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葛洪（283～363）集战国以来神仙思想和各种方术之大成，将早期道教的神仙信仰理论化、系统化并与儒家纲常名教结合起来，创立了道教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神哲学形态。探讨葛洪的修道思想和方法，对于了解道教思想尤其是道教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把握道教思想的精神实质并发掘其中的积极因素，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神仙存在 仙可学致

作为神仙不死的反命题，怀疑、否认神仙长生的观点自秦汉以来一直存在。葛洪站在道教有仙论的立场，从理论认识的高度，运用思辨的方法，驳斥了无仙论对神仙存在的怀疑，为神仙信仰进行了辩护。他著《抱朴子内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回答对神仙长生的疑问和攻讦，论证神仙存在、凡人可以通过学仙修道成为神仙而长生不死。葛洪主张神仙存在的主要论据是：

1、有限认识不能够否认神仙存在的可能性。人的见识和思维是有限的，但是，事物存在的可能性却是无限的，“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若以人们的有限认识来否认神仙的存在，就好比以分寸之瑕，弃盈尺之夜光；以蚁鼻之缺，损无价之淳钧。“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谓之有，所不能及则谓之无，则天下之事亦鲜矣。”显然，葛洪已经看到了人的认识的局限性、事物存在的无限性以及思维与存在的非同一性，他的上述论述，正是从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关系来为神仙存在进行辩护的。

2、感官经验不能够判定超常之事。人们常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为依据来判定真伪有无。由于没见过神仙，也就不相信神仙的存在。葛洪却认为，人的感官能力和实际经验只在很窄的范围内起作用，对于判定神仙是否存在这类超常之事，感官经验是无能为力的。“欲以所见为有，所不见为无，则天下之所无者亦必多亦。”世间之有无，并不以感官经验为依据来判定。“虽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毕见焉。虽禀极聪，而有声者不可尽闻焉。虽有大章、竖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虽有禹、益、齐、谐之智，而所常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所以，“不见仙人，不可谓世间无仙人也。”

3、葛洪反复强调，特殊事例的存在是不能简单以普遍概括加以排斥的，他承认一般认识或普遍概况的重要性，但特别强调了与之相对的另一面，即个体性、特殊性、变化和超自然的一面。他说：“存亡始终，诚是大体。其异同参差，或然或否，变化万品，奇怪无方，物是事非，本钧末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终者多矣，混而齐之，非通理矣”。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葛洪指出了“大体”并非“通理”，也就是说，经验概括不等于普遍必然的原则。葛洪列举了大量不在普遍现象之中的特殊事例，说明世上任何事情的发生、出现和变化都是可能的：“谓夏必长，而荠菱枯焉；谓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谓始必终，而天地无穷焉；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存焉。盛阳宜暑，而夏天未必无凉日也；极阴宜寒，而严冬未必无暂温也。百川东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静，或震动而崩弛；水主纯冷，而有温谷之汤泉；火体宜炽，而有萧丘之寒焰；重类应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既然有这么多特殊事例不在普遍概括之内，神仙长生为什么不可能超出于普遍概况之外呢？“万殊之类，不可以一概断之”。“天下之事，不可尽知，而以臆断之不可任也。”神仙之事本来就是超越常事常理的，因此，不能拘俗守常，依据对一般事例和日常经验所作的概括，来否认神仙的存在。

4、历史上有神仙存在的大量记载。葛洪举例说，刘向在《列仙传》中就举出了70余位仙人。刘向学识渊博，思理清澄，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诚无其事，妄造何为乎？”再有，前哲所记仙人近将一千。邃古之事，用不着亲眼所见，都是依赖于记籍传闻，所以古人关于神仙的记载是应当重视的。“龟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古人岂欺我哉”。

5、人们之所以不相信神仙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以感知为判断有无的依据。在葛洪看来，人的感官认识其实是很有限的，“谐老戴天，而或无知其为上；终身履地，而莫识其下；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寿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况乎神仙之远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浅之耳目，以断微妙之有无，岂不悲哉？”二是以圣人所言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人们以为，圣贤不谈神仙话题，儒家经典对神仙没有记载，所以神仙之事不足为信。葛洪则指出：“日月有所不照，圣人有所不知，岂可以圣人有所不为，便云天下无仙。”“世人谓圣人从天而坠，神灵之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其于服畏其名，不敢复料之，以事谓为圣人所不能，则人无复能知者也，圣人所不知，则人无复知之者，不亦笑哉。”三是以秦皇汉武求仙未成为例，断定无仙可成。葛洪则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更何况求仙这等难事，哪有求者皆成的道理。秦皇汉武求仙未成自有原因，岂可以此便断定无仙可成。

葛洪不仅用种种论据来论证神仙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主张神仙可学。其基本依据是：自然的许多动物和植物都是长生的，如龟、鹤、蛇、猴以及松、柏等等，有的数百岁，有的数千岁。“观一隅则可以悟之”，人为万物之灵，完全能够效仿这些动物和植物，“学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气以绝谷”。这种见解虽然显得幼稚，缺乏对人和动、植物的本性的深入认识，但是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肯定人可以从自然界长生不衰的动、植物中，探寻延年长生的因素和办法，是颇有启发性的。有人认为神仙都是特受异气，秉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因此，人当中有彭、老，犹如树木之中有松柏，完全是秉之自然，并非后天学以致之。葛洪针对这种观点指出：“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知上药之延年，故服其药以求仙；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道引以增年。且夫松柏枝叶，与众木则别；龟鹤体貌，与众虫则殊。至于彭、老犹是人耳，非异类而寿独长者，犹于得道，非自然也。众木不能法松柏，诸虫不能学龟鹤，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则可与之同功矣。”葛洪否认人之成仙取决于是否“有种”，他深信“我命在我不在天”，神仙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学得的、修炼而成的。在他看来，彭老和历史上的神仙就是修炼成功的典型。

二、形神相卫 内修外攘

《抱朴子内篇》花了大量篇幅阐述各种修炼方法，怎样能够长生成仙。葛洪说，浅见之徒“知好生而不知有养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

葛洪在很大程度上把神仙“人化”了，在他的描述中，神仙表现为一种长寿不死的具有某些特殊能力和特点的人。更重要的是，原则上说人人可以成仙，一般的人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法都可以修炼成仙。在葛洪看来，仙人主要靠药物和术数养生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而达到肉体不朽，长生不死。凡人只要掌握了这些仙道法术，就能成仙。这种具有革新意义的神仙观念，为广大的人群尤其是下层民众指出了此世成仙的前景。

葛洪吸收魏晋养生家的“形神互持”观点，提出了“形神相卫”的思想，一方面指出“形须神而立”，强调精神对肉体的统率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形者神之宅也”，看到肉体对精神的制约作用。因此，修道成仙，形神不可或缺，二者同样重要。葛洪阐述的修道成仙法术很多，大致可分为“内修形神”和“外攘邪恶”两部分。内修形神主要是宝精行气和服金丹大药——“欲求神仙，唯当得其至要。至要者，在于宝精行炁，服一大药便足亦，不用多也。”。葛洪在内修方面还十分重视对食、思、情的控制和调节，并且多次谈到了性命双修、恬淡守真乃至存理去欲的观点。他说：“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淡泊，涤除嗜欲，内视反听，尸居无心。”“仙法欲静寂无为，忘其形骸”。“仙法欲博爱八荒，视人如己”。这些观点，对以后道、儒两家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葛洪在谈到神仙方术时尤其重视服金丹大药。他认为金丹之道才是最高的仙道，才是上品的神药。“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者焉。然则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为什么还丹金液是“仙道之极”呢？因为在葛洪看来，“金丹之为物，烧之逾久，变化逾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药，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可不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可见，葛洪金丹服食思想的基础观念是“假外物以自坚固”，这种观念固然把人体复杂的生命运动规律与自然界无机物的化学运动规律混淆起来了，但凸显了人与自然的同质性、互通性以及万物变化的普遍性。用葛洪的话来说，“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异嫌金银之不可以异物作乎？”在他看来，服金丹不仅可以长生，而且可以先知：“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来之事也”，“老君则年命延长，心如日月，无事不知也”，“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万物也。欲隐形及先知未然方来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黄丹一刀圭即便长生不老矣，及坐见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寿夭富贵贫贱，皆知之者也。”这种见解显然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还对内修、外攘的步骤和要点作了不少具体的说明。他强调，学仙修道必须立志、明师、勤求，“夫求长生、修至道，诀在于志，不在于富贵也。”“仙者，唯须笃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静，便可得之。”这就突出了宗教信仰在实现成仙目标上的重要性。他指出，学仙修道应当循序渐进，由浅以涉深，由易以及难；要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不可偏修一事，“惟有识真者校练众方，得其征验，审其必有，可独知之耳”。在知与行的关系上，葛洪特别重视行的作用，认为修炼之事“患于闻之者不信，信之者不为，为之者不终耳”。葛洪还把道教的长生成仙思想同儒家的伦理思想糅合在一起，提出要想长生成仙，不能只靠方术，必须积善立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

葛洪对道教的重大贡献在于荟萃众术而构成了一个以金丹之道为中心的独特体系，架起了从旧天师道、太平道等早期民间道派向后来的上清、灵宝等上层化道派过渡的桥梁，从而在道教发展史上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同时，葛洪把金丹理论与养生之法和炼丹方术紧密结合起来，在他关于如何服药及如何炼丹的大量论述中，包含了不少在医学、药学、养生学、化学等方面很有重要价值的东西。“他当然也承认导引、服气、服饵、存想、房中诸术在养炼中的作用，但却否定祭祀、咒术的效用。这表明他的神仙术的强烈的技术性质，相应地则具有一定的和宗教性相对立的实践理论色彩。……因此也形成了道教特别注重养炼技术（例如炼丹术）的特征。道教向人们具体指出了养炼成仙的技术和方法，这也是它对民众具有诱惑力的原因之一。”

三、立玄为本 思神守一

从哲学的角度看，葛洪修道思想和方法中最具特色和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高度来论证长生成仙的可能性。

葛洪把“玄”提升到本体的高度，《抱朴子内篇》的第一篇命名为“畅玄”，着重阐述了“玄”的性质和意义。葛洪认为，“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它虚无飘渺，变化莫测，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因兆类而为有，托潜寂而为无。”玄即是万事万物的共同本原或一切事物和变化的主宰。像葛洪这样用“玄”来概括神仙信仰所追求的最高目的，在道教史上还是第一次，其思想已显现出哲学理论的高度和超拔于世俗生活的文化特征。进一步说，“如果站在一种比纯哲学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的角度看，道教的神学信仰之玄，对此前道家而言，可以说是为之架设了一道走下哲学圣殿的桥梁，为公众开拓了一条逐步接近和理解道家哲学玄奥的途径。而对此后道教而言，则可以说神学信仰之玄开启了道教系统吸收道家理论的门径。”

葛洪立“玄”为本，而且把玄与“道”和“一”联系起来。他说，“道者，万殊之源也”。“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范铸二仪，胞胎万类，蕴酝酿沦者也。”“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葛洪对道的这些描述与他对玄的描述几乎完全相同，就是说，道和玄一样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它是“为声之声，为响之响，为形之形，为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静，圆者得之而动，降者得之而俯，升者得之而以仰，强名为道已。”当然，道与玄也有区别，道有天道、地道、人道之称，玄则是三道的总称。何谓“一”？葛洪有时指人体内之神，但更多的是用一来表达玄或道，一不过是玄或道的同义语。他说：“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谓也”。“一”的作用很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一能成阴生阳，推步寒暑。春得一以发，夏得一以长，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一与道的区别在于，“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可见，玄、道、一虽各有称谓，但三者是相同的。葛洪称其道为“玄道”，认为声色厚味，往往损人性命，荣华富贵，只是过眼烟云，只有“玄之所在”，才会“其乐不穷”，而“玄之所去”，便将“器弊神逝”。因此，要想长生成仙，永远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就只有修“玄道”，“其唯玄道，可与为永”同时，葛洪又称其道为“真一之道” 或“玄一之道”，认为 “人能知一，万事毕。知一者，无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无一之能知也。”所以，“子欲长生，守一当明。思一至饥，一与之粮；思一至渴，一与之浆。”。

葛洪认为修玄道或守一之道，只能靠思神守一。“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具体说来，就是要“遣损明之色，杜思音之耳，远乱听之声。涤除玄览，守雌抱一，专气致柔，镇以恬素，……反听而后所闻，徹内视而后见”。“闭聪掩明，内视反听，呼吸道引，长斋久洁，入室炼形，登山采药，数息思神，断谷清肠”。思神守一的方法就是内视内观的方法，即闭目而见一己身心之本来面目的存思方法。魏晋养生家也讲“守一”，但他们的守一属养生方术之一，没有越出庄子“守一”养神的范畴。葛洪的思神守一则已被宗教神秘化，并已上升到认识理论的高度。在葛洪看来，“仲尼虽圣于世事，而非能沉静玄默，守无为者也。……仲尼不免于俗情，非学仙之人也。”再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不可偏修；法者严而少恩，伤破仁义。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务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

葛洪的“守一”又可细分为“守玄一” 和“守真一”。守玄一是引导修炼者进入“玄览”状态的一种内观内视方法。守真一则是引导修炼者存思真神、与神相通的一种方术：“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约食，一乃留息，白刃临颈，思一得生，知一不难，难在于终守之”。在谈到守玄一与守真一的关系时，葛洪说：“玄一之道亦要法也，无所不辟，与真一同功。吾内篇第一名之为畅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复易于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长短服色目，玄一但此见之初，求之于日中，所谓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在葛洪看来，服金丹大药，虽未去世，百邪不近。服草木及小小饵，可令疾除命益，但不足以攘外来之祸，易为鬼神所犯。“唯有守真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辈也。次则有带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长生，危矣哉。”。

葛洪所倡导的这种方法其实是一种“溯源”的方法，即“以显而求诸乎隐，以易而得之乎难，校其小验，则知其大效，观其已然，则明其未试耳”。因为在葛洪看来，各种事物和变化，“其根源之所由缘，皆自然之感致，非穷理尽性者不能知其指归，非原始见终者不能得其情状也。”所以，葛洪的论证常常是从“小验”出发以推断“大效”。但是要看到，葛洪对通过认识途径（“穷理尽性”）而修道成仙是持保留态度的。他看到苦意极思、攻微索隐，有损于精思，无益于年命。“微妙难识，疑惑者众，吾聪明岂能过人哉。适偶有所偏解，犹鹤知夜半，燕知戊己，而未必达于他事也。亦有以校验，知长生之可得，仙人之无种耳，夫道之妙者，不可尽书；而其近者，又不足可说。”这种“论不足以尽其思、言不足以尽其意”的困境，确实是道家、道教乃至一切形而上学学说所不可避免的。

葛洪对神仙信仰及仙术和道术的论述，尤其是关于“玄”、“道”、“一”及思神守一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道教理论。其显著特征是：第一，以求长生、追求生命的延续为主要目的。这标志着生命意识的高度觉醒。但葛洪更多关注的是蝉蜕羽化、长生成仙的问题，不大注意心灵自觉和精神超越的问题，随着道教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修道思想的局限性会越来越明显。关于生命和精神的不同意义，其实《庄子·养生主》已有形象的描述——“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烛薪”好比人的生命，“火种”好比人的精神，烛薪燃烧到一定的时侯必然熄灭，而火种却可以传承延续，永不熄灭。这种修道思想，为葛洪之后的重玄学所弘扬，并成为此后道教修道思想的主流。第二，以养生之术、还丹金液为主要修道方法。虽然葛洪也阐述了“思神守一”的内视内观方法，但更多的还是对战国以来各种神仙方术和养生方法的总结概括。后来只是通过陆修静、顾欢等人的努力，道教才由传统的形神修炼，转而追求智慧明觉与求长生的统一。第三，主张既经时济世，又超凡入仙，“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是葛洪理想的人生境界。葛洪的修道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神学外衣包裹着的认识论思想，因此，其理论价值不在于神学层面而在于认识论层面。看到这一点，对于扬弃葛洪的修道思想、发掘和把握其中的合理因素至关重要。

葛洪的修道思想和方法高扬生命的主体性原则，将自然和人的生命作为一个未能尽知的领域加以探索，从理论的高度，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能性以及“我命在我不在天”对于修道成仙的重要性。通过葛洪，道教的基本教义完成了从“致太平”到“求成仙”的过度，道教追求肉体飞升、不死成仙的基本特征得以完全形成。在葛洪论证神仙存在、仙可学致的过程中，涉及到不少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如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感官和经验的局限性问题、日常经验与超常现象的关系问题、普遍概括能否涵盖一切特殊的问题、有限认识能否把握无限存在的问题、判断有无的依据和是非的标准问题、知与行的关系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