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国宝级”北大终身教授季羡林于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当天，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于稍早凌晨四时也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
98岁的北大教授季羡林被称作“国宝”，甚至季羡林研究都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随着季门弟子钱文忠在“百家讲坛”走红和计划30卷的《季羡林全集》出版项目的启动，季羡林研究近日再度升温。事实上，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发起成立的季羡林研究所早在2005年8月6日即已在京揭牌成立。很多专家学者认为，研究所成立标志着国内“季学”研究有了专门的机构和组织，“季羡林学派”有了“正规军”，“季羡林研究”告别了零敲碎打、单打独斗的初始阶段。
本来面目 季羡林
季羡林学贯中西，著作等身，无疑是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可是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季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它的范畴何在，价值几多，学界和民间的意见并不统一，各种评价甚至存在较大差异。
存真
在季羡林创作的上千万的文字里，影响最大的并非学术论文，而是他晚年的随笔《牛棚杂忆》。温总理读过这本书，在看望季羡林时表示，“真理和科学都要求真实。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牛棚杂忆》与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关系不大，但却与他的思想特征以及精神风貌密切相关。这本回忆是季羡林在80年代末期陆续写成，拖延至1998年才正式出版。文字还不如晚年那么松弛自然，却在幽默、玩笑之间直抒胸臆，坦诚、直接地回忆和记录了自己与那段历史的关系。
季羡林表示，他希望自己的文字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写作过程中却无法避免怒从心头起，泪自眼中流，最终他一改再改，一退再退，才变成现在样子。书中大量涉及到的人物，季羡林为他者讳，除了一两个“对社会主义社会危害极大”的人以外，其他几乎没有提名。即便如此，季羡林还是“此心可质天日”地发誓说，他对谁都没有进行报复，尽管他在80年代以后也“升了官”，掌握了很大很大的权力。
季羡林在为自选集所做的序言《做真实的自己》中说道：“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所以，我们从过去的几种《季羡林文集》、《季羡林散文全编》以及尚未出齐的《季羡林全集》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季羡林散文创作的路径。他从1929年读高中期间就开始写作，迄今已近80年。季先生的笔墨生涯横跨几个时代，不可避免地烙上各个时代独有的印记。这些特征，无论对于季本人还是对于中国文学，都富有重要意义。
治学
陈寅恪与钱钟书都因为博闻强记、精通多种外语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传奇人物。陈的学生，钱的同侪季羡林也具备了这些特征。他在德国留学多年，精通中、西、印文化，会12种语言，专长的梵文、吐火罗文都是极困难、罕有人懂的死语言。于是，这些东西就在他身上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季羡林曾经大略地概括了一生的治学成绩，“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的概括更为清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10个方面，不妨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前期和后期。季羡林前期的主要工作有：（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他在德国取得博士的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他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尴尬局面；（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
他后期的工作则包括：（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季羡林在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十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堪称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季羡林在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他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季羡林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季羡林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
其中他早期几个方面的贡献是专业上的进展，很少有人能懂，也不可能对社会的文化和思想产生影响，都是在季羡林年轻时完成。十年浩劫期间，季羡林奇迹般地完成了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此后，季羡林虽也完成了《糖史》等著作，但深度和创造性毕竟不如前期。不过季羡林在其他方面工作，包括组织、顾问、编纂丛书以及散文创作，都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无心插柳总以另一种方式为学术进步做出了贡献。
影响
季羡林的为人、为学、为官都极有魅力，只有这样的杂家、通才才是中国文人讲求情趣之传统的继承者。季羡林晚年随笔最喜欢回忆他早年的师友和自身的学习与经历。这不仅是一位老人对中国学术黄金时期的追忆，也包含了他对当代学生求学路径的思考。
季羡林在清华求学期间，曾经追随吴宓、叶公超学习东西诗歌比较和英文、梵文，选修过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季羡林积极创作，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并称“四剑客”。此外他还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他曾翻译过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清华的毕业论文则以《荷尔德林的早期诗歌》为题。
我们从季羡林早期的求学路径中，完全看不出专攻印度学的端倪。正是广博的兴趣和扎实的训练，使得他能积极适应日后的专业学术研究，深深扎入那些枯燥、古怪的学问中去。事实上，国内训练有素的印度专家并不少，但极少有人能像季羡林那样被人捧至“大师”、“国宝”的地位，原因恐怕就因为不够广博，不求打通。
季羡林被推举到目前的地位，一是因为他的学术路径有令人叹服的因素，二是因为他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他曾担任过北大副校长，全国人大常委，身兼无数职位。可是季羡林一辈子讲求存真，除去这些虚拟头衔，真正能够留下的还是他的千万文字。
北大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某一次开学，有新生来校，带着行李在校门下车。新生想去干什么，行李没有人照看，恰好看到季先生在附近。新生见季先生白发，苍老，衣着陈旧，推断必是老工友，于是招呼一下说，“老同志，给我看一会儿！”季先生说“好”，就给他看着。直到开学典礼，季先生上台讲话，新生才知道看错人了。
时间总能还一个人以本来的面目。
穿越古今的旅行 任继愈
任继愈原名任又之，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哲学家，1916年4月15日生，山东省平原县人。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1956年晋升为教授。
任继愈在1964至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期间，筹建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并与北大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1987年至至2005年1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学术界的代表，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2005年至今担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任继愈著作等身，专着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着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第一、二卷）、《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第一、二卷）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编辑出版工作；主要论文收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中国哲学史论》中。
相关链接：
季羡林年谱
季羡林自传
学问人生——季羡林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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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为季羡林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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