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一向被视为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的精神家园，而大学本身的文化建设则关乎这一家园的品格与内涵。

　　大学为什么需要加强文化建设?首先，现代管理学告诉我们，组织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硬实力的竞争，更是软实力的竞争，而组织的软实力主要源自于组织的文化。大学的文化建设，实质上就是通过建立所有师生的共同文化语言，塑造一所高校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突破其内部不同学科院系之间的专业屏障，使大学拥有自己的灵魂和特色。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提升自身的实力和竞争力。

　　其次，中国上世纪50年代之后的大学教育，主要是依照前苏联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此种模式重专业人才培养而轻素质培育，具有急功近利的特征。有鉴于此，教育部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即提出了“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建设问题。1999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纲领性文件，自此以后，大学生的素质教育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其中人文素质教育则是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内容。而一所不重视文化建设、缺乏文化底蕴的高校是难以承担起培养具有完善人格的人之重任的。

　　再次，作为人类知识和价值的持守者与传承者，大学不但要向学生进行知识传授与技能，而且肩负有让他们掌握人类文明精华从而使其成为“有教养的人”的职责。而我们今天所处身于其中的市场经济环境，则对大学的功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大学，究竟该是满足市场需要的“服务站”，还是静观市场风云变幻的精神的守望台?大学应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市场，是其不容置疑的职能。但服务于市场经济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大学要通过它的文化传承功能来引领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向，而不应完全被市场经济牵着鼻子走。在一般的理解中，通过文化传承来奠定高校与社会的文化基础，乃是高校的基本功能与责任;对中国的高校来说，文化建设不过是对上述功能与责任的自觉与承担。

　　中国大学的文化建设应该如何开展?“文化”一词十分宽泛，相应地，“文化建设”的范围也相当地宽广;结合国外探索通识教育的经验及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特点，本文认为，中国高校的文化建设当从“国学教育”入手。

　　“人文”具有历史延续性，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与巩固他们的文化认同，不能不首先诉诸自身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大学的文化建设当以巩固大学生的中国文化认同为目的，以中国历史的人文经典为内容。通过重返中国历史的人文经典来巩固大学生的文化认同，需要开展国学教育并以之为起点。

　　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学”在内涵上是相通的，它不仅包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也包括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还包括中国的佛学和中国的道教。国学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智慧，，它规定着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特质。自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以来，这一传统智慧虽备受冲击，但并没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事实上，它以比较隐蔽的方式(如民族文化心理)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中，通过我们的思维与言行表现出来。借助于国学教育，我们可以将那存活于我们思维深处的“传统智慧”由隐而显，使大学生们对它由无意识而上升为自觉，所谓巩固文化认同实即得益于此种类型的教育。

　　有别于西方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智慧倡导“和而不同”，此种思维方式对解决当今世界诸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国际争端及现代性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著名政治哲学史家施特劳斯从其西方问题意识出发，曾有感而发地说:“仅当我们变得能够向东方特别是中国学习，我们才能希望超越技术性世界社会。”(《海德格尔式生存主义宣言》)另外，悌中国传统智慧中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天地境界”的人生追求、以孝悌为本的道德哲学，对塑造当今中国大学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都有重要意义。以“国学教育”为切入点的大学文化建设，在当今中国是恰切且必需的，其一，它可培植中国大学的文化根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其二，它为国学的普及与社会化提供了通道与平台，有利于通过重振国学来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继承中国人的传统智慧与引进西学、加速国家的现代化是否会发生冲突?中国现代大学建制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其诞生以与传统文化相断裂为标志，中国现代大学诞生之后，不是以传承自身民族文化为使命，而是以现代化的名义拉大了与传统文化的距离，中国大学因缺乏自身民族文化的滋养而处于无根状态。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及文化自信的回归，人们认识到，中学与西学并非是根本对立的关系，国学教育旨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传承传统智慧，同西学及科技的学习没有根本矛盾。源自西方的大学建制自有其植根于西方文明的“大学之道”，该“大学之道”也自有其普世性的一面，这是办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所应汲取的。但要办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尚需将中国的大学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这是高校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