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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德若谷”与潇洒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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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要想在人生旅途中“潇洒走一回”，具有“上德若谷”的品德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要求在待人接物上，应具有宽宏、宽容、忠厚、大度的品格，切忌待人接物尖酸刻薄，心胸狭隘。宽容美德，是构建潇洒人生的重要保证。宽则得人，宽则得福，宽则得乐。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所以“坦荡荡”，是因为他们跳出了“小我”；小人“常戚戚”，愁眉苦脸，是因为他们心胸狭窄，跳不出“小我”。 在老子看来，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或本源的“道”，是空虚不盈的。他说：“道冲（空虚）而用之，或不盈”（《老子》四章），即道如酒盅是一个空虚之体，用之是不会盈满的。“大盈若冲，其用不穷”（《老子》四十五章）即认为“道”以“无”为体，空虚不实，所以，它的作用无穷无尽，犹如煽火的风箱一样，在天地之间，“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五章）道唯空虚，故能容纳万物；道唯空虚，故能使万物自由运行于其中。 既然道体是空虚不实的，那么“法道”的圣人也应当 “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在老子看来，人的心灵本来是虚明宁静、无私无欲的。惟其虚静不计利害得失，故能无所不容，宽宏大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为私欲利害所蔽，使人昏昧紊乱，多有差错。所以，必须尽力地去掉私欲，使人心恢复到“心善渊”的虚静状态，达到 “虚极”、“静笃”的境界，人才能真正做到“旷兮其若谷”（《老子》十五章），即为人处事要胸襟宽广，豁达大度，无欲无私，就好像空旷的山谷一样，能够包容人世间的一切，这就如同江海不逆小流，众流皆归之一样。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上德若谷”（《老子》四十一章）的品德。 一 “无弃人”、“无弃物” 正因为圣人具有“上德若谷”的品德，所以他在待人接物上能采取“无弃”的态度。老子指出：“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老子》二十七章）圣人能够随时随地以教化拯救民众，做到人尽其才，所以世上没有被遗弃的人；圣人能够珍爱宇宙万物，使万物各尽其用，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东西。老子从这种“无弃”态度出发，引出了一条重要的结论：“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子》四十九章）在人世间，“善者吾善之”，比较容易做到，“不善者吾亦善之”则不容易做到。老子以他宽宏的胸襟，主张无论是善者还是不善者，都应当以善相待。这样，就可以达到化不善为善，使不善者也变成善者的目的。在社会上，“信者吾信之”，一般人可以做到；“不信者吾亦信之”，则一般人难以办到。老子认为无论是诚实的人还是不诚实的人，都应当信任他，这样就可以化虚伪为诚信，使虚伪者变成诚实的人。这种“无弃”观念固然含有漠视善恶、是非之别的相对主义倾向，但是这种容人之过的高尚品德，多为后人所赞同。明代学者杨继盛发挥老子的这一思想，指出：“见人之善，则对人称扬不已；闻人之过，则绝口不对人言。”（《父椒山谕应尾应箕两儿》）清代学者金缨在《格言联璧》中也称赞这种“上德若谷”的人文精神，指出：“大着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非大丈夫不能如此度量。”我们对待敌人和坏人当然不能采取无原则的宽容态度，而应当嫉恶如仇，以牙还牙，但是在人民内部，不管是品德高尚的人还是思想意识有毛病的人，都应当如老子说的那样，以善待之，以信待之，而不应对有缺点有错误的人采取不理睬不信任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团结人、教育人，共同为建设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任何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有功劳也有过错。所以，在待人接物上，应坚持明代学者杨继盛所说：“人之胜似你，则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不如你，则谦待之，不可有轻贱之意”（《父椒山谕应尾应箕两儿》）的原则。应根据“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原则，不要过于计较他人的缺点和不足。如果管理者总是盯着下属的缺点、毛病不放，只能招来员工的怨恨和不满。管理者应当不拘于小节，不以小恶妨大美。《文子》作者指出：“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秽；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恶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长，而欲求贤于天下即难矣。”（《上义》）为人处事，切忌“吹毛求疵”，应持宽容态度。明朝思想家刘基在《郁离子·捕鼠》一文中，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赵国有个人家里老鼠成患，就从中山国讨了一只猫。这只猫善捕鼠，也爱吃鸡。过了一个月，老鼠捕尽了，鸡也被它吃光了。赵人的儿子问其父：“为什么不把这只猫赶走呢？” 赵人回答： “目前我们家最大的祸患是老鼠而不是鸡，老鼠偷吃粮食，咬坏衣服，穿墙壁，破坏家具，我们就得受冻挨饿，没有鸡吃顶多没有肉吃，为什么要把猫赶走呢？”从这则故事中，我们懂得 “论人当取节其长，曲谅其短”的道理，用人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世界著名企业IBM公司在用人上奉行的原则是：“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受欢迎的。” 他们认为世上“没有缺点的人” 是不存在的。只有坦诚承认自己有缺点的人，才是保证事业成功的人。一个竭力为自己缺点辩解、掩饰的人是一个伪君子，切不可用这种人。有一次，两个女孩到该公司应聘会计，其中 对朋友和下属的批评，切忌尖酸刻薄，更不能以恶语伤人，应以温言益语劝说，使他 “闻温言如佩玉，闻益语如赠金，口耳之际，倍为亲切。”（吴从先《小窗自纪》）同时，“君子攻（责）人，不尽其过，须含蓄以养人之愧惧，令其自新”。（《呻吟语·伦理》）还表现在背地里要“常言人长，希言人短”，（《论衡·自纪》）更不能“发人阴私”，借他人之过以市（买）名。这样，就能收到“以石击絮，两无伤焉”的良好效果。 “人贵有自知之明”，也是从老子的“上德若谷”思想中引申出来的一种美德。中国有句谚语：“谦虚的人常思己过，骄傲的人只论人非。”“自私者，常道别人短；骄傲者，只见自己长。”世俗之人由于缺乏“上德若谷”的气度，局限于狭窄的自私心理，往往缺乏自知之明，总是不能正确地估计自己，常常自命不凡，盛气凌人。针对这种人的缺点，老子指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三十三章）意思是说，善于识别他人的品行和才能的人是最明智的；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缺点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中国人历来高度称赞这种 “自知之明”的情操，认为这是人生成败的精神动力。《吕氏春秋·自知篇》指出：“败莫败于不自知。”认为人生最大的失败就在于没有自知之明。三国（魏）曹丕针对“人善于不自见”的弊病，指出：“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此不自见之患也。” 意思是说自家的破扫帚，也视为无价之宝，人都有“不自见”的弊病，应当克服这种毛病。《唐太宗纪》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即人的最大苦恼是不知其过。 南宋陆九渊也说：“人莫先于自知。”（《 老子云：“洼则盈。”（《老子》二十二章）意谓地洼空旷，故能注满积水。告诫人们不要自以为完美无缺，也不要盲目地一味追求十全十美。只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能不断进步。日本松下公司依据“洼则盈”的道理，在用人上提倡“70分的人才已足够”。松下幸之助认为，超过公司实际需要的高水准人才，他们往往骄傲自满，目空一切，而不安心在本公司工作，努力为本公司作出真正贡献。只有那些“70分的人”则以在该公司工作为荣，竭尽全力为公司工作，并在工作中把自己由“70 分的人”变成“100分的人”。适当的公司，适当的商店，适当的工厂，招聘适当的人才，在用人上是最为重要的。不从公司实际情况出发，招聘本公司不需要的高水平的人是不当的，人才的聘用应以适于公司需要为准则。 二 报怨以德 正因为圣人具有“上德若谷”的胸怀，所以在恩怨问题上，老子主张“报怨以德”（《老子》六十三章）人世间，由于利害冲突，难免产生恩恩怨怨，如何对待恩怨呢？一般说来，有三种态度：一是以怨报德，这是小人的卑鄙伎俩；二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这是常人的做法。这虽比“以怨报德”高尚，但它毕竟胸怀还不够宽宏大量；三是“以德报怨”，这是君子的做法。老子既反对“以怨报德”，也不赞成“以怨报怨”，认为圣人应包容万物，甚至包容仇怨，主张“以德报怨”，即以恩德报答仇怨。实践证明，在特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以德报怨”是一种化解仇怨的有效办法，故为历代士人所采纳。“琅琊王素好善慕义，博学深广，多见以德报怨之义。”（《襄阳耆旧传》李衡）明代洪应明在《菜根谭》一书中，指出对待恩怨的正确态度应是记恩忘怨：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则不可不忘。杨继盛对“以德报怨”的社会效应诠释说：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则即时丢过。……有人向你说：某人感你之恩，则云他有恩于吾，吾无恩于他，则感恩者闻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说：某人恼你谤你，则云彼与吾平日最相好，岂有恼我谤我之理，则恼吾者闻之，其怨即解。“（《父椒山谕应尾应箕两儿》）清代学者金缨在《格言联璧》中肯定“能容小人，是大人”。指出“一念容忍，不但是无量德器，亦是无量福田，试看哪有不 “以德报怨”虽然是一种化解仇怨的办法，但是终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仇怨。“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 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人间仇怨，就必须采取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七十九章）的态度，即应当像天道那样无私，“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只给予人而不向人索取，仇怨自然就不会产生。如果像税官那样，只向人索取而不给予人，仇怨，势必产生。这种办法，看起来好像吃亏，其实是不会吃亏的。这就是老子所谓“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八十一章）的道理。俗话说：“施者比受者有福”，也是这个意思。清代学者钱泳深知这个道理，指出：“或者之言曰：‘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此言最妙!” （《履园丛话·臆论·恩怨分明》）特别是在自己得势之时，更不应利用手中大权报私仇。晋文公出逃时，他的财物保管者头须趁机将其财物卷走。而当他回国即位、大权在握时，那个不知羞耻的头须又回来求见晋文公。晋文公深知在他出走时，举国上下相当多的人都依附于反对者的一方。为了安定全国人心，他容忍了这个无耻的小人，并接见了他。这是一种明智之举。成吉思汗虽与泰赤乌部有仇，但当他得知泰赤乌部的粮食、帐篷不足时，非但没有加害于他们，反而主动地提出一块住宿，平分猎物。这一“以德报怨”的态度，感动了仇人，泰赤乌部纷纷向他投降。这就证明，宽恕别人，不计私仇，是一种避免仇恨循环相报的正确途径。 在人际关系中，明是非，白诽谤，乃是常人之情。而道家则主张“无辩”、“不争”的宽容态度。如何对待是非呢？金缨在《格言联璧》中主张：彼之理是，我之理非，我让之；彼之理非，我之理是，我容之是非窝里，人用口，我用耳；热闹场中，人向前，我落后这是一种“以无心息天下之争心”的人生艺术。何以息谤？曰无辩。认为“人之谤我也，与其能辩，不如能容”。宋朝有个名叫富弼的大臣，当有人告诉他“有人在骂你”，答曰：“恐怕是骂他人吧？”又告之：“是指名道姓在骂你。”答曰：“天下难道就没有同姓同名的人吗？”富弼并非不知道他人在诽谤他，咒骂他，只是“无辩”、“能容”而已。这种宽容态度也是一种化解人际矛盾的有效方法。 三 “宠辱不惊” 正因为圣人具有“上德若谷”的胸怀，所以在荣辱观上，老子提倡“宠辱不惊”。在老子看来，世俗之人由于名利得失之心太重，缺乏“无私”、“无我”之境界，在他们的心目中，“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老子》十三章）即一旦受到宠爱或屈辱都会感到意外的惊喜。惊与喜是以“小我”的得失利害为转移，失去心灵的宁静和平衡，整天为宠荣与屈辱所惊扰，这叫“宠辱若惊”，这是老子所反对的。老子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胸怀若谷，做到“无私”、“忘我”，置荣辱、祸福、生死于我之度外，视之为身外之物，那还有什么惊喜可言？这叫“宠辱不惊”，是老子所提倡的。在老子看来，只有“知其荣，守其辱”，做到弃尊荣守辱卑，成为“上德若谷”的人，方可达到“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的人生境界。这种“宠辱不惊”的美德多为后世所称颂。楚国宰相孙叔敖“三次做宰相而不知荣耀，三次罢官也没有忧色”。隐士肩吾称赞孙叔敖确有过人之处，孙叔敖回答说：“我哪里有什么过人之处呢！我认为爵位之来不能推却，它的失去也不能阻止。爵位之得失不在于我，故无忧色况且不知道可贵的是在宰相还是在我？如在于宰相，就和我无关，如在于我，就和宰相无关我整天踌躇满志，逍遥四方，哪里顾得上人间的贵贱呢？”（《庄子》田子方）东汉王充虽多次做过地方官，但是他“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论衡自纪》）《警世通言》有一则“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楚人钟子期本是道家信徒，隐居山林，以打柴为生。初见晋国大臣俞伯牙，伯牙全无客礼，子期受辱不惊；后待如贵客，子期亦不欢悦。俞伯牙见（钟）子期宠辱无惊，愈加爱重，遂结为知音。由上可见，只有真正做到“爵禄不入于心”，方可以“空字解忧”。老子的“宠辱不惊”思想，是潇洒人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宰相肚内能行船”这句名言，是对老子的“宠辱不惊”思想的形象说明。《警世通言》有一则《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的故事：宋代名相王安石挂冠而归南京时，不用官船，微服归行。他的一名亲吏江居禀道：相公白龙鱼服（比喻权贵人物化装微行），隐姓潜名。倘或途中小辈不识高低，有毁谤相公者，何以处之？荆公道：常言“宰相腹中撑得船过”，从来人言不足恤；言我善者，不足为喜；道吾恶者，不足为怒只当耳边风过去便了。说明老子的“宠辱不惊”的思想已经凝聚于中国人的心灵之中，成为一种传统美德。但是，我们决不可把道家的“宠辱不惊”的宽厚之道，简单地看成是不分是非“美恶的姑息与怂恿”。它的精义在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潇洒人生，并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潇洒走一回”。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现代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崛起，老子所揭露的物质生活提高与道德水平下降的矛盾更加突出，更加严重。在现代社会中，利欲熏心，权钱交换，道德虚伪，心理失调，精神失落，人际关系紧张，正在折磨着当代人的潇洒人生。老子的“上德若谷”思想中所包含的人生真理，可以使人们从思维方式和人生艺术上对现代文明进行深刻反思，起到某些救弊补偏的作用，从而推动人性在更高层次上的返朴归真。老子“上德若谷”的人生哲学在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是一剂针砭社会心理疾病的良药，往往闪烁着人生的智慧之光。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转换道家思想，就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洒脱、更自由，在人生之路上潇洒走一回。这是道家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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