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出生的傅国涌读到第一本真正意义的课外书，已经是小学四年级了，那是一套供批判用的三卷本《水浒传》，封面是深绿色的，翻开首先是毛泽东那段家喻户晓的语录：“《水浒》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因为传阅的人多，书角都卷了，“我当时读得那么小心翼翼，又读得那么渴望、贪婪。”傅国涌说。

　　他的这种小心翼翼和渴望贪婪，正是1978年文化坚冰刚刚被打破后人们阅读状态的写照。从1978到2008，傅国涌说，这三十年的阅读走向，经历了从人们非常“渴望读书”到“远离书本”的过程。相比第一个“十年”，后两个“十年”因从理想主义向“商业主义”转型，人们读书已经不仅仅纯粹追求精神的愉悦，阅读风气中开始夹杂了许多世俗化、功利性的东西，因此，不同人在阅读取向上，也走向了不同的岔路口。

这是在变革中转型的三十年

　　傅国涌说，这三十年，是一个变革中的转型时代，海外华人学者张灏曾把1895年到1925年这三十年称为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1978年到2008年这个三十年当然也是“转型时代”，只是转型尚未完成。人们的阅读，其实与社会变化息息相关，社会处于“转型时代”，阅读取向也必然如此。

　　在评点过去三十年的国人阅读时，傅国涌首先阐释了阅读的三种形式。一是功利性阅读。比如教科书、美容化妆书、管理学书籍等阅读，是为了达到实用目的的阅读，与本质意义的阅读无关。二是泡沫性阅读，也叫娱乐性阅读。比如《水煮三国》、《于丹〈论语〉心得》等阅读，便是昙花一现的快餐式阅读。三是超越性阅读，即超越于日常生活、求真求知的阅读，是人们对于精神世界的一种天然追求，这是最为本真的阅读。

　　只不过现在，功利性阅读和泡沫性阅读已是大众最多的两种阅读方式，超越性阅读只成为一小部分人的坚守。阅读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转换，最初十年，人人都渴望读书，把书作为获得精神滋养的主要载体；而现在，人们却开始拒绝书本，或者注重读书的实用性、娱乐性，偏离最为本真的阅读。

坚冰打破之后的激情阅读

　　傅国涌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高歌猛进的年代，是一个激情萌发的年代，在“文化热”的大旗下，各种各样的热潮接踵而来，令人应接不暇，即使处在远离中心城市、文化沙漠的乡村，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样的氛围。

　　对于深圳晚报开列的第一个十年书单，傅国涌认为，因为是个人化叙述的“书单”，其中有些书确实比较个人化，并不足以代表那个十年。代表一个时代的读物，应该是那个时代最广为传播的读物，或者是产生于那个时代的代表性读物。比如《古拉格群岛》在上世纪80年代就非常小众，并没有形成大众阅读，这本书直到90年代末才慢慢传开。另外，《歌德巴赫猜想》虽然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如今回头看过去，它只能作为一种现象存在，并不能成为一本沉淀的书。

　　傅国涌说，80年代首先不能不提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都是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的书。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也应该是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书，这套书几乎对整个时代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还有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也是那个时代的重要产物。

　　80年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哲学热”。先是“尼采热”，然后是“弗洛伊德热”，傅国涌至今难忘因未买到《梦的解析》而只好借读的懊恼，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性心理观点在当时来说确实令人震撼。在这期间，还有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热”，房龙的“宽容热”，“柏杨热”等等。“萨特热”要晚一些，厚厚的《存在与虚无》让人们开始了解西方的“存在主义”。

　　1986年，演唱《血染的风采》的徐良全国各地巡回做报告，轮到傅国涌所在的巴掌大的小学校，看的只是录像，可是校方也要求人人过关写心得。因为他的发言，没有对老山前线的“英雄”表现出足够的敬意，而是肯定和张扬了独立的人生态度，受到点名批评，并得了个全班最低分。

　　“老实说，我的社会关怀意识就萌动于1987年那个春天，那一年我20岁。”在那个时代，许多青年都有与傅国涌相同的思想萌动的经历，并转向对现实的思考，国人阅读也开启了一个“报告文学时代”。在本报列举的书单中，傅国涌看到了许多自己当年曾经在夜晚阅读过，亢奋过，拍案过，流泪过的作品。贾鲁生、胡平、张胜友、苏晓康、麦天枢、赵瑜、理由……他们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与那个特定的时代相吻合，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和共鸣。傅国涌说，在某种意义上，报告文学就是那个时期的时评，包裹着一点文学的外衣，行使的却是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的责任。

　　80年代的阅读，人们对于精神的追求达到了顶峰，虽然有的阅读行为也具有“跟风”嫌疑，但绝大多数都源于理想主义的追求，可以说，超越性阅读在80年代占据了主导地位。

社会转型之后的分众阅读

　　傅国涌说，从1989年开始，特别是1992年之后，中国社会开始转型，人们也逐渐从崇拜理想主义到注重实用主义、商业主义，阅读方向发生转换，不同的人有了不同的选择，并由此分众阅读。这种阅读风气的转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启，一直持续到今天。

　　90年代，仍保留了许多精神主义、理想主义的余波。比如在90年代不可回避的好书《顾准文集》，他那些关于社会人生的言论，滋养了许多人的精神世界。不过，像《顾准文集》这种书当时也只是在知识界普及，与80年代随便一本书开印就是十几万册的现象相比，相差甚远。

　　傅国涌说，顾准是一个在无边的黑暗中独自摸索，洞察历史脉络的哲人，一个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凋零的知识分子，他的那些原本没打算发表的文字，甫一问世，即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说顾准引发了一场思想界的小小地震，也许并不过分。“我庆幸，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荒唐、荒芜和野蛮岁月中，还有一个顾准；也庆幸，我们在90年代发现了顾准，此后，又发现了陈寅恪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发现了西南联大的传统，发现了《观察》周刊，由此重新挖掘出了一个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精神谱系。”

　　90年代末，不能忽略的一套书是贺雄飞的“草原部落”创作室策划的一系列丛书。贺雄飞提出的书籍策划规则是“人性、理性、智性”。这三“性”是许多中国人所缺乏的，当代中国人过多的只有盲目的躁动和激情。贺雄飞捉住了当代知识分子那飘忽不定的灵魂，承袭了“五四”传统，因此，这些有强烈批判意识的书，一投放市场就引起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击节共鸣。

　　到了最近这十年，分众阅读更加细化，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批好书。比如一些具有思想品质的书，在力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80年代，只不过可惜的是，拥有的读者已经不可能像80年代那么广泛。80年代，李泽厚的书可以成为流行读物，现在却无法出现这种学术书籍能够在大众中普及的现象。

　　这十年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世俗、娱乐的潮流开始逐渐掩盖一切，泡沫性阅读、功利性阅读逐渐取代超越性阅读，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形成了一种追求物质的时代氛围，大家也开始按照最简单的方式走路，寻找便捷的途径。当一个时代把什么人捧为最大的明星，你就知道这个时代阅读的风向标，比如80年代，李泽厚是“明星”，而到了近些年，于丹、易中天却是最大的明星。

　　傅国涌说，阅读向精神回归是肯定的，只不过仍然需要时间。真正的阅读应该与精神有关，我们古老的民族史上，从来都不缺帝王术、幕僚学、厚黑学乃至“下级学”，我们有烂熟的“人情练达”和“世事洞明”传统，我们缺乏的只是精神、人格层面的追求。一个民族要形成独立的健全的精神谱系，逐步造成一个足以与世俗世界抗衡的精神共同体，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精神共同体不是有形的，而是无形的，它是一种超越于世俗生活之上的精神力量，是维系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支柱。

　　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世界胸怀、现代人格和文明视角，需要常识理性，不需要乌托邦式的非理性。人是生物的，也是精神的。这样的人所构成的精神共同体才有望重塑民族精神，为每个人的自我解放提供价值尺度和精神家园。

傅国涌，学者，独立撰稿人，现居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