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接过我手里的教鞭? |
昨天,杭州平和英语学校张校长匆匆赶到报社,交给记者一封信,“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位学生写的,今年9月她就要去英国留学了,想要寻找支教继任者,我们担心仅凭我们一家学校的力量不够,希望能通过报社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写信的是个女孩,叫彭旸。记者很讶异,其实四年前她就应该去英国留学了,却因为出国前偶然的一次旅游,改变了自己的计划,去贵州支教。 她在信中写的一句话,让记者印象深刻:“在贵州看到当地的贫困孩子很难接受到好的教育,我不禁反省自己,一向自恃为精英的我,到底为国家做了什么?”
记者:为什么四年前决定放弃出国计划? 彭旸:2005年7月,我研究生三年级,等着出国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去贵州松桃旅游。我一直生活在城市,那是我第一次去距离城市那么远的地方,虽然以前看过媒体报道,有心理准备,但真的亲眼看见时,我还是哭了。 我一直自认为是精英的一员。5岁读书,24岁就可以出国读博士,很可能以后就留在国外不回来了。可一个自诩为精英的人,这二十多年来为她的国家做过什么?我决定先留在贵州当个志愿者,不留遗憾。 记者:你家里同意吗? 彭旸:那种反对,出乎我的意料。我爸爸是很有名的一个律师,我妈妈会计师出身,他们对我期望很高。我从小就跟爸爸讨论案例,申请的也是英国法律专业的博士。在他看来这是一条很顺的路,“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等着你,却要跑到贵州去支教,你浪费上天给你的才华,你有毛病啊。”但最后他们妥协了。条件是要我先在贵州找一个体面的工作,闲暇时间去当志愿者。后来我就在贵阳做了大学老师。每周前两天在大学上课,后面大半周就在乡下上课。一周我有15个小时在汽车上过,来回转六次车。曾经有半年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记者:这几年来有没有人真的跟你去贵州做过志愿者? 彭旸:前前后后差不多100个人,这点我很骄傲。很多人都是萍水相逢的。有一次我在重庆大学做演讲,讲完了以后有7个人就跟着我走了。这和高校和政府发动的志愿者不一样,没有人给他们工资,没有人保证他们回来以后能找到工作,连路费都要自己掏。有人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对,但事实证明理想主义者不止我一个。 记者:当地条件如何?你觉得杭州的女孩子去了能承受吗? 彭旸:也许你会想到那种极度贫困,快要倒的学校,有一群睁大眼睛渴求知识的孩子。你被误导了。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第一,希望工程在贵州已经捐了1000多所希望小学,你可以去每一个村寨看,希望小学绝对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 第二,你会发现小孩子眼睛里面什么都没有。他们根本不知道知识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去求知呢? 事实上我看到的情景是:在非常豪华的希望小学里面,有一群贫穷的孩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过一个叫头塘村的地方,发现那里学校很漂亮,我很感动,就问老乡,你们考上过几个大学生啊?老乡笑了,说我们历史上连高中生都没出过。 他们最缺的是启蒙老师。我想如果这次有人愿意去,首先要确定能在当地坚持四个月,正好一个学期。这是对当地的孩子负责。我想对大家说,在那里呆过以后,责任感会特别强。一个人能教200个孩子,10个志愿者下去就可以改变2000个孩子的命运,这时候还会觉得自己渺小吗? 其次,虽然路费、生活费都是自己出,但在乡下一个月200元足够了。住的地方,政府前期都会帮你安排好。还有,那边手机、电话都通的,不用担心。 此外,我建议大家不要捐钱。如果你捐给孩子,等于是给他们的父母,不知道父母是否把钱花在孩子身上。如果大家真的有爱心的话,捐一些文具,一些衣物,鞋子,甚至是吃的。他们从没喝过牛奶。小孩子都不吃早餐,他们这么小,应该补充营养…… 记者:你读完博士以后还会回来吗? 彭旸:你知道我这次读的是什么博士吗?四年前我申请的法律学,研究反倾销方向,很热门。可这次我改读教育了,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政策制定”。我想从宏观的角度上看看能不能再来帮这些孩子。我本科读会计,研究生读法律,很多人以为我申请不下来,可是当国外的导师知道我的经历后,每一个都给我发offer。可能我的学术上没有达到要求,但是我从行动上证明了。 当然,最终我还是要读法律博士,那是我的兴趣所在。只不过先推迟几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可能现在讲这个话很多人会嘲笑我,可现在,我就是为这群孩子在读书。 平和英语学校的校长说,下周二他们的外教和老师会出发去贵州,如果有人愿意同行,或者愿意捐赠物品,都可以和他们联系。电话:83861618 链接:http://qjwb.zjol.com.cn/html/2009-04/18/content_4730545.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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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