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美学一贯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美，所以自然审美意识深深地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铸造了独具一格的自然审美观。追根溯源，这种自然审美观源于庄子。庄子的思想核心便是崇尚自然。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指出：“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也正如罗思美学者总结的：“庄子‘篇篇皆以自然为宗’。论逍遥，则主张适性；言齐物，则强调‘天籁’；谈养生，则‘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处人间，则‘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己以养中’；论德充，则‘安之若命’；求宗师，则‘安时而处顺’；应帝王，则‘顺物自然无容私正’。都表现出其‘宛转附物’的自然态度”。概而言之，庄子的美学自然观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庄子极为推崇自然之美。这种自然既包括狭义上的山川，又包括广义上的自然，即宇宙。对山川之美，《庄子》中有这样的描写：“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心五天游，则六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山川之所以让人心旷神怡，是因为它让心灵虚静，从而得以使心灵远离世俗的纷忧。人在恬淡闲适时逍遥于山川之间，山川作为他心灵寄予的对象不是无缘无故的。所以，作为当时隐者的一员，他不喜欢世俗的肮脏、龌龊，喜爱“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的生活。山川草木自然而然地纳入他的视野并成为他审美投射的对象。但自然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在庄子那里还没有完全自觉。他认为，自然的一切都与道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今彼神明至精，与彼百化，物己死生方圆，莫知其根也。扁然而万物自古以固存。”。又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且夫博之不必知，辩之不必慧，圣人以断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损之而不加损者，圣人之所保也。”。他认为天地有大美，如天之高，地之广，日月之行，万物之昌。它们“不言”，一般人“博之不必知，辨之不必慧”，只有至人、圣人，能觉晓到它的美。不过，庄子并没有把目光仅仅停留在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之天”之上。他接下来又说，它们“有大美，而不言”，是因为它们自行运作着，这里的“自行运作”就是道，“此其道也！”这就点明了物质运动的本性。对宇宙鸿蒙，他有这样的描写：“藏乎端之纪，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而游于四海之外”。庄子在提到宇宙时，往往把它与“游”并列在一起，而“游”足只有超越性的。在这超越的过程上，他所“游”的对象随成了他审美的对象，宇宙也成了庄子审美对象的一部分。他对宇宙的喜好远甚于纯自然，同时宇宙浑沌、廖远、朴素的形态无形之中，决定了庄子偏爱的审美形态是冲淡的、廖远的和朴素的。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庄子喜欢的审美形态是冲淡的、廖远的和朴素的，他自然就会对宇宙有着特殊的喜好。他说“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入于廖天一”，“雕琢复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夫虚静怡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都认为自然无力是最高的美。看似玄虚，实际上恰好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朴素而深刻地抓住了美之为美的根本特征，并说明美是具有规律性与具有目的性的统一，是人的自由实现的思想。这种自然无为，才是真正的自由。渴望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自由的庄子，在当时的社会中看不到自由，却从对自然生命的观察中看到了他所梦寐以求的自由，并以为这就是“天地”的“大美”之所在，而热烈地加以讴歌。他从对自然观察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类生活只要像“天地”那样实行自然无为的原则，就可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而达到最大的自由，获得最纯的美。庄子以自然无为为美，也就是以个体人格自由的实现为美。

其次，庄子特别崇尚“真”。他喜爱不事人工雕饰的天然美，深恶一切虚伪做作的东西。这里的“真”（真美，天然之美），主要是指人性、人情，人的一切活动都应该同人类生命的自然发展相一致，“不失其性命之情”。人自身的自然存在和发展，是人类生存的最高目的。牺牲这一目的去追求其他外在的目的是愚蠢的。所谓以自然无为生活的准则，也就是以人的生命发展为生活的准则，决不让它牺牲在与之相反的其他任何的外在目的上。只有这样的一种生活才是自由的，从而也才是最美的。《秋水》中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牛马生而有四足，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这是牛马自然本性。而人却要羁马首、穿牛鼻，控制牛马的活动，这就破坏了牛马的自然本性，破坏了美。人类的生活也应当纯任自然，不要人为地去破坏人的生命的自然发展，不要牺牲自己的自在自得的自由生活而去求名求利。保持了自然本性，就获得了个体人格的自由，也就获得了美。庄子还认为，顺应自然之所以是必要的，是由于只有顺应自然，不用外力去强行干预、改变它，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生命才能得到自由的发展。这些都包含有尊重自身规律的意思。《渔父》中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强调的仍然是自然无为的思想，反对一切违背人类“性命之情”的虚假矫情的东西，要求无拘无束地表现人“受于天”的真性情，即所谓“功成之美，无一其迹”。就社会关系中人的美来说，庄子及其后人认为只有自然无伪的真情实感的表现才是最美的。真纯不羁，率性而为，始终是庄子所推崇的理想。所以对于儒者的虚伪矫情之处，庄子曾多次进行猛烈地批判，甚至尖刻地说他们是“以诗礼发冢”，就是因为他们不“真”。

庄子已经意识到了美是自然生命本身合乎规律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但规律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与自由相统一的。只有当规律发生的作用同人的目的相一致时，规律才与自由相统一。但规律与人的目的的一致，又离不开人的能动作用，所以庄子在肯定美是规律与自由相统一时又不自觉地陷入了单纯顺应自然的宿命论的错误。

再次，庄子无限向往并极力追求无限之美——大美。《庄子》中充满着对无限之美和大美的赞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被他描绘的“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之美”，“其大蔽数千牛，契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的栎树的美以及他对大鲲、大鹏的羡慕，对大海、大树的神往，对“藐姑射之山”的“神人”和“至人”的无限向往，都生动地体现庄子对事物自然本性的喜爱与神往之情。

总之，庄子的自然观崇尚不露人工痕迹的天然美，反对一切虚伪矫饰的人工美，追求无限的大美，实际上是“强调合乎自然规律中的自由，不拘束于严格的规矩和法度，重视从规矩、法度的变化和灵活运用中去自然而然地取得自由”！。庄子的这一美学自然观，一方面反映了庄子对当时社会的伪态及人为创造的艺术的粗制滥造极端敌视与不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中天人合一，即自然与人相融合的思想对庄子的深刻影响。表现了他对自然本能的热爱与亲近。

庄子所处的时代，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为奴隶主阶级的他，无法维持自身的地位，加上战乱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混乱使本来就很消极的他更加消极和厌世，所以他便追求一种隐居的、自然的生活，追求天地山川的自然美。

尽管庄子重视的不是人为创造的艺术美而是自然无为的自然美，但从庄子对这种自然美的重视中仍然看出他对主体精神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为创造的艺术未能体现出主体精神的自由，而自然无为的自然美，更合乎人的自由本性，更能体现人类的主体精神的自由自在。陈鼓应先生说：“庄子的自然哲学则不然，以人类为本位，并将生命价值灌注于外在自然，同时，将处在的自然点化为艺术的世界”，又说“在庄子心中，广大的自然仍是各种活泼生命的流行境域，自然本身，合着至美的价值”。在庄子眼中，自然之美中藏着生命的活泼生机。它孕育万物，欣欣向荣，表现着无限的生意，所以“他深爱这个自然世界，因而对它采取同情与观赏的态度”可见，庄子的自然美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是主体精神的外化。

庄子的自然美虽是自然无为的，但它却体现了庄子对现实中“有为”的抗议与反动，是人类生命自由和庄子自由精神的投射。庄子在艺术美中看不到主体创造精神，所以只有这种自然无为的自然美，他才能看到保存完美的、没欠缺的自由自在的人格性情，才能看到人类自由自在的天性地自然伸展。因此，他才极为重视这种自然美。

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正是庄子所提倡的自然美学精神。皇甫湜说“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鸦；金玉之光不得不烩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庄子的自然观就是这样亦怪亦奇，亦朴亦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