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笔是以各种毛类梳扎成锥形笔头，粘结在笔管一端，用于书写绘画的笔。它属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之首，是举世无双的书写工具。古埃及的芦管笔、欧洲的羽毛笔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而毛笔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走来，至今兴盛不衰，足见其强大的生命力。毛笔的材质、工艺、形制及其使用方法，处处蕴含并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深邃内涵。

毛笔的起源可上溯到五、六千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从民族学调查材料得知，先民最初削尖竹木作为书画工具。现今藏族仍保持使用竹笔的习俗，即将竹管削成三角形的竹笔，一端削成坡面，一端削为单刃成笔头，蘸墨书写。用这种竹笔书写，虽然挺健有余但柔软不足，影响到绘画的生动流畅。而在1980年于陕西临潼姜寨村发掘的一座距今5000多年的墓葬中，出土的文物中包括凹形石砚、研杵、染色物等工具和陶制水杯等一些彩绘陶器。这些彩绘陶器上所绘图案流畅清晰，装饰花纹粗细得体，这并不是竹木削成的笔所能做到的。专家推断，这时可能已出现毛笔的雏形了。

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笔的象形文字，形似手握笔的样子。商代陶片与甲骨上保留着用墨书写的卜辞，如1932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一陶片，上书一“祀”字，笔锋清晰。1936年出土一件朱笔书写的陶器和刻有文字的甲骨片，笔迹清晰流畅，挥洒婉转自如，粗细轻重得体，而只有用富有弹性的毛笔，才能达到如此的艺术效果。这表明，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过程中，依照自己的方式认识自然，把握规律，逐渐养成了与自然相互协调的观念，并进而形成阴阳、刚柔等易学思想。在这种观念和思想养成的过程中，人们选择了软质的毛笔作为书写工具。

战国时代是毛笔的发展期。战国时期帛画龙凤仕女图和人物驭龙图，画中线条有扁有圆，粗细变化自然，显然为毛笔所画。从文物出土分布地区看，到了战国时，毛笔在华夏区域已被广泛应用于书写文字和绘画。当时毛笔样式仍较原始，但制作已很精良。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和河南信阳长台关两处战国楚墓里分别出土一支竹管毛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毛笔实物。长沙楚墓出土的笔，根据发掘报告讲，毛笔在竹筐里，全身套在一支小竹管内，杆长18.5厘米，径口0.4 厘米，毛长2.5厘米。据制笔的老技工观察，认为毛笔是用上好的兔箭毫做成的，做法是将笔毛围在杆的一端，然后用丝线缠住，外面涂漆。与笔放在一起的还有铜削、竹片、小竹筒等器物三件，据推测，可能是当时写字的整套工具。竹片的作用相当于后世的纸，铜削是刮削竹片用的，小竹筒可能是贮墨一类物质的。先秦经典文献中提及笔的有《尚书》、《诗经》、《庄子》等。《诗经·静女》中道：“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崔豹《古今注》云：“牛亨问：‘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漆耳。史官载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记事也。’”由此可见彤管即朱漆笔。《庄子·田子方》曰：“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笔和墨，在外者半。”当时，毛笔尚无统一的名称。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中有“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拂”，“秦谓之笔，从聿从竹”的记载。

从考古发掘看，早期的毛笔是将兔毛等兽毛缠在竹竿上而成，形制尚较简单粗糙。随着书写的发展，毛笔的制作也不断地改进和完善。

秦代是毛笔的革新期，大将蒙恬对毛笔做了很大改进，使之定型。晋代崔豹《古今注》记载：“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宋代苏易简《文房四宝·笔谱》道：“秦蒙恬为笔，以狐狸毛为心，兔毫为副。”这就说明了蒙氏是将当时已普遍使用的竹管兔毫毛笔做了改良，以鹿毛和羊毛混合、或以狐狸毛和兔毛混合制作笔头，用不再变形的干木料为笔杆，一头劈开数片，将笔头夹在中间，再用麻线缠紧，涂漆加固。而“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用正是“披柱法”，即选用较坚硬的毛作中心，形成笔柱，外围覆以较软的披毛。它的优点是笔头可以保持浑圆的状态，更利于吸墨和书写，且更具稳定性。这种模式至今仍在沿用，可以说是制笔史上一次重要的革新。这种秦笔的实物，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居延一批汉简中发现的木管毛笔可资印证。另外，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始皇三十年墓出土毛笔三支，外套竹制笔管，笔杆亦竹制，上端削尖，下端较粗，镂空成毛腔，笔头纳入腔内。最初的笔套是可以将整支毛笔都插到竹管里面去的。至秦时出现两管粘连，中部镂空，可同时插入两支毛笔，抽取便利的双筒笔套。笔杆和笔套都髹漆保护，也有美化装饰的作用。可见毛笔的制作，至秦代已接近成熟，“笔”的名称自秦时起也趋于统一。

汉代时，毛笔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是开创了在笔杆上刻字、镶饰的装潢工艺，如1957年和1972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两墓中先后出土刻有“白马作”和“史虎作”的毛笔；二是出现了专论毛笔制作的著述，即东汉蔡邕著《笔赋》，对毛笔的选料、制作、功能等作了评述，结束了汉代以前无文字评述毛笔的历史；三是出现了“簪白笔”的特殊形式。两汉的人们有将新毛笔簪戴在头上以作装饰之用的习惯，因之笔杆较长，有20厘米左右，笔杆上还常常刻有工匠的姓名，笔尾削尖，并髹之以漆，称为“簪白笔”。当时制笔之法，或以兔毫为笔柱，羊毛为笔衣，或用人发梢数十茎，杂青羊毛并兔毫，裁令齐平，以麻纸裹柱根。可见，汉之制笔硬、软毫并用，亦可谓早期的“兼毫”。此时人们对于笔管的质地、装饰也渐渐地重视起来，有的还以金银为饰。据葛洪《西京杂记》载：“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师路扈为之。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值百金。”清代乾隆年间的唐秉钧在《文房肆考图说》卷三《笔说》中也说：“汉制笔，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必以象牙，极为华丽矣。”笔在此时已经不仅是书画的工具，而开始成为艺术品了。

魏晋簪笔之风不再时行，笔杆逐渐变短。三国时魏人韦诞擅长制作笔和墨，亦著有《笔墨方》一书。他所制之笔，人称韦诞笔，闻名于世。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详细介绍了韦诞的制笔方法：“先次以铁梳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将衣羊青毛，缩羊青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合扁卷令极圆，讫，痛颉之，以所整羊毛中截……复用毫青衣羊毛使中心齐，亦使平均，痛颉，内管中，宁随毛长者使深，宁小不大，笔之大要也。”不仅展现了韦诞的制笔方法，同时也反映出魏晋时制笔的过程和特色。大书法家王羲之也熟知制笔法，著有《笔经》，曰：“凡作笔须用秋兔。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则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则其毫脆而秃。惟八月寒暑调和，毫乃中用。其夹脊上有两行毛，此毫尤佳。协际扶疏，乃其次耳。”又曰：“赵国平原广泽，无杂草汉代的毛笔明嘉靖彩漆云龙管笔明万历青花缠枝龙纹瓷管羊毫笔清乾隆景德镇窑粉彩飞凤纹瓷管笔1978年武进村前南宋墓中出土的宋代毛笔木，惟有细草，是以兔肥，肥则毫长而锐，此则良笔也。”其毫毛选采已极为讲究，积累了丰富经验。晋代时，安徽宣城出产一种紫毫笔，以紫毫兔毛为原料精制而成，笔锋尖挺耐用，闻名于世。这种精工制作的毛笔，既是当时汉字笔画变形及绘画技法发展的需要，同时又反过来对书画笔法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书中记载：“南朝有姥善作笔，萧子云常书用，笔心用胎发。”可见胎毛笔的问世不应晚于六朝。

唐宋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文房四宝的制作也进入鼎盛时期。制笔过程中工艺的改进和毫毛采选的讲究，既促成了毛笔特性的提高，也使隋唐的制笔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达到了更加兴盛的阶段。唐时宣州发展成为全国的制笔中心，所制之“宣笔”十分精良，深为士林所称道乐用，并且成了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的贡品。白居易《紫毫笔》曰：“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选一毫。”诗又曰：“每岁宣城进笔时，紫毫之价如金贵。”说明了宣笔主要以兔毫制作，选料考究，制作精细，十分名贵。当时宣州的制笔名家有：善为笔锋短、犀利如鸡距的“鸡距笔”的黄晖，所做之笔备受书法家推崇的陈氏与诸葛氏。由于唐笔的锋短，过于刚硬，故蓄墨少而易干枯，于是又发展出了一种锋长精柔的笔。长锋笔的出现对于毛笔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它带来了唐宋时期纵横洒脱的新的书风。

宋代的制笔工艺逐渐趋向软熟、虚锋、散毫。当时的制笔名匠众多，尤其是诸葛氏，为跨唐宋两代的制笔世家，技压群芳，其独到的制笔工艺和对制笔方法的改进，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诸葛氏制笔法，大大促进了毛笔的进步。其中最著名者乃诸葛高。欧阳修《圣俞惠宣州笔戏书》云：“宣人诸葛高，世业守不失。紧心缚长毫，三副颇精密。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诗中并以京师制笔与诸葛氏宣笔加以比较，认为京师笔“或柔多虚尖，或硬不可屈”，并价高寿短，不如宣笔经久耐用。此外，诸葛高在长锋柱心笔的基础上，又创制了“无心散卓笔”，即在原加工过程中，省去加柱心的工序，直接选用一种或两种毫料，散立扎成较长的笔头，并将其深埋于笔腔中，从而达到坚固、劲挺、贮墨多的效能。书法家苏轼曾称当时的无心散卓笔，“惟诸葛高能之，他人学者皆得其形似而无其法，反不如常笔，如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这种无心、长锋、笔头深埋的形制，是对长锋笔的一种改良，标志着制笔技术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在毛笔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诸葛元、诸葛渐、诸葛丰及歙州吕道人、吕大渊，还有新安汪伯立，均为其传人。

到了元代，宣笔声名煊赫的地位逐渐由湖笔代替。湖州产白山羊，其羊毛长而色白，尖端锋颖长而匀细，性柔软，特别适宜制作长锋羊毫笔。元代文人画的发展，追求以书入画，注重绘画笔法的“写”意，这种绘画用笔方法必然要求所用笔锋要软硬适中，弹性适宜，且储水量大，而这些特性恰为长锋羊毫笔所具备。因此湖州所产长锋羊毫笔，适应了当时文人画家的需要而声名鹊起，成为湖笔最具特色的品种。入元以后，浙江湖州一带先后出现了一批制笔名家，他们精雕华饰，不惜成本，以博取统治者的欢心，因而包揽了所有的“御用笔”，更使湖笔声誉日隆。

元代湖笔还以其精良的制作工艺而著称。其选料精制，纯正无杂，分层匀扎，工艺严格。制作方法基本按照有披有心、有柱有副的古典操作规范。其制作工序繁复，经过浸、拨、并、配等70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笔锋坚韧，修削整齐，丰圆劲健，具有“尖、齐、圆、健”的笔之“四德”。《文房肆考图说》对此释曰：“尖者，笔头尖细也。齐者，于齿间轻缓咬开，将指甲揿之使扁排开，内外之毛一齐而无长短也。圆者，周身圆饱湛，如新出土之笋，绝无低陷凹凸之处也。健者，于纸上打圈子，决不涩滞也。”元代湖州制笔以善琏为中心，聚集了大批名工巧匠，有冯应科、张进中、姚恺、潘又新等。随着时光推移，湖笔制作技术逐渐向周边地域传播，促进了江浙一带制笔业的整体发展。

元代剔犀工艺发展到至高的水准，为后世所不及。剔犀是指用二种或三种色漆，在器物上有规律地逐层积累起来，至相当厚度后用刀剔刻花纹，由于刀口断面可以看见不同的色层，与其他雕漆效果不同，故称剔犀。这一技术当时也被应用到毛笔的制作上。韩天衡、韩回之合著的《文玩赏读》上记载了一款元剔犀心形纹毛笔，长21厘米，以黑漆为面漆，中间以红漆两道，色感稳重深幽，用刀圆润婉转，打磨平整精到，整体曲线柔和，透露出一种沉静华贵之美。心形纹饰乃是剔犀中最古老的一种剔刻纹饰，在宋代已经普遍使用。此笔自笔套起，由上而下贯穿相应的心形纹装饰，而在握笔处用卷草纹作突节，手感舒适，连贯有序，一气呵成，而无唐突牵强之感，既体现出元代剔犀工艺大气、敦实的时代特征，也反映出当时制笔工艺的高度发达。

明清制笔，不仅讲求实用，更加讲求工艺的欣赏性。当时笔头选用毫料主要有羊毫、紫毫、狼毫、豹毫、猪鬃、胎毛等数十种。明代陈献章创制了一种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的笔头，称“白沙茅龙笔”。明清笔的形制类型也有增加，出现了楂笔、斗笔、对笔、提笔、楹笔等大型笔以及一些专用以作工笔画的小型笔。明清毛笔的笔管制作极为考究，在选材上，以往常用的竹管、木管更讲究材料的名贵，如竹管有棕竹、斑竹等，木管有硬木、乌木、鸡翅木等。除常见的竹木管笔外，还有以金、银、瓷（青花、粉彩、五彩等）、象牙、玳瑁、琉璃、珐琅等制成的笔管，或为前代已有而此时更常用，或为前代未曾使用而增加的新材质，将其加以镶嵌、雕刻，使之成为一种精妍的工艺品。传世品中较著名的有明嘉靖彩漆云龙管笔、明万历青花缠枝龙纹瓷管羊毫笔等。明清笔管的雕饰也更加繁复精制，有雕为龙凤、八仙、人物、山水以及各式几何图样的。这种对笔杆材质的讲求与装饰，已非出于实用的目的，而纯为鉴赏的需要了。当然，毛笔的这种装饰在明清两代也有一些差别，明代形制及装饰稍质朴大方，清代则极为繁缛华丽，是为其时代风格的差别。

明清时与湖笔并驾齐驱的是湘笔，按照赵权利先生的研究，湘笔是在湖笔影响下，于元末明初崛起，逐渐得到很大发展的。湘笔主要产地以长沙为中心，其制笔历史可溯至唐代郴州（今湖南郴州）笔。明清湘笔主要特色在于笔头制作方法采用杂扎技术，即将不同笔毫不作分层，而是相互间杂在一起，取得刚柔相济的效果，并有“水毫”、“兼毫”等著名品种，至今仍有广泛影响。由此，明清毛笔制作可说已形成湖笔、湘笔等名品并存的局面。各地制笔业竞相发展，进入了毛笔制造业的鼎盛阶段。这种状况，同时也适应了明清书画技法的多种面貌对毛笔性能的不同需求。

《释名》曰：笔，述也。谓述事而言之。毛笔的兴起与演变历程，伴随着我国五千年文明的进程。虽然随着近代西方书写工具的传入，毛笔今天已不再被视为主流的书写工具，但是，毛笔作为东方文明的长期传承工具，其本身就是悠久深邃的文明的象征，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并将在中国乃至海外各地长盛不衰。探究毛笔的源流，也是从一个侧面探寻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或许就是本文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