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的半坡、姜寨、良渚……夏商时期的二里头、偃师商城……秦汉以来的秦始皇陵、汉长安城、隋唐洛阳城……这些遗址上的考古发现，都曾轰动一时。“但有些往往不能公开地、长期地展示给普通民众。即便是现在生活在遗址上的居民，甚至也并不知道本遗址的真实面貌，更遑论远离遗址的人们！因此，这些在学术界耳熟能详的遗址，只是少数人面对、观摩，这是一个文化资源浪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杜金鹏教授道出了大遗址目前面临的尴尬。

6月8日，浙江海宁小兜里遗址发现浙北地区最深的良渚显贵大墓，出土大量良渚文化早中期玉器。图为考古人员在遗址发掘文物。

　　面对这种尴尬，大遗址的展示和保护何去何从？

　　大遗址——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有考古专家这样解释大遗址——大遗址是指大型古文化遗址，由遗存及其相关环境组成。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已公布的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约1/4是大遗址，其中一部分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大遗址对于考古学、历史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而言，其价值极为清晰。“大遗址不仅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历史的实物见证，同时也构建起了今天与历史的联系，构成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历史的厚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吕舟教授说。这种与文明发展的关联，这种历史的厚重感使得这些城市或地区有可能通过展示深厚的历史、展示古老文明的成就，形成一种独特的城市性格，形成人们对城市的认同感或城市的凝聚力，有利于当今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我们对大遗址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比如相比初现端倪时，良渚遗址通过多年的发掘，遗址点已有增加。因此在最初我们必须把保护的范围扩大一些。”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说。

　　但对于公众来说，理解和认识这种价值存在一定困难，比如大遗址保护与民生改善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此外，因城市化、工业化和房地产开发等因素破坏遗址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遗址区的保护面临阻力。

　　遗址公园——保护大遗址的良方？

　　如何保护大遗址？良方是什么？

　　“考古遗址公园是中国大遗址保护实践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相结合的产物……”这是在6月12日举行的“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所达成的《良渚共识》的内容。媒体则将考古遗址公园评价为“能够有效缓解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现阶段保护大遗址的良方”。

　　就在《良渚共识》发布的前一天，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启动仪式在浙江良渚莫角山遗址现场举行。当地政府承诺，建成后，原住民将参与该遗址公园的导游、保洁等工作，并为旅游提供配套服务。据记者了解，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将良渚古城、莫角山等良渚文化遗址有机连接，通过遗址现场的剖面展示、复原展示等形式，将形成一个点线面结合的良渚文化认知体系。

　　这标志着“重科学、重投入、重持续、重民生”的大遗址保护利用“良渚模式”进入实践阶段，为中国遗址保护提供了有益探索。

　　“通过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可以有效抵御城市建设对遗址的蚕食，科学保护、净化、美化遗址环境，最终实现遗址资源全民共享、传承后人的目标。”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表示。

　　以大明宫遗址公园为例，实施了棚户区的拆迁工程后，3.2平方公里的遗址区被全部腾空，接下来的考古、保护和展示工作如同在一张白纸上铺开，无需做出任何避让。“遗址保护工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这在多年前还是我们当地文物工作者的奢望，如今已借助考古遗址公园的设想变为现实。”西安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说。

　　其实，遗址公园这一概念正式进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始于2000年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此后，又相继批准了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和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建设。目前，中国已初步建成了集安高句丽遗址公园、安阳殷墟遗址公园等，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和良渚遗址公园也正在筹建中。

　　考古遗址公园——不是游乐园

　　“让大遗址如公园般美丽!但考古遗址公园不是建于遗址上的主题公园，不是建筑师竞技的舞台，这里的主角只有一个，就是遗址。同时考古遗址公园也不是游乐园，不是普通的旅游景点。”单霁翔强调，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要避免一哄而上、一劳永逸。

　　中国的大遗址以土遗址为主，本体脆弱，残损严重，考古研究工作本身就极为艰难。“如果在依据不足，调查不深入，研究不透彻、论证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忙建成的遗址公园，对于遗址产生的不利后果难以想象。”单霁翔提出了自己的担心。

　　他同时表示：“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当前形势下我国大遗址保护的一条有效途径，但并非唯一出路。”

　　“从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到主动的规划性保护，从‘打补丁式’的局部保护到着眼于遗址规模和格局的全面保护，从单纯的本体保护到涵盖遗址环境的综合性保护，从‘画地为牢式’的封闭保护到引领参观的开放式保护，从专一的文物保护工程到推动城市发展、改善民生的文化工程”——单霁翔指出，我国大遗址保护经历了这五大变化，在加强考古和保护工作的基础上，遗址的展示与利用将是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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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的考古遗址公园

　　以考古遗址为依托建设遗址公园的做法在国外早有先例。

　　美国1916年成立国家公园管理局，目前下辖70000处古迹遗址。世界范围内的遗址公园包括：雅典卫城考古遗址公园，希腊，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遗址，柬埔寨，世界文化遗产；塔克西拉考古遗址公园，巴基斯坦，世界文化遗产；庞贝考古遗址公园，意大利，世界文化遗产；迦太基考古遗址公园，突尼斯，世界文化遗产；杜加考古遗址公园，突尼斯，世界文化遗产；沃吕比利斯考古遗址公园，摩洛哥，世界文化遗产等等。

　　在日本，遗址保护始于1922年，但直至1965年，仍以“现状保存”为主。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土地开发热潮席卷全国，遗址保护受到巨大冲击，连著名的平城宫遗址都曾一度受到威胁。

　　这种形势下，遗址展示与利用的重要性逐渐显现。一方面要通过多种展示手段的综合运用，将遗址以更加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给普通参观者，另一方面通过对遗址整体景观的精心塑造，使遗址成为令人流连忘返的游览胜地。大室公园、吉野里历史公园、飞鸟公园等都是日本考古遗址公园中的上乘之作。

　　我国的考古遗址公园

　　我国的遗址公园建设实践操作先于理论研究。

　　1983年，由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将圆明园遗址确立为遗址公园。

　　1985年，北京大兴建成了团河行宫遗址公园，此后又相继建成了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皇城根遗址公园等，目前，北京名为遗址公园的景胜已多达10个。

　　2003年，合肥市启建了三国遗址公园。

　　2008年11月，我国首个地震遗址公园——四川广元市青川县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问世。

　　目前，中国的大遗址保护已陆续启动并逐渐步入正轨，由西安片区、洛阳片区和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组成的“两片三线”为核心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初步确立。

　　遗址公园这一概念正式进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始于2000年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此后，又相继批准了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和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建设。

　　在《“十一五”国家重要大遗址保护规划纲要》中遗址公园建设被明确提出，并得到了各地的积极响应，目前已初步建成了集安高句丽遗址公园、安阳殷墟遗址公园、无锡鸿山遗址公园、成都金沙遗址公园等，正在积极筹建中的还有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良渚遗址公园、牛河梁遗址公园等。

　　上述“遗址公园”相互间存在明显差异：

　　就性质而言，有些是考古发掘现场或遗址保护与展示园区，有的是重大自然灾害的典型遗迹保存地；有的是围绕某一历史题材策划实施的新建旅游项目；

　　就规模而言，有的整体展示古代城市或宫殿、园林遗址，有的仅展示了遗址的一个部分，甚至是一项建筑元素。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们当中只有部分符合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要求，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遗址公园。

　　《关于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

　　6月12日，2009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在良渚文明的发祥地——杭州余杭区良渚镇召开。与会者在进行了较为充分的交流讨论后，形成了《关于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良渚共识》。

　　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表示，考古遗址公园作为保护大遗址的一种方式，曾受到考古界质疑。因而这个《共识》的产生可谓是大遗址保护划时代的进步。

　　与会者达成的共识如下：

　　一、考古遗址公园立足于遗址及其背景环境的保护、展示与利用，兼顾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是中国大遗址保护实践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相结合的产物，是加强遗址保护、深化遗址展示与利用的有效途径，符合现阶段大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特色。

　　二、考古遗址公园一方面为遗址保护与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空间，能够促进考古研究、遗址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借助系统化、人性化的展示设计，为公众提供了开放和直观的考古教材，引导公众走近遗址、热爱遗址，有助于大遗址保护成果的全民共享。

　　三、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能够有效缓解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矛盾，优化土地资源的利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扩展和丰富城市文化内涵。

　　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大遗址保护理论研究，完善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是科学发展和求实创新精神的体现。

　　五、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应准确把握定位，以保护展示遗址本体及其内涵和价值为根本目的，根据各自的特点，紧扣遗址内涵和价值，采取有针对性的保护展示方式，形成独特的风格和魅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行为应确保遗址的完整保存，各类设施及景观设计应以遗址内涵及价值的展示为前提。

　　六、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应以持续开展的考古、研究与保护工作为基础，做好可行性研究和调查论证工作，秉承科学、严谨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循序渐进，统筹规划，合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