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阳历2月14日，是西方传统下的St．Valentine's Day，又名“情人节”，阴历七月初七，是中国的 “七夕节”或名“女儿节”、“乞巧节”，在台湾人的努力之下，已经被做成了“中国情人节”。就是这两个在日历上打死也碰不到一起的节日，最近竟生生地被人拖进“斗争”的语境里大干了一场。

近年来媒体上开始有了“七夕节为何干不过情人节”的讨论。主流的意见认为，中国人的普遍热衷“洋情人节”而冷落“本土情人节”，系“崇洋心理”以及“西方国家的国力较强大和文化较发达”所致，但是“这却不是批评教育所能扭转的”。那么，怎样才能使“七夕节”有朝一日干过“情人节”呢？关键在于:“七夕节”没有一个统一的而且适合年轻人的活动作为“节日载体”，而“情人节”的“节日载体”就要明确得多：鲜花，巧克力，烛光晚餐，等等。相比之下，传统的“七夕节”的主要活动包括看星星，“祈祷祭拜、穿针引线、杀鸡洗澡之类”，大多适合在乡下进行，很难让生活在都市里的年轻人接受。因此，如果不把这些活动内容改造一番，“七夕”就始终干不过“情人”。

尽管我不是很赞同“大多适合在乡下进行”的看法――既如此，何不因地制宜，将此项运动先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动起来呢？不过“载体”之说，的确很有见地。若缺了鲜花和巧克力，St．Valentine's Day一定会显得很缺乏干劲。不过是不是跟“西方霸权”有关，我看就很难说了。事实上，热衷于过西式情人节的中国男女，对于“殉道者圣瓦伦坦斯”的事迹大都不太了解，而罗马的牧神节作为再上一层的目录，有兴趣知道的就更少了。而按照莎士比亚所援引的说法，St．Valentine's Day其实是鸟类的择偶日：“忒修斯：去，叫猎奴们吹起号角来惊醒他们。早安，朋友们！情人节早已过去了，你们这一辈林鸟到现在才配起对吗？”（《仲夏夜之梦》）是人是鸟并不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一口咬定这事肯定与“西方霸权”有关的话，西方的霸主们想必是悲喜交集的：喜的是，有人再一次将“霸主”称号慷慨相赠，悲的是，目前流行于亚洲各国的“情人节”风俗及其叫我们比较羡慕的“载体”，其实都是日本人在上世纪50年代的杰作――准确地说，应该是日本巧克力公司的市场杰作。

经过日本人改造的情人节之所以很有“载体”，关键在于日本人把它切切实实地搞成了一场群众运动――2月14日这天，女人都会向自己喜欢的男人赠送心型巧克力，而日本男人在这一天通常备感压力，因为收不到巧克力是很没面子的事。这样一来，“爱情”问题就演变成“面子”问题，巧克力便分成了“义理巧克”和“本命巧克”两种，前者是礼节性的，受众为上司、男同事或者客户，后者赠给恋人、丈夫，或者暗恋的对象。不管怎么说，这一天最终还是变成了娱乐性丰富的“巧克力节”。在日本，巧克力年消费量的12%是作为情人节礼物售出的。2000年的情人节，日本女人平均一个人买了四到五盒巧克力。对于女生们在这一天里的倾情付出，贪吃的男生则把巧克力当成红包来收。根据漫画《山田太郎物语》改编的电视剧《平成小气夫妇》里的男主角山田自创一套节约法，其中就包括利用自己的美形在每年情人节努力放电，便能囤积足够吃上一年的巧克力。1978年，为了使男性获得一次主动反击的机会，日本全国糖果点心工业公会把3月14日订为 White Day――用糖果饼干回复或是拒绝异性在一个月前的巧克力进攻。相比于这种“大作战”式情人节过法，除了鲜花和卡片，西方的情人节简直就谈不上什么气氛，更遑论“载体”。

除了“情人节”之外，目前世界上能把“七夕”过得比较有“有利有节”也有“载体”的，算下来也只有日本和台湾地区了，只是日本人的“七夕”不仅改在了阳历7月，而且还被指责为“变成了观光和商业服务，逐渐背离了它原本的意义”。至于台湾地区的“七夕”，除了像“洋情人节”那样送送礼物吃吃饭，倒也没体现出更多的具有“民族气派”的创意。当然这也很正常，无论如何，尽管那张饼还没有被做得足够大，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在“洋情人节”之外我们还比世界各国多了一个“本土情人节”，多了一个购物搓饭以及促销的机会，我们就会心平气和地相信，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总是好的。要爱，不要战争，也是好的；多写情书，多赠情人节卡片，总好过互相写揭发信。至于节日究竟有没有“背离了它原本的意义”，此种忧虑纯属多余。一部大众文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背离了它原本意义”的历史，节日和人生都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幺，去体验吧。（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