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集计划开始于1966年。那年我加入了和平队（the Peace Corps）并前往阿富汗的卡布尔。最开始我在那里教七、八年级的男孩子们英语。到了第二年，我被允许到小学教音乐。
　　
我与阿富汗的诗人和音乐家们一起制作了一本有16首歌的小歌集，用来教卡布尔周边学校的孩子们。我带了蜡笔,让孩子们给这些歌配上插图。1968年我离开阿富汗的时候，已经拥有了一本已出版的歌集。但我从未想到的是，从此阿富汗竟会深陷战火长达四十年，导致了所有的艺术表达形式彻底从阿富汗文化中消失。
　　
当苏联于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后，音乐作品逐渐遭到审查。内战期间，许多音乐家被禁止演出，有些还被短暂拘禁。大部分乐器被没收，广播上几乎听不到音乐。到了1994年，在塔利班控制区内禁止播放所有音乐。音响系统、录像机和电视机都当众销毁。音乐家们想方设法把他们的乐器埋在地底下，这样别人就找不到它们了。卡带里面的磁条被拽了出来挂在雕像的身上，乐器被当众烧毁。唯一幸存的音乐是宗教音乐，但违禁品的清单越来越长：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相机、摄影、雕塑、杂志、报纸、大部分的书、节日、孩子们的玩具、掌声甚至……童鞋。

　　很多年里，我都一直关注着有关阿富汗的新闻。通过它们，我知道了这次大毁灭、战争、塔利班的残暴统治以及古代佛教雕像遭受的毁灭性打击。我想知道我教的那些孩子们怎么样了，那些音乐怎么样了。

　　2002 年，我在书柜翻找的时候，竟然翻到了当年我的那本音乐集的旧副本。我一页页地翻着那些褪色的书页，却意识到自己再也读不懂那上面的达里语了。尽管我还知道旋律，但我却怎么也记不起所有的歌词了，更找不到可以把它们轻而易举地翻译出来的法子。我站在客厅里，手捧着那本歌集以及它所承载的所有记忆，我突然惊恐地意识到也许这些歌曲将会永远从阿富汗文化中消失——只要你想一下塔利班设下的严苛禁令！就在这个时候，我发誓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歌还给那些孩子们。于是，阿富汗童谣集计划开始了。

　　起初我以为我只要把我的旧歌集复印一下就可以把它们送回去了。但糟糕的是，我的那本歌集已破得不成形，并且当时我写下每首歌的简谱的时候还是光凭的耳朵，所以我很担心它们的精确性。我知道我需要一位阿富汗音乐家来协助我的这个计划。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Vaheed Kaacemy，一位对阿富汗音乐的历史有着非同寻常兴趣的加拿大籍阿富汗作曲家兼演奏家。他也曾经在卡布尔的一家幼儿园里教过书，简直完美地拥有了这项计划所要求的所有技能。因此，当我在电话里告诉他这件事时，Vaheed非常兴奋地听取了计划并且满怀期待地等着我旧书的复件。当他终于见到这些他儿时的歌谣时，Vaheed一下子哭了出来。

　　Vaheed一头扎进了这项工作，他仔细地搜寻每个曲调和歌词的原始材料（原来我并没有做这项工作），还在多伦多找加拿大的阿富汗裔儿童开始了录制工作。最开始的几首歌完成后，Vaheed把录音寄给了我。我开心极了，从孩子们的嘴中唱出来的这些歌再次拥有了生命。

　　我也把关于这个计划的想法告诉了Shamim Jawad，她是阿富汗驻美国大使的夫人。当把我的故事告诉她后，我让她听了Vaheed已经录好的一首歌，战战兢兢地等待着她的回应。

　　Shamim把耳机插入耳朵开始听的时候我紧张极了，然后只见她抽泣着，眼睛里盈满了泪水,她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都没有听过这首歌。我从来没有想过音乐所能具有的力量。我以为我们要做的只是把电脑送到学校里面去，以为孩子们要的不过是电脑。可实际上，他们想要回自己的音乐。”她马上答应通过她自己的组织Ayenda来支持这个计划。

　　Vaheed继续录制了所有歌曲，并且睿智地建议我不仅要用达里语（Dari）和普什图（Pashto）这两种官方语言，还得加上用哈扎拉吉语（Hazaragi）和乌兹别克（Uzbek）语唱的歌。他还主动要求用赫拉特（Herat）省的一段古老旋律写了一首达里语的“字母歌”。

　　计划顺利进行。我幸运地遇到了Arsalan Lutfi——弗吉尼亚的三相工作室（Trivision Studios）的创意总监。他同样被这个计划给感动了并且承诺帮助我们进行印刷和图片设计的工作。

　　2007年初，3000册歌集（Qu Qu Qu Barg-e-Chinaar:来自阿富汗孩子们的歌）和一张60分钟的CD制作完成并被发往阿富汗全国的学校。由于考虑到不是每所学校都有CD机，每本歌集还附送了一张磁带。

　　2007年3月，Jawad夫人在阿富汗大使馆举办了一场歌集的正式发布会，大约有200个阿富汗人参加了这次发布会。当晚活动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播放了一张DVD，里面包括有阿富汗儿童吟唱的Ma Mardume Afghanaim（阿富汗人民），有大家都很熟悉的民歌，讲述了阿富汗的美丽以及阿富汗人如何团结在一块土地上。

　　当 DVD开始播放的时候，整个房间都安静了下来。突然人群中有一个妇女开始叫道：“我们都知道这首歌，我们应该一起唱！”于是一下子，整个屋子的200个阿富汗人都一起开始唱。我转身望着人群，他们的歌声令我动容，但眼前的景象几乎要让我的心脏停止跳动——这个房间的每个人都是泪流满面地唱着这首歌。在这个时刻，我意识到我真正见证了音乐所能够带给一个文明的力量。

　　10000 册歌集被按时分发到了全国的阿富汗人手里，还有5000册将在2009年初发出去。两年前，当三相工作室恢复在卡布尔的印刷生意的时候，歌集所有的印制都是在阿富汗国内完成的。2009年时，三相将有足够的设备去复制CD和卡带，这样我们就不再需要把它们从美国寄过去了。

　　歌集被发往阿富汗全国的小学、孤儿院和妇女中心里的孩子们手中，那里尚有一些可用的资源。运输得到来自多家NGO会员的支持，在拯救儿童（Save the Children），青年教育服务（YES），希望国际（HOPE International），阿富汗妇女组织、美国友谊基金会等。他们认为这些歌集的价值不仅是把孩子们与阿富汗的音乐文化联接起来的纽带，而且也是一个基本的识字工具。

　　在许多外围省份仍然有着对更多歌集的庞大需求。Vaheed渴望出版第二本歌集，并且已经收集了至少16首来自阿富汗其他少数民族的传统歌曲。他通过音乐来团结阿富汗人的努力无疑值得赞许。这个计划正是致力于满足这一需求，存续传统音乐，并把它们带给阿富汗的儿童。

　　音乐审查会给阿富汗文化带来的影响起初并不明确。然而实际上，它的影响非常深刻并且触及面很广。音乐是没有国界而直抵人心的，将它从一个国家中消除无疑会抹去这个国家的人性光辉甚至使它偏离正确轨道。这些童谣把很多阿富汗人带回了以前的时光、从前的阿富汗。它告诉阿富汗人几近遗失的身份认同——他们差点儿就要将其遗忘。它教给今天的阿富汗的孩子们一种归属感和自豪之情，并使他们懂得这对于阿富汗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卡勒德．胡賽尼 (Khaled Hosseini)——《追风筝的孩子》（The Kite Runner ）以及《一千个闪耀的太阳》（A Thousand Splendid Suns）的作者——这样评论歌集计划："这本美妙的歌集是把今天的阿富汗儿童和过去的世代连接起来的小珍宝。我自己的孩子已经能记住这些歌了，就像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一样。在阿富汗的孩子们目睹过所有的毁灭之后，我希望这些歌儿能带给他们快乐、归属感和自我认同。

　　Ustad Mash'al——阿富汗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曾经用这样一个问题来回应曾发生在阿富汗的音乐审查制度：“难道你能阻止鸟儿们歌唱吗？鸟类学家们会说，其实你可以做到——如果小鸟不能再听到他们自己的歌唱，如果他们的父母都保持沉默或者从世界上消失，音乐才会失落。”

　　这个计划仍然在为保持阿富汗音乐的活力而奋斗，为了让未来阿富汗的数代儿童都能说道：“鸟儿就该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