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我读了两年，本来照规矩清华研究生毕业后要送出国留学。可是当时系里说清华外文系的学生不送。我听到这话后就决定提前毕业和钱先生一同出国。”

“您的处女作也是在清华念书时发的吧？”

　　“我当时选的是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课，大考的时候，我就交了一篇文章，叫《收脚印》 。朱自清先生推荐给《文学季刊》发表了。这算是我的处女作吧！”“您当年和钱先生回国后好像是在清华任教吧？”

　　“我们回国后，钱先生去了西南联大，我当时带着孩子去了上海。解放以后我和钱先生一起成了清华的教授。当时清华有一个老规矩，夫妻两个不能同时做正教授，我只有兼任教授。职称是教授，可是不能享受教授的待遇，不能拿教授的工资，按钟点算，一个钟头只拿几块钱。”

　　不久，中国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开始，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耳朵嫩，觉得“脱裤子”粗俗，便称之为“洗澡”，相当于“洗脑筋”。杨绛先生的长篇小说《洗澡》就取材于这个时代。

　　“当兼职教授很舒服，钱先生他们搞‘三反’整天开会，我就躲着不参加。如果是教授开会我说我是家属；要是家属开会我说我是教授。我躲起来可以看很多书，预备功课。所以我写《洗澡》是具体而为的。”

　　１９５２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次年钱钟书和杨绛被调入刚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１９５５年北大文学所改隶属于中国社科院。杨绛和钱钟书就这样离开了清华。

　　“我最留恋的地方是清华，可是我再到清华时，清华完全变了。不久前清华送我一个匾，叫‘寿与校同’。清华是１９１１年成立的，我是１９１１年出生的。”

　　我爱我的祖国

　　“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１９４９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大陆的，为什么留下了呢？”

　　“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大陆有三个选择，第一个是去台湾，第二个是去香港，第三种选择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

　　“为什么不出国呢？”

　　“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

　　“当时外国聘请你们，你们都拒绝了？”

　　“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以出国为荣，有些家长在孩子上小学、中学时就送出国了，您对这种现象有何评价？”

　　“出国深造留学我不反对，但如果一个孩子没有任何文化根基就出国，出国后就变成外国人了，已被异化了。我不赞成很小就把孩子送出国。中国已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不比任何西方文化差。出国留学可以学习人家的技术，但不能丢了文化根基。我十分爱我们的文字，几千年中国的统一靠的就是汉字。你流浪到广东去了，听不懂他们的话，只要用汉字‘告一个地状’，人家就会向你伸出援助之手，你就可以回家。这就是中国汉字的好处。假如是拼音文字，一个村两头的读音都不一样，发音随着时间也变化。中国地域广大，可能都说同样的语音吗？”

　　“现在台湾又搞了一套拼音来给汉字注音，你认为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越南和中国以前用同一种文字。越南成了法国殖民地之后，法国人首先灭了他们的文字，改为拼音。我们出国时在船上碰到一个越南人，他痛哭流涕地说本来我们同用一种文字，现在不同了。那个人姓吴，可是拼音一变就成了‘鹅’了，我都不记得是什么声音了。我们中国的文字是统一全国的保证，因为文字的统一保存了我国几千年的文化。无论成吉思汗还是满清王朝，他们统治中国之后，都被中国文化同化了，这可以看出我们文化的生命力。现在台湾搞的这一套完全是在搞分裂。汉字现在已有了繁体字和简体字之分了，如果注音方法再不一样，那就完了。我们要想统一祖国，统一文字是非常重要的。”

　　“我十分理解您的爱国之情，可是国内历来的政治运动让你们吃了不少苦，现在后悔吗？”

　　“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现在许多年轻人出国就是为了挣钱享受。活着为什么？挣钱，然后花钱，花钱又挣钱，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老一代有许多人活着不是为了挣钱，还有一种理想的追求。”

　　“您已是九十高龄的人了，您是怎么看待生与死的？您怕死吗？”

　　“生、老、病、死都不由自主。死，想必不会舒服。不过死完了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我觉得有许多人也不一定怕死，只是怕死后寂寞，怕死后默默无闻，没人记得了。这个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