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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的交友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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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学是人学，而友道是人道的一种。朋友是一历史概念，各家对《论语》中朋友的注解不同，从而对孔子的交友之道的理解也不一致。依据《论语》文本，从外延、内涵两方面来看朋友的特征，“友直、友谅、友多闻”，“以友辅仁”是朋友的内涵。具体实践层面，即如何交友，涉及交友的基础、途径、社会条件、规范、原则、心理条件等等。“乐”是交友的收获，是“道”乐的一种表现。 一、对“朋”的不同理解 先秦儒学是“人学”。张岂之从儒学思想的历史形成过程入手，指出早期儒学的理论贡献，“(孔子)把‘仁’作为儒学的基本范畴，开始了关于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诸方面的重大课题，即人的价值的探讨。”“孔子，以及以后战国时代儒家的八派……都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人的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因此，早期儒家亦可称之为‘人学’。”即突出人的价值，从而定义了早期儒学的“人学”特性。朋友(“友”、“朋”)在探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友道是人道的一种。 朋友是古时五伦(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中的一伦。时至今日，五伦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君臣关系消失，代之以工作关系，父子、夫妇关系取平等之义，昆弟日趋于现代家庭的独生子女，朋友范围扩大。所以，交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题之一。理解孔子的交友之道有助于启发我们今天的生活。 《论语·学而》中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指出与远道而来的朋友会面，是情感的愉悦，但没有说明为何而乐，启发后人对朋友之“乐”的思考。《论语·子张》中讲到交友的问题，子夏的看法：“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则认为：“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 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夏的观点中,“可”与“不可”的标准不明确，更多含有主观因素；而子张的观点中，从主体“我”出发，严以律己，于他人要求似乎又过宽。孔门弟子之间对交友看法不一。 对《论语》的注释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代表注疏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台湾学者钱穆的《论语新解》。他们对《论语》中朋友(“朋”)的注解也不尽一致。 以“有朋自远方来”为例。朱熹注为：“朋，同类也。自远方来，则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朋”指“同类”，即“信从者”，“以善及人”是使朋友信从而自远方来的前提。刘宝楠的注解中引宋翔凤《朴学斋札记》讲：“弟子至自远方，即‘有朋自远方来’也。‘朋’即指弟子。” “朋”在具体语境中专指孔子的受业弟子。杨伯峻用现代汉语的“志同道合的人”注解“有朋”, 依据是旧注“同门曰朋”，以及上文《朴学斋札记》中解“朋”为“弟子”。“志同道合”在外延上扩大了“同门曰朋”,“朋”为“弟子”说，如果具体分析，则需要区分“志同道合”的朋友间相同之“志”、相合的“道”是什么。钱穆注：“朋，同类也。志同道合者，知慕于我，自远来也。”“同类”指“志同道合者”，且“知慕于我”。至于“知慕”我何事，文中没有具体说明。朱熹 对“朋”的理解不同，则对孔子交友之道的理解、认识也不同。我们从《论语》文本出发，分析孔子的交友之道。 二、朋友的特征 《论语》中对朋友多有论述, 或曰“朋”, 或曰“友”，或连用“朋友”。“友”出现的次数最多，有27次；“朋”次之，有9次；“朋友”连用有8次。“朋”与“朋友”意义相近，均作名词用。“友”作名词用法时,与“朋”、“朋友”意同,如子游讲：“吾友张也”，“友”指朋友子张。 从外延看,“友”与《论语》中的“者”、“人”、“群”、“党”等概念有相重合的部分。“者”、“人”外延宽泛,应用范围广，如“事其大夫之贤者”,“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者”、“人”是一般用法，指现实的综合个体, 而朋友(“友”) 是“者”、“人”的一种。“群”、“党”相对外延较小，内容也较丰富一些。“群而不党”(卫灵公)“和以处众曰群”，“群”表示众人融洽相处在一起的状态，又表示人数众多。“吾党之小子狂简……”(公冶长)“党”特指门人。上文引旧注说：“同门曰朋”。可见，“群”、“党”与朋友有相合之处。 《论语》中论朋友，有时与“兄弟”、“事君”相连，如“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孔门弟子之间也称“友”，如前述。实际上，朋友是一历史概念。 西周友指称族人， 简单概括为：宗法制度解体前，友指有血缘关系的同宗族人，“友”作为规范，既适用于兄弟、父子，又适用 从内涵看,孔子讲有益的朋友有三类：“友直、友谅、友多闻”。直，正直不阿比；谅，诚实无欺； 多闻，多闻见之识。“直”、“谅”指朋友的道德条件，“多闻”指朋友的认识条件。“友多闻，则进于明”指明仁道，仁道即人道，强调的是闻见有关仁道的知识。至于朋友是否需要了解关于农业、自然的知识，孔子没有作具体说明，如“樊迟请学稼”。 “直”、“谅”、“多闻”，不离仁道，曾子讲：“以友辅仁”。仁是早期儒学的基本范畴，孔子没有明确界定，多根据弟子材质不同而言“仁”。“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即取友之善，辅仁进德。辅仁之“仁”是德性之仁，德性之仁是本性之仁的物质基础，无仁德则无法实现仁性；本性之仁是德性之仁的逻辑前提和最高实现,有仁德,未必完全实现仁性。所以，以友辅仁进德，最终目标是实现仁性。值得注意的是“以友辅仁”，就“我”而言，仁性的逐渐实现需要外在条件朋友的辅助；就“友”而言，“友”本身具有潜在的仁性或表现出仁德，辅“我”之仁才会成立，“友”辅仁的过程也是“友”自身仁性实现的过程。可见，“以友辅仁”最终是“我”与“友”共同实现仁性。 从“多闻”到“辅仁”中间的桥梁是“朋友切切、偲偲”，“切切偲偲”，指相互切磋、勉励，“多闻”不是全闻，“多闻”也不一定是正确的闻见，所以朋友间需要切磋，相互学习。“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毋意”、“毋我”主要是反对认识论上的主观性；“毋必”、“毋固”主要是反对认识论上的片面性。即教人不要有私意之心，期必之心，固执之心，自我之心，而是要“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善从善。如此“切切、偲偲”,亦有“辅仁”的效果。 以上从外延、内涵两方面分析了朋友的特征。孔子论朋友，强调朋友的内涵，而且以仁道为归宿。这或许可以解释杨伯峻所讲的“朋”是“志同道合”的人，其“志”、“道”为善志、仁道。 三、如何交友 在具体实践中，如何交朋友？ 学习是交朋友的基础。所学为何？ “君子以文会友”，朱熹注：“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把“文”解释为“讲学”，钱穆注：“文者，礼乐之章。君子以讲习文章会友。”讲习礼乐之章是对“讲学”的进一步说明。学习的是“文”，“文”是交友的途径。“有朋自远方来”之“来”，“以文会友”之“会”是交友的社会条件，即是讲交友的活动性，主动性，要聚集在一起。“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卫灵公)由不义之言而生邪侈之心，由小慧而生侥幸之心，所以“群居”的社会条件具备，同时要言而及义，不逞小聪明，交友才会如实、有效。否则，难成为朋友，也难以“辅仁”。 “信”是交友的规范。孔子把“朋友信之”作为毕生的志向之一。朱熹注曰：“以实之为信”，《论语正义》上讲：“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违也。” “信”，诚实之义，理论效果是言行不相违背。“信”作为普遍的道德规范，适用于任何人。孔子师徒更强调其作为交友规范的“信”。“言必信，行必果”，在孔子看来是“硁硁然小人哉”，即识量狭小的人。因为“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言约信而合其宜, 则言必可践矣” 。践言需要的是“信近于义”，具体表现为：一为约信，一为合宜。“信”是规范，而“义”是“信”的标尺。 “忠告”是交友的原则。“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颜渊)尽其心以告之即“忠告”，朋友以诚相待，故“忠告而善道之”；又以义合，所以当有所止。“朋友数，斯疏矣。”“忠告”是原则,“义”是忠告的内在要求。这里“子贡问友”，可以理解为子贡问如何交友，或者问如何对待朋友，或者问什么是朋友。从夫子的回答来看，似乎子贡的疑问特殊，夫子的回答则是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重要的是，“我”与“友”身份的互动，双方彼此都应该以之为原则。孔门弟子之间对交友的看法不一，或许忽视了这种“我”与“友”身份的互动。 “无友不如己者”是交友的心理条件。钱穆注：“师友皆所以辅仁进德，故择友如择师，必择其胜我者。能具此心，自知见贤思齐，择善固执，虚己向学，谦恭自守，贤者亦必乐与我友矣。”以胜己之心交友,“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虚心向学，广交贤友；孔子又常教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所以在实践生活中当以好学、向道之心，择友辅仁。“乐”是交友的收获。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朋友自远方来，相互切磋砥砺，辅仁进德，是友乐；贤友多，“以友辅仁”，是友乐。《论语》中又讲仁道之乐。孔子自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乐在道中。又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此种安贫乐道，不以贫困而累心，固执其仁的精神，深得夫子赞扬。友道包含在人道中，所以，友乐是“道”乐的表现,“道”乐是友乐的逻辑前提。 以上所讲的具体实践中交友的途径、规范、原则、心理条件等，各个方面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之间有所关联。如交友需要以“无有不如己者”的心理去认识朋友，具体的交往过程，则要求“文”、“信”、“忠”、“义”的共同规范，朋友关系才有可能建立。即使建立，朋友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要变通，变通的依据不离仁道。 由以上分析孔子的交友之道可知，从文本出发，从材料出发，理解前人的观点或主张是我们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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