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夜吟》诗曰：

六十年来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

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

此诗高度概括了学诗的艰苦。经过60多年的勤学苦练，方得诗中“三昧”，真正成为诗人。就像经过长期炼制，始得金丹并服食之，才能脱胎换骨而成为神仙一样。诗人并不相信道教神仙之说，这里只是借喻学诗之难。“工夫深处独心知”，只有自己内心知道究竟耗费了多少工夫。不仅大诗人陆游有如此感慨，一切有大成就者均不能例外。明代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尤其如此。

一、医者贵在格物穷理

儒者出身的李时珍，把精研医药看作“格物穷理”工夫。其传世名著《本草纲目》就是“格物穷理”的结晶和硕果。他在此书的《凡例》中指出：“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致之学”。可见，他把药品性理的考释，视为儒家格致之学的一部分。自称《本草纲目》“虽命医书，实赅物理”。当时文坛领袖王世贞在此书之序中亦说：“兹岂禁(仅)以医书觏(看待)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这一赞誉是名副其实的。

“格物穷理”之说最早见于儒家经典之一《礼记》之《大学》篇。此篇居于南宋朱熹编定的《四书》之首，与《中庸》、《论语》、《孟子》并列。其中说：“致知在格物，格物然后知至。”汉代郑玄注曰：“格，来也；物，犹事也。”宋代以后，儒者对此解释不一。北宋程颢说：“致知格物,……格犹穷也，物犹理也，若曰穷其理云尔，穷理然后足以致知，不穷则不能也。”朱熹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他承认“格物”就是“即物”(接触事物)，但又将此仅看作启发内心“一旦豁然贯通”的方法。明代王守仁认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也。”把格物致知完全看作内心工夫。

李时珍的格物致知、格物穷理思想，虽源于儒家，但却没有唯心主义色彩，而是一个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命题。他在研究本草学和临证实践的过程中，发现某些书本上和传闻中所说的药物性能及发病规律，往往与实际不一致。如果完全根据书本、传闻及习惯处方用药，非但不能防病愈疾，反而加重病势，甚至致人死命。他深有体会地说：“故医者贵在格物也。”他所谓“格物”，是指对药物、疾病等客观事物进行考察；所谓“穷理”，就是从实际事物、现象中发现其固有规律。他根据朱熹“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的思想，认为各种木本植物均具有其“太极”即“理”。并以此类推，所有药物、疾病，无不如此。他告诫人们：“岂可纵嗜欲而不知物理乎？”他特别赞赏前人利用物与物相互制约的关系以治病，诸如“羊胫骨灰可以磨镜”，可下幼童误吞之金属玩具之类，此“皆巧哲格物究理之妙也”。

二、格物穷理的具体内容

综观《本草纲目》，李时珍提倡和力行“格物穷理”，主要就是揭示药物的名与实、体与用的关系。

“名”，即名称，盖指人们对客体的认识。“实”，即实体，盖指客观事物的构成成分及其属性的统一体。在当时已有的医药著作中，药物的名不副实的现象相当严重。就客观而言，药物的产地不同，采取季节有异，入药部位有别，加工制作方法有殊等，易造成名不副实。就医家主观而论，就是缺乏实际经验，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如认白蜡、黄蜡为蜜蜡新久之别，把兰草、兰花混为一物等。这些错误皆是“因名迷实，谬猜乱度，殊无指归”的结果。李氏谆谆告诫世人：“当审用之，不可因名迷实。”

药物本身是客观实在，其名称是人们对它的主观规定，有关认识是对它的反映。但这种主观规定和反映，当与药物的特定状态、属性、规律之间具有确定的对应关系，李氏反对“因名迷实，谬猜乱度”，主张名副其实，这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如果说名与实的关系基本上属于认识问题，那么体与用的关系则属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体”这一范畴，乃指客观事物的形体、实体。“用”则指“体”之作用，特别是对人的用处、功能。李时珍凭借这对范畴，揭示药物的实体及其防治疾病的功能，以便指导临证实践。《本草纲目》在每味药物之下所设的九个项目，大部分涉及体用关系。“集解”、“修治”、“气味”三项是考察药物之体的，“主治”、“附方”两项是研究药物防治疾病的功能的。其他各项如“发明”、“正误”等项亦涉及体、用及其相互关系。这表明药物的体、用及其相互关系，是李氏“格物穷理”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备体详用，以用证体。李氏把“体”视为“用”之根据，有药之体，才有药之用。无药之体，则无药之用。医家应尽可能多地认识、把握、储备药之体，即“备其体也”。而药之“用”则是药之体的表现。如某物虽有其体，但无药之用，则此物不是药之体。如某物一直不被当作药，人们一旦在实践中发现其有治病作用，立即视为药。其实，它本来就是药。如桃花，本不当药，偶因一丧夫发狂之女夜攀桃树而食其花，遂使病愈，由此才知桃花可治痰挟败血之发狂，此即“详其用也”。并因用而识体、证体。

2.体同用同，体异用异。这是李氏判断药物同与异的根据。如果把表面相同、相似，而其实体有别、变异的药物，误认为一；或把表面有殊而实体一致的药物误认为二，势必导致临证用药的失败。故李氏十分重视药物的辨别，留下许多真知灼见。如地黄品种虽一，不仅因产地不同而互有区别，而且因生、干、熟之殊而作用有异，从而纠正历代许多名医之误。

3.一体二用，二体一用。李氏经过“格物穷理”，发现药物之体与用，既是对应的，又不是完全对应的。特定之体有特定之用，但也有一体二用，二体一用的情况。这里的“二”有多的意思。《本草纲目》第三、四卷，专论百病主治药。在每一病症下，有列数十味乃至上百味药物。有的一味药可治数种病症。这表明药物之体与用的关系是复杂的，辩证的。不可看作简单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有的药物，包括现今的西药，人们最初只知其有某一作用，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往往发现它还有其他功能。李时珍比较自觉地研究这一复杂、辩证关系，无疑高于一般医家的思想认识。

由上评介，可见“实”与“体”是同一等级的范畴。名实、体用关系，是由药物的三个层面构成的两对矛盾。其中，实、体是基础和核心，它决定名与用。名与用分别是实、体的反映和表现。如果“因名迷实”，必然用非其体；名不副实，体用必乖。因此，既要核正名实，以名举实，又要明体达用，备体详用。明乎此，才算把握了李氏名实体用思想的精髓。

三、如何“格物穷理”

宋明理学家大力倡导“格物穷理”，但极少有人在实际行动上真正接触和考察客观事物，往往只在“内省”和圣人之言上做文章。李时珍作为医药学家，虽然思想上受到理学的影响，但却一反理学家的玄学空谈、纸上猜度的学风，毅然走出书斋，投身大自然和社会实践，行万里路，“采访四方”，千方百计获取实际知识和经验，开一代新学风、新医风。这才是真正的“格物穷理”。

1.亲自采视、详审。历代本草及其他相关著作，对于一些药物往往解说不一，聚讼成群，莫衷一是。由于某些编撰者缺乏实际经验，“皆无一定之见，盖未深加体审，惟据纸上猜度而已。”李氏对前人的这一学风很不以为然，他决心亲自考察实物，探明究竟。例如水生植物“蘋”，从《韩诗外传》作者到北宋苏恭，均不能把它与萍、藻等区分开来。李氏经过采视，仔细比较，终于发现它们的差异。又如细腰蜂，自古以来，关于此虫是否无子，而以螟蛉之子为子，争论不休。李氏检验其卵及蜂之双双往来，取得了它生活、生育的第一手事实资料，断定它有雌雄，能生育，一举解开这一千古之谜。

2.动手解剖、实验。李氏对于所见药物，并不满足于静态的观察、采集、笔录，而是亲自进行解剖、品尝、试验和改造。即把所得的药物当作实践的客体，使之在动态的实践过程中暴露出其固有的属性、本质和规律。例如，通过剖开穿山甲之胃，确知其食蚁。通过捕捉、解剖、制作白花蛇，才把握这种毒蛇的特征。亲口“尝试”曼陀罗花，知其确能令人“昏昏如醉”，宜于外科手术前用之。“古方称大豆解百药毒，予每试之大不然。又加甘草，其验乃奇。”通过此类试验，李时珍或证实、推翻原有的结论，或有新的发现，为临证用药提供了可靠根据，推动了本草学的发展。

3.认真调查研究。李氏既重视自己的直接经验，也看重别人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实践体会。他在行万里路的过程中，把“采”和“访”作为两大任务。“访”即向一切有医药知识的人请教。不论他是谁，只要他有一药一方的知识或经验，就向他学习。农夫、樵夫、牧人、矿工、猎人、渔民、车夫、药农、药商、庖人，甚至患者，都是求教的对象。如此得来的经验知识是《本草纲目》的重要内容。如有关“钩吻”即断肠草的知识得之于“南人”，旋覆花可补损伤的经验来自车夫，虎血“能壮神志”的知识是猎人所说。对民间的一些谚语，李氏也不放过，如将“穿山甲，王不留，妇人食了乳长流”笔之于书，肯定此二物可下产妇之乳。这些鲜活的医药知识都是劳动人民“格物穷理”的结晶。

4.始终坚持临证实践。这既是医家格物穷理的重要途径，也是其他途径的归宿。李氏从22岁开始弃儒习医，直到古稀之年，一直坚持诊治疾病。在50多年处方用药的过程中，使用的药物，治愈的病人，不可胜计，对药物和疾病两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发现和认识。精辟之论，独到之见，不时闪现于《本草纲目》的字里行间。如认为药物的升降浮沉“在物亦在人也”，骨碎补即石毛姜能治久泄等。这是对药物加以改造、制作并巧用后得出的结论，此亦可谓“巧哲格物究理之妙也”。这无疑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由上可见，李时珍的“格物穷理”是在实践中进行的。没有50多年的实践过程，就没有伟大的李时珍及其药学巨著《本草纲目》。由于当时社会实践的深度和广度所限，李氏的认识局限于药物的宏观层次，未能深入到微观结构，但不应苛求前人。前人未竟的事业，当由后人继续下去，这也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李时珍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