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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国粹”与“国故”之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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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一股“国学”热潮经久不衰，但鲜有人了解我国现代史上关于“国学”之争的情况。本文针对“冬烘先生之‘国学’”，对20世纪前30年两次关于“国学”与“国粹”、“国故”的论辩作一清理，比较其差异，总结值得思考和借鉴之处。 80多年前,群学社将当时关于“国学”与“国故”的论辩编辑为《国故学讨论集》出版。其中，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形象地概括了讨论中出现的种种不同之“国学”：“‘国学’之为物，名虽为一，实则为三，北京国学研究所之国学，赛先生之‘国学’也；无锡之国学专修馆，冬烘先生之‘国学’也；上海之国学专修馆,神怪先生之‘国学’也。”时下谈“国学”的文章不少，不能说没有“赛先生之‘国学’”，也不敢说没有“神怪先生之‘国学’”，但仅就所见，大都“冬烘先生之‘国学’”，因其一不知“国学”、“国粹”二词是舶来品；二不知20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有过两次关于“国学”与“国粹”、“国故”的论辩；三是互相传抄这样几句话——“国故”包含中国固有历史与文化之全部，其中之精华称“国粹”，以“国故”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称“国故学”，简称“国学”，“国故”与“国学”有相同之处——却不知这是率意捏合两次论辩中的不同观点，甚至不知“国粹”一词辛亥(1911)年后逐渐弃而不用。有此“三不知”，难怪一些日本学者哂笑中国时下说“国学”者的“国学”知识浅薄，最让人家嗤笑的是某些讲“国学”者竟然不知“冬烘”。为此，将20世纪前30年两次论辩情况作一清理,以供热衷“国学”(包括“国粹”、“国故”)者参阅。 20世纪初:“国学”与“国粹”的论辩 “国学”一词，在西学和“欧化主义”刺激下，由日本学界最先提出来。戊戌变法前夕，屠仁守驳《时务报》所载严复《辟韩》一文，提到《东华杂志·汉学再兴论》中日本学界有“国学勃兴，将压倒西学”的说法。 “国粹”的舶来，几与“国学”同时。1901年9月，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有“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句，为国人最初在报刊上使用“国粹”一词。1902年4月，梁启超致函康有为，说“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国粹说在今日固大善,然使二十年前昌之,则民智终不可开而已”。7月,《译书汇编》第5期刊载佚名《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传递日本两种“主义”的对垒:“国粹主义者谓保存己国固有之精神,不肯与他国强同,如就国家而论,必言天皇万世一系;就社会而论,必言和服倭屋不可废,男女不可平权等类。一为欧化主义,欧化云者,谓文明创自欧洲,欲己国进于文明,必先去其国界,纯然以欧洲为师。极端之论,至谓人种之强,必与欧洲互相通种,至于制度文物等类无论矣。”同年秋,梁启超与黄遵宪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黄遵宪建议“当以此作一《国学史》”。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国学”与外学相提并论:“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 1903年初,章太炎致函刘师培,深信“他日保存国粹,较诸东方神道,必当差胜也”。6月,《浙江潮》刊载“社说”《国魂篇》,以“国粹主义”与“世界主义”同为一国进化之“两大主义”。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作《癸卯口中漫笔》,自谓“上天以国粹付余”。 1904年3月,黄节在《政艺通报》第1号发表《国粹学社发起辞》,声明“国粹,日本之名辞也。吾国言之,其名辞已非国粹也”,表示“于保存国粹之一面,务欲发挥而光大之,以为吾祖国生色”。12月,黄节在《政艺通报》第11号发表《国粹保存主义》,介绍日本国粹主义:“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当是时入日本国民思想而主之者,纯乎泰西思想也,如同议一事焉,主行者以泰西学理主行之,反对者亦以泰西学理反对之,未有酌本邦之国体民情为根据而立论者也。文部大臣井上馨特谓此义,大呼国民,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和之。其说以为宜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不宜醉心外国之文物,并其所短而亦取之,并我所长而亦弃之。”同时解释说:“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 光绪二十九年,朝廷颁布《学务政纲》,以“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此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随后,大臣奏议多有“国粹”的说法,如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会衔奏请废科举广学校,认为学堂“首以经学根柢为重”,“益于保存国粹,尤为竞竞”。 20世纪初,谈“国粹”成为时髦:“近数年来,中国之号称识者,动则称国粹。环海内外,新刊之报章书籍,或曰保存国粹,或曰发挥国粹,甚者则曰国粹之不讲则中国其真不可救药。” “国粹”或“国学”二词最初出现,基本是转述日本的说法。1905年1—2月间,国学保存会成立,把“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确定为宗旨,将“国学”与“国粹”捏合在一起,并创办了《国粹学报》。但黄节、邓实、章太炎、刘师培等所谓“国粹派”,对于“国粹”或“国学”始终存在着不尽相同的理解和说法。 黄节以“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吾有取于其义云尔”,表示与日本所说“国粹”不同。其所谓“吾有取于其义”者,在“粹”而不在“国”,认为“发现于国体,输入于国界,蕴藏于国民之原质,具一种独立之思想者,国粹也;有优美而无粗觕,有壮旺而无稚弱,有开通而无锢蔽,为人群进化之脑髓者,国粹也”,只要适当今中国之用,均为“国粹”。[7]章太炎发表《印度人之论国粹》,就像是在针对黄节的“吾有取于其义云尔”,认为“义有是非,取是舍非者,主观之分;事有细大,举大而不遗细者,客观之分”,明确表示:“国粹诚未必皆是”。1906年出狱到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讲,“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提出“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这一说法,与黄节的“国粹”说显然不同。邓实为《国粹学报》所写《发刊辞》强调“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国亦不灭”。但邓实更强调“国学”,在1904年发表《国学保存论》针对“异国异学”,将“国学”视为本国之学。1906年《国学讲习记》进一步为“国学”定义:“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者也,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章太炎在《民报》第7号发表《国学讲习会序》,讲的还是“就广义说的”历史的三项内容,使用的却是“国学”一词,并解释说:“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乃能立者矣。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1907年邓实在《国粹学报》第2号发表《国学真论》,引入西方政治学的理念,说“近人于政治之界说,既知国家与朝廷之分矣,而言学术则不知有国学、君学之辨,以故混 在此前后,《国粹学报》内容逐渐发生变化。1906年第11、12号发表章太炎《某君与某论朴学报书》、《与某书》,论“学”而不说“粹”,强调“鄙意提倡国学,在朴说而不在华辞”,开始使用“国故”的说法:“国故日衰,得《朴学报》振起之”。1910年第1号发表章太炎《与王鹤鸣书》,不再以有用无用作为衡量“学”的标准:“仆谓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故不暇计求”,“学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1911年第9—13号(《国粹学报》最后一期)发表章太炎《与简竹居》,主张将《尚书》、《春秋》与《史记》、《汉书》等同看待,“令后生得以讨类知原,无忘国故”,指责“通经致用之说,则汉儒所以求利禄者,以之哗世取宠,非也”。接受上述影响,1908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创办三周年之际所写祝辞提出“不以学术为适时之具,斯能自成一言”,认为“学古为入官之阶梯,变通乃趋时之捷径”是造成“道衰学敝”的原因。《国粹学报》1909年第13号总结办刊大旨,发布《明年之特色》,提出“力避浮华而趋于朴学”,“训释周秦诸子之书,使尽可读,引申乾嘉诸儒之学,不绝其绪,诠明小学,以为求学之门径,谨守古谊,以毋越先民之训”。 “国学”与“国粹”两个舶来词并行,反映近代社会变革当中,学术与政治的某种复杂关系。黄节在《国粹学社发起辞》中已经点明:“日本之言国粹也,与争政论;吾国之言国粹也,与争科学。”日本谈“国粹”完全出于政治需要;中国谈“国粹”既是学术,又需要借助外来观念做政治宣传。为“激动种姓”,以学术作为革命舆论工具,往往使用“国粹”的说法。但学者的习性注定他们不可能让学术沦为政治的奴婢,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往往使用“国学”的说法。章太炎刚出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时“用国粹激动种姓”,而在随后的《国学讲习会序》中则用“国学”一词,即是一明显例证。刘师培自称“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而“民元以还”关于三礼的著述“堪称信心之作”,可谓又一例证。只有把握住近代社会变革中学术与政治的这一层关系,讨论“国学”与“国粹”才不至于因名词概念而被弄得含混不清。辛亥革命完成“反清”历史使命,“国粹”这一带有政治色彩的词语便随之被弃用,《国粹学报》即便“力避浮华而趋于朴学”,也难免停刊的命运。 20世纪20年代:“国故”与“国学”的论辩 1919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杂志,以“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国学保存会成员、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黄侃与学生张煊、罗常培等,沿章太炎所用“国故”一词成立国故社,“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3月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所刊文章全为文言,不用新式标点。5月,毛子水针对《国故》的宗旨在《新潮》1卷5号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傅斯年在文章结尾处写了一段“附识”,指出“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整理国故”一词第一次被提出,指“把我中国以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随即,张煊在《国故》第3期发表《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8月中旬,胡适写信给毛子水,提出“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12月,胡适在《新青年》7卷1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功夫”并将“整理国故”分为四步:“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在随后的两年间,胡适先后在各校演讲,都是讲“研究国故的方法”,认为“‘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如果讲‘国粹’,就有人讲‘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将四个步骤提升为四种方法: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形式和内容的整理。 1923年1月,胡适“代表全体”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术刊物《国学季刊》作“发刊宣言”,针对“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等观念,提出“研究国学的方针”:“国学的使命是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同年同月,梁启超在南京东南大学作《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的演讲,认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一是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是德行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在讲第一条路时,明确指出:“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提出研究国学的三条标准:一是剔去伪书和伪事,修正前人的误解;二是“将同类或有关系的事情网罗起来贯串比较”;三是注意别门学问与本门学问的关系,注意本门学问中各方面的相互关系,成为“通学”。 1924年2月,吴文祺的《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指出,“一二年来,整理国故的呼声,可算是甚嚣尘上了”,认为“近人往往把国故学省称为国学,于是便引起了许多可笑的误会”,呼吁“正名定义”,为国故学“下一个定义”:“用分析综合比较种种方法,去整理中国的国故的学问,叫做国故学。”其认识的突出之点在“国故学是一种科学”,“真正懂得科学的人,都承认国故学是科学的一种”。曹聚仁的《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归纳当时存在的三种不同的“国故观”以及三种对应的态度,明确“国故者,五千年间中华民族以文字表达之结晶思想也”,“国故学者以“国故”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处理之,使成为一种科学也”。④ 由于“整理国故”被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小说月报》专门辟出一个专栏讨论“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鲁迅、郭沫若、成仿吾等或在《小说月报》,或在其他刊物发表各自的观点。 1924年1月,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友会作《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说“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以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认为“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同年同月,郭沫若在《创造周刊》36号发表《整理国故评价》,指出“整理国故的流风,近来也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色彩了”,“这种现象,决不是可庆的消息”。不赞成“四处向人宣传整理国故研究国学”,也反对“本着良心的命令要研究科学或者要造机关枪”的倾向。针对胡适“发明一个字的古意,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的说法,强调“研究的方法要合乎科学的精神,研究有了心得之后才能说到整理。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 此后,胡适等开始反思“整理国故”中出现的问题。1926年6月胡适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上对整理国故中出现偏差表示了“我大约总得负一点点责任,所以不得不忏悔”的态度,说“他也研究国学,你也研究国学,国学变成了出风头的捷径”,“有许多人,方法上没有训练,思想上没有充分的参考材料,头脑里没有弄清楚,就钻进故纸堆里去,实在走进了死路!” 1928年在《新月》1卷9号发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说“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是条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等你们在科学实验室里有了好成绩,然后拿出你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我们的国故”。 最先提出“整理国故”的傅斯年,1928年10月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确表示“反对‘国故’一个观念”,认为“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 回首当年对于“国学”的认识 1922年,北京大学首创文科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研究所国学门,出版《国学季刊》、《国学门周刊》(后改为月刊)。一时之间,南北新型大学相继成立国学研究机构,如东南大学国学院(1923年)、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年)、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0年)等,并创办国学研究刊物。 据当时编印的《国学论文索引》,民国年间刊载国学论文的杂志83种,冠名“国学”或“国粹”者13种。 1919年之前成立的国学社会团体8家、创办的国学刊物6种。1920年以后成立的国学社会团体11家,创办的国学刊物12种。 多数论者倾向于使用“国学”一词,唯有陈独秀、何炳松明确表示反对。1924年陈独秀在《前锋》发表《国学》短文,赞成“看作历史的材料来研究”的“国故”或“中国学”,但认为“学问无国界,‘国学’不但不成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1929年何炳松在《小说月报》20卷1号发表《论所谓“国学”》,认为“由国学两个字生出的流弊层出不穷,将来一定要使得我国的文化在混乱无望固步自封的境界里面”,提出一个口号:“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 使用“国学”一词者,认识和理解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篇前已引曹聚仁的论述。他还指出“国学”一词的滥用给国学研究造成的危害:“今则国学如麻,略识‘之无’,能连缀成篇,谓为精通‘国学’,咿唔诗赋,以推敲词句自豪者,谓为保存‘国粹’,他则大学设科研究中国文学,乃以国学名其系;开馆教授四书五经,乃以国学名其院,人莫解国学之实质,而皆以国学名其高,势之所趋,国学将为国故学之致命伤。”一方面是“国学”概念的滥用,一方面是各大学的国学研究逐渐纳入西方人文学科的分科理念,分设哲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等研究室。这样的分科理念,为取消“国学”一科埋下伏笔。从东洋舶来的“国粹”、“国学”等概念,经过30年的滥用之后,在近代人文学科分科的规范中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两次论辩的差异与启示 两次论辩对于学术文化的影响表现出明显差异,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第一,背景、口号的差异。20世纪初的论辩,是在旧有体制之下进行的。国学保存会的口号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强调“国粹”、“一国之精神”,主要为煽起民众的“排满革命”情绪。随着其成员政治立场或政治态度的变化,转而为“学”,“提倡国学,在朴说而不在华辞”,表示“致用不足尚,无用不足卑”,指责“通经致用之说,则汉儒所以求利禄者,以之哗世取宠,非也”。从“率意为文”转变为狭小圈子内的“信心之作”,难以产生影响,无法形成推进学术文化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的论辩,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展起来的。其口号之一是“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强调“国故”、“国学”,主要是为了“再造文明”或“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将国学研究的使命规定为“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十大方面,大大超出“保存国粹”的范围,其成就差不多影响着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学术走向。“整理国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已融入到青年学生之中,因而产生出久远的影响。 第二,观念、方法的差异。随着说“国粹”、讲“国学”者历史观念的变化,不再关注社会历史,只把难以实现的思想学说作为研究重点。1906年章太炎“负绁东海”后开始重新认识社会历史,先后发表《俱分进化论》、《四惑论》,认为“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称“进化者,本由根识迷妄所成,而非实有此进”。一改先前“熔冶哲理”的观念,认为史学无需名理统括:“诸学莫不始于期验,转求其原,视听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独治史志者为异,始卒不逾期验之域,而名理却焉。”讲“国学”主要讲“学说”,包括经学、诸子学及佛学,不包括历史。其《国学讲习会略说》只收《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国故论衡》只包括小学、文学、诸子学。刘师培《国学发微》没有界定“国学”,但重点分析经学流变,分门研究诸子。论汉代学术,注意“东汉末年,诸子之术朋兴。治儒家者有徐干,治阴阳家者有管辂,治医家者有华佗,治法家者有魏武、诸葛亮、王昶,然以法家学术为最昌”,与邓实所说“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基本一致。在方法上,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说得非常清楚:“弟近所与弟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国粹学报》逐渐放弃社会学原理、进化论思想,基本倾向和方法大体因袭“以音韵训诂为管籥”、“以周秦诸子为堂奥”的方法,不再关注社会历史,难以产生多大影响。 新文化运动前后,章太炎的思想观念基本回到“仍以儒术为佳” 的原地。论经史关系,以经为史的价值标准:“但究史学而不明经学,不能知其情理之所在,但究经学而不明史学,亦太流于空论,不能明其源流也。”认为“疑五史之实录”、“贱可征之文献”、“横欲寻求鸟迹”、“以金石匡史传”,都是“空穴来风”,“只自罔耳”。对于“科学”也表异议,1933年10月在《适宜于今日之理学》一文中直言:“科学者流,乃谓道德礼俗,皆须合于科学,此其流弊,使人玩物丧志,从(纵)欲而败度。”不满新型学校的历史教学,认为“若诚欲昌明史学,非学校改制不可。” 与章太炎思想观念回归相反,“国故”、“国学”论辩从一开始就与“科学的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引发论辩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即为《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明确提出:“‘科学的精神’这个名词,包括许多意义,大旨就是从前人所说的‘求是’”。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一文将科学与国故学加以对比,点明二者的相通之处:“科学只是要求真,并不含什么浅狭的功利观念;而国故学的目的,也是要求真。科学用分析综合比较的方法,以求事物的秩序关系,国故学也是如此。科学家有‘无信不征’的口号,国故学家也最重客观的证据。”虽然论辨中各家对于“国故”或“国学”的认识与理解很不一致,但几乎没有不把“国故”或“国学”与“科学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 正是基于“科学的精神”，“整理国故”或研究国学从观念到方法被逐渐系统化。“整理国故”、研究国学在注入“科学的精神”之后，其范围逐渐出现史学化的趋势。胡适“代表全体”所写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归纳国学研究三大方向的第一条就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并说明“历史是多方面的”,“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作《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的演讲，说第一条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这部分事业最浩博最繁杂而且最有趣的，便是历史。”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也作如是说：“研究国故，一方面他自身本来具备历史所有的优点，一方面又是完成这种历史的重要工作”。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作《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也明确提出：“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科学”的观念，使“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范围史学化；“科学”的方法,赋予“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史学方法。由此，“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朝着史学化方向推进。以“科学”观念生出的疑古精神,引发“古史”论辩,推动对中国上古社会的重新认识；以“科学”观念生出的缜密精神，形成“古史新证”的科学方法，为中国古代研究“另辟一新纪元”。 第三，留下的启示。1.两次论辩，正当社会变革、新旧交替之际。提倡“国粹”、“国学”，是为保存，还是为创新，成为一个重要标志。凡遇到“国粹”或“国学”被滥用时，不妨先弄清楚是“赛先生之‘国学’”，“冬烘先生之‘国学’”，抑或“神怪先生之‘国学’”，不要“莫解国学之实质，而皆以国学名其高”，弄出一些懵懂浅陋、神怪迷信出来，使得研究不是研究，学术不是学术。 2.考订学、文字学、校勘学、训诂学等，是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从事国学研究、国故整理乃至历史研究，都离不开这些最基本的方法。但如果缺乏历史的眼光、疑古的态度、系统的条理等“科学的精神”，难以取得更大的成绩。 3.“科学的精神”与20世纪学术文化的关系,以“国学”与“国故”论辩为契机,经疑古辨伪、古史新证，以及随后兴起的文化史热，成为20世纪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科学缜密的总结。 总之,谈“国故”要有“述往事,思来者”的历史观念，不只是从“国故”中寻找所谓的“精粹”，而是要创造民族新文化；讲“国学”需要科学精神，不只是担心“国故”的沦丧，必须具有包容人类一切先进思想、科学文化的博大胸怀。不愿接受人类先进思想、科学文化，不以创造民族新文化、推动社会进步为旨归，谈“国故”、讲“国学”，已有上述说“国粹”、讲“国学”者的前车之鉴。 作者 谢保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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