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人士自发进行办班培训，是传承民族文化卓有成效的一种方式。云南大理市的民间艺人张亚辉，酷爱白族民间歌舞艺术，15岁时开始学习，已经学了30年。他看到白族年轻人对民间艺术懂得不多，白族民间艺术后继乏人，便自筹资金，从1986年开始办培训班，每期8个月。开始时只有3个学生，现在培养了将近3000人左右，每期有五六十个学生。传授的内容主要有白族大本曲、唢呐、三弦等，现在学生遍及昆明民族村、苍洱艺术团等，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能凭借自己学到的才艺找到工作。

纳西族青年东巴祭司阅读用象形文字书写的纳西历史书籍。

　　家庭传承方式也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特别对于一些民间特殊行业，诸如民间信仰中的神职工作、民间工艺、民间医药等，就常常采取这样的传承方式。比如纳西族的祭司东巴、彝族祭司毕摩、哈尼族的贝玛等，按照传统是实行父传子的传承方式；又如大理周城的白族扎染、新华村的银器制造、丽江市玉龙县白沙县的古老铜器业、民间的不少草医等，采取的也都是家庭传承。丽江的纳西族民间音乐“白沙细乐”的传人和茂根先生，就曾经长期采取家庭传承的方式。

彝族的“毕摩”手里始终掌握着两件法宝：一是知识文化；二是主持宗教礼仪活动的权力。所以，毕摩成了天神的代表。

　　杨福泉在2007年的调查中得知，2002年4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鹤庆县标祥九龙工艺品加工厂厂长寸发标，擅长制作银器铜器工艺品，他设计制作的九龙壶、九龙火锅等银器九龙系列产品深受国内外人士的欢迎，而他的技艺就是家庭传承，到他已是第6代。如今，他在家里又带了20多个徒弟。被授予“云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银制品厂厂长洛桑扎西，是一个藏银传统制作工艺师，祖祖辈辈是藏银工艺制作世家，传到他已是第14代。此外，香格里拉著名的尼西陶器制作，名师也都是出自家庭传承。

哈尼族的老贝玛在祈福。

　　此外，据了解，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大本曲的著名艺人，过去多是家庭传承，现在有家庭传承和拜师学艺两种。民间草医进行家庭传承的例子，在各个民族中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杨福泉认为，如果把文化传人的培养与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割裂开来，进行封闭式的培养，是不会成功的。已经过世的音乐家田丰先生曾经在昆明市的安宁县郊区主持过“民间文化艺术传习班”，对从各个民族中选拔出来的年轻人进行封闭式的培训，当时学术界颇有微词，认为是“把鱼儿捞出了它赖以生活的水”的培养方式。这话听起来也对，从理论上讲，培养民族文化传人确实应该是在他们从小成长生活的故乡，但笔者也理解田丰先生的苦衷，他是无奈地进行这种培训方式的，因为他看到了中国乡村在主流文化潮流和全球一体化浪潮中，正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文化变迁，也许这些鱼儿生活的水里，已经没有能足够供应的养料，他们可能在为日常生活的奔波中无暇顾及学习自己的传统艺术，或者已经无法学习到他们自己民族的艺术，而需要专门到一个有老师的训练班里进行一些强化训练。

　　所以， “进行不离本土的培养”，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有个前提，即他们的本土应该具有能够培养他们的条件，即文化资源、文化环境；另外，他们必须有相应的条件能安心学习自己的传统艺术。如果自己每天生活的环境已经全然没有滋养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土壤，那鱼儿也没有办法。我说的水，这里指的就是日常状态的民俗土壤和养料，有了它，才能抚育出民间艺术的青枝绿叶红花。

　　杨福泉，云南丽江人，纳西族，文学学士、历史学博士，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纳西学研究会会长。研究领域包括民族学与人类学、纳西学、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等。已经出版的著作有《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纳西族文化史论》等20种；曾赴美、加、德、瑞士、瑞典、意等国访问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