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天命观是儒学的基本理论之一，理论界对这一问题有较多研究与争论。一般认为，孔子站在对周礼继承和改革的立场，把恢复周礼作为终生志愿，因此他在天命问题上有二重性。孔子时代的天命观反映了不同于先周时期的新的天人关系，既具有自然意义，更包含着伦理的性质，反映了孔子思想自身的二重性和矛盾性、继承性与时代性。

在孔子以前的殷周传统思想认为，“天”是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支配社会生活，“天”是人们心目中的上帝，具有不可怀疑的绝对权威性。举国凡有大事，莫不问天行卜。夏伐有扈氏曰：“今予维恭行天之罚”。商伐桀则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盘庚》：“先王有命，克谨天服”，“予续迓乃命于天”。《微子》：“天毒降灾荒殷邦”。可见天是超越的、有意识的人格神，直接监督一切政治。

命，最早见于《书经》，《高宗彤日》：“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西伯戡黎》：“天既讫我殷命。……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诗经》中亦有多处言命，如《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荡》：“疾成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维天之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天有命，人民国家亦有命。总之，最初的天命是绝对权威，不可动摇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王权的更变，人们逐渐认识到“天命靡常”，周公更进一步指出“天不可信”的疑天思想，不仅承认了现实的“人”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以“人为”否定有意志的“天命”。“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天人相分”的观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孔子继承发展了西周“以德配天”思想，强调尽人事的作用，并根据当时的政治的需要加以发展，赋予它以更新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突出的伦理性质。

《论语》中“天”的概念共有十九处，孔子把天看作是最根本的。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即是说他是受命于天的。“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孔子虽没有把天描绘成能直接发号施令的最高主宰，却保留了天具有最高意志能主宰一切的权威。“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以上反映了“天”包含的情感因素，孔子言天，只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暂且回答那些无法解释的问题。透过天的神秘意义的外衣，便可发现其间蕴藏着的社会伦理意义与特殊的社会心理因素。正如司马迁在描写屈原被逐后感情上所遭遇的变化时所叹息的：“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这也正是孔子言天的真实意义。

“命”一词，在《论语》中并不多见，“子罕言天与命，与仁。”《论语》中，孔子和弟子们更多谈论的是“仁”。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人类的认识水平有限，“天”和“命”是孔子所不能解释的，却又无法回避的。《论语》中“命”的意义主要的有以下几种：“生命，寿命”，如“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雍也》）还有 “诏命，命令”，如“君命召，不俟驾行矣。”（《乡党》）再就是“命运”的意义，如：“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孔子把他不能解释的问题归之于命，我们却不能断定他宿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知其不可而为之”。这说明，他不仅看到了“命”的消极的一面，即自然对人的限制，也看到了“命”的积极意义，即一事的成功也是命。命是客观存在的，可理解为环境，不能因为命的消极方面即环境的限制，而放弃主观的努力。孔子虽然看到了“命”的积极意义，但他没有进一步加以发挥，这也反映了其思想的二重性，为了恢复周礼，他不能否定天的权威，为了推行仁政，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又不得不否定天的权威。所以他离天而言命，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命”的积极意义。

“究天人之际”是哲学永恒的追求，反过来又为解决天人矛盾提供精神武器。如前所述，远古时代，由于人们认识能力低下，对于外界的不可认识的事物，一律归之为天，把天视为最高主宰。天与人的矛盾，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实际反映的是客体与主体的矛盾问题。随着阶级的分化，作为强势群体的统治阶级看到了“天命”思想的价值，利用人们对“上天”的蒙昧无知和祈求心理，达到维护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通过“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他们进一步神化“天”。“天”与“人”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而“天命”又以其神秘外衣掩饰了这一矛盾。这便是殷周奴隶主阶级天命观的主要表现与实质。

但是，人类社会的前进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都是不可阻挡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天命靡常”、“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天”的权威地位发生动摇，孔子作为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当他看到人们遇到自然和社会的矛盾并无法摆脱时，一方面表现出思想怯懦无可奈何的感叹，另一方面又在利用内心潜在的伦理与文化因素启迪人们的心灵。所以，在他那里，带有神秘性质的原来意义的“命”的被否定，便是很自然的合乎逻辑的。否定意味着进步，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不能要求他在形式上彻底否定“天命”，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应看到“天命”内容的改变，他把“命”看作是一种社会行为的必然性。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看，他是十分注重“人事”的，他强调人生“有为”，“不语怪、力、乱、神”，罕言“命”而“与仁”。当子路询问“鬼”、“神”之事时，他严厉地责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这些都说明孔子是重人事而不信奉鬼神上帝，不信仰自然的神秘力量的。

总之，孔子的“天命观”还保留了旧的神秘的“天命”思想形式，这是他的阶级局限性。但它的实质内容却是强调“天命”的客观必然性意义以及社会和人的行为规范的伦理意义，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把孔子的“天命观”等同于“宿命论”的看法，或过分强调其自然意义，把它解释为“自然的发展规律”的观点，都是片面的，没有也不可能正确理解孔子的“天命观”。孔子“知天命”思想，反映了人类理性和智慧的觉醒，标志着我们的祖先认识自然与社会的能力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