。美国法律上曾出现这样一件轰动性事件：一艘船在海上航行遭遇风暴，船上有一名船长、七名水手以及八十多名旅客，由于超重，船马上就要翻了，船上能扔的东西都扔到了大海里，但还是超重。为了保证更多人的生命安全，船长决定把八名胖旅客扔进大海，然后船终于顺利地靠岸了。但一上岸，船长就被起诉为一级谋杀罪。这就是一个本体问题。当你自己思虑周详想要达到尽可能好的局面时，它可能触犯了另一部分的东西。所以《大学》里所谈到的关于几个达到纲要的步骤，其实也是很难做到的，正惟此，更需认真地去做。

法庭上的辩论使得双方争论不休，一部分人认为这位船长正是出于深刻的人道主义，所以他灵活地以最小的牺牲换来了更多人的生命。但是那八位去世的旅客的家属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根据的是另一条原则——一个人没有任何权力去判另一个人的死刑，没有任何权力让另一个人去死，因为这在人性的天平上是不合法的。在我看来，理论和现实的问题都需要进入我们的视野，任何理论上的要求都有一个适用范围的问题。如果从儒家观点来看这个事情，或者从那些经过自我启蒙而有觉悟的人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可能会认为应该让那八位船员自己跳下去。但是如果船员跳下去了，那船上的八十几位旅客，肯定就会葬身大海。我认为，儒家所主张的去掉杂念，彰明本心，寻得定力，然后思虑周详，最后达到完善境界，仍然是一种不错的，人们可以遵循的原则。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段话主要强调“溯本正源”。人总是被一些支流末节、细微琐碎的东西左右，而忘掉了真正的本原性和根本性所在。“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说明事物有本根，也有末梢，事情总是有开端，也有结束。“知所先后”是说认识有一个先后顺序次序。“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强调，要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要知道开端与终结，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要知道什么是本原什么是末流支节。这是一个从“知”到“行”的过程。让人明白本心，然后去知道社会世界秩序的真正的方向，最后知道事情的路径、程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根本，才不会本末倒置，才不会去坑害他人，同时也不再去醉心于蝇头小利而忘掉了自己的本性。否则，就像《圣经》所说：你获得了整个世界，你获得了天底下所有的金钱，而你失掉了灵魂，你还剩下什么呢？你怎么去赎回你的灵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