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河南饥荒，光禄寺寺丞钟化民奉钦差前往赈济。在河南，钟化民听到了这样一个事例：内乡县有个叫李来学的穷秀才，家徒四壁，贫苦不堪，眼下碰上饥荒，一家老少奄奄待毙，李来学自己更是足足有三四天水米未沾牙。知县得知后，赏识李来学是个很有节操的读书人，便独加优厚，派人送去银两接济。这样，李来学这位濒临死境的寒士及一家老小，得以摆脱饥饿的威胁。

穷秀才的悲苦境遇与遭际，让同样是读书人出身的钟化民万分感慨。他对河南省的官员说：“我皇上作养人才，本为他日之用，但秀才不工不作，非农非贾，青灯夜雨，常无越宿之储，破壁穷檐，止有枵雷之腹。一遇荒年，其苦万状。”

面对这种境况，督理荒政的钦差大臣钟化民认为，必须推行养贤养士的政策，救济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寒士。于是，他通过捐俸和筹措资金，“广置公田”，让地方政府利用这些田地的租收来救济贫士。

其实，置学田以赡寒士，并不始自钟化民，而是明代供济生员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措施。在明代，俗称的“秀才”，就是“生员”，是通过县、府两级主持的“县试”、“府试”后的读书人。一旦“选为生员，登之黉序”，就有可能考取举人、进士，踏上仕途，成为国家的栋梁。所以这些人是未来的社会精英，也是储备中的人才。

嘉定孔庙的石碑及碑座，壁间有碑刻，记述修庙、置学田等事迹

“满朝朱紫贵，俱是读书人”，科举制度盛行的明清两代，造就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普遍社会心理，也造就了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但是这条人才向上流动的途径只有一条，那些有幸成为“天子门生”的读书人也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的读书人难免沦落尘下。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等沦陷到生存的边缘，缺乏基本生存技能的读书人往往要领受穷愁潦倒的境遇。还有不少读书人一辈子屡试不第，困顿科场，在贫病交加中苟延残喘。蒲松龄“布袍萧索鬓如丝”的诗句，便是这些人的写照。

儒家向来有“穷且弥坚，不堕青云之志”的鼓吹，一箪食、一瓢饮，身居陋巷的颜回也被奉为贤士的楷模。但现实终归是现实，饱读圣贤书的肚子敌不过饥饿，荧荧的一盏青灯也挡不了夜来寒雨。更何况作为知识阶层的士子是国家的根基，是一个社会道德理想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明清两代之所以主动赡养和轸恤士子，出发点正基于此。救济贫困的生员，从现实的层面讲，是为了维持这些寒士的生计，但更主要的是为了一种社会理想，这就是维护文化的序统和薪火相传，维护“贞士之清操”，维护士人的气节。

除了设置学田，明代的生员享有赋役优免的特权，并由国家给予特殊的体恤。明代国制规定，凡遇饥馑，地方政府要“设处米谷”，对贫困的生员“计户分授”，并优先赈恤。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山东大旱，饥荒惨烈。朝廷发白银25万两、米谷16万石予以赈济。这次赈济，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惠寒士”。当时灾区有一个知县，发布文告说：“炊爨午宴，谁能以诗书疗饿腹？坐使菁莪之彦士，空吟苌楚之苦词。”所以这位县太爷在文告中宣布，除朝廷钦定的赈银外，还将缙绅的捐助，悉数移送县学，救济那些枵腹的秀才，并“当堂给领包封”，一次性发放到位。

清朝定鼎中原后，承袭明制，对寒士的给赡尤加重视。入关伊始的顺治元年（1644年），就颁令各省设置学田，“凡直省各学贫生，听地方官核实，申文该提学，于所在学田内动支银米酌给”。

乾隆元年（1736年），朝廷作出决议，今后凡“被灾贫士”，均由地方官“按其家口，量加抚恤”。此后，饥荒时期的生员赈济成为清代的定制。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直隶水灾，新安县就赈济生员129户，计526口。道光三年（1823年），苏州、松江一带大水，当局对生员、平民分别加以抚恤和赈济。太仓州还开设学厂，专门供贫生籴米。

“酌拨银米，资其饘粥”，明清两代的生员救济，在对于贫寒士子的悯恤之中，鲜明地体现出对读书人的尊重，对文化的珍视。乾隆年间，有位知县为敦促秀才们去县学领赈，特意写了篇告示，题目就是《优礼斯文》。这“优礼斯文”，不仅别有深意，也让后来读史的学子领略到一份温暖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